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_阎云翔著；李放春，刘瑜译_9787208142091

　　《礼物的流动》是阎云翔根据其博士论文而改写的专著，主要关注了人类学领域中一个十分经典的研究问题，即礼物交换。作者在黑龙江省一个农村生活了七年，并为撰写本书又两度回访。通过参与观察、深描等人类学方法，关注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礼物交换及其文化意义。阎云翔在更新了传统人类学关于该问题的经典解释理论的同时，也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中“非制度化”的特点，并探讨了农村社会的社会结构。

　　十年以前，当我选择博士论文题目时，我感兴趣的是农村社会那种有序而又“非制度化”的特点。在那里，个体村民的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人际关系来界定的，社会结构就建立在以个人为中心的流动的人际关系网络上。因人成事是社会实践的常态，制度原则不过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锁头。怎样才能更好地把握流动的人际关系和非制度化的农村社会呢？礼物交换正巧为我提供了一种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研究对象；通过考察礼物的流动，我便可以重建流动之中的人际关系网络，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农村社会的结构。为此，我先后在1989年和1991年两次回到我以前曾经生活过七年的下岬村进行实地调查，结果发现光是礼物之流本身便是十分复杂的社会实践过程，于是将我的研究目标限定在农村礼物馈赠文化方面。本书便是根据我的博士论文而改写的一本民族志。
　　从论文选题的确立，到长期的实地调查，再到论文的写作和本书英文版的完成，前后将近有八年之久。这期间的切身体验，再加上此前两年的课程训练，使我由衷地喜爱人类学并为自己能够如愿以偿地从事人类学研究工作而庆幸。这门学科最使我着迷的有两点：一是长期的实地调查可以使我尽可能地靠近社会生活实践过程，二是民族志这一人类学特有的写作方式给了我再现和探讨这一过程的最有力的工具。
　　我觉得，人类学家的主要长处就在于他们总是力求从普通人的角度观察和体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用民族志这一特殊的文体再现社会生活，并以此为基础再深入分析和探讨象征体系、社会制度等等。为了能够找到老百姓而不是学者的视角，为了能够体验而不仅仅是观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人类学家就必须在他们所研究的社区与他们的研究对象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一般都要一年以上）。这里，实地调查（或者“田野作业”）并不仅仅是一种收集资料的方法，而是人类学家理解他人和体验自我生命的过程，也是人类学这门学科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本。那种手持录音机和笔记本四处访谈的调查方式是人类学家的大忌，因为如此收集来的是零碎的、抽离于生活之流的资料，而不是对于生活过程的观察与体验。所以，许多人类学家终其一生只在一个或两个社区内从事研究，同该社区不少成员结为毕生挚友，并因此而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怀有深切的同情和强烈的道义责任。这是那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队”式的调查所无法达到的一种境界。
　　长期的实地调查和与研究对象的亲密友谊使得人类学家更多了一些常识感，更加关注那些乍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常规事件的意义，也更加尊重有血有肉的个体行动者和具体而又多变的生活过程本身（而不是关于生活中的人与事的种种概念）。民族志的写作则是人类学家得以向学术界和知识界再现与探讨具体的人与事的“秘密武器”。我觉得，一个合格的人类学家应该是个优秀的讲述者，因为合格的民族志必须是优秀的叙事文本。就揭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之奥妙而言，一个好的故事给听众的启发恐怕不亚于一段抽象分析。当然，民族志绝不排斥理论。在优秀的民族志中，理论分析与经验事实的描述水乳交融、相辅相成，从而使人类学家能够将他们对于社会生活和文化现象的阐释建立在对生活过程本身的“深度描写”上，而不是建立在抽象的概念演绎上。
　　以上所述既是我在研究下岬村礼物馈赠文化中的体验，也是我为自己设立的追求目标，希望能在今后的长期实践中不断努力而成为合格的人类学家。从1993年起，我又三次回到下岬村进行实地调查，现已开始撰写有关该村的另一本民族志，重点考察在过去的50年中发生在农民家庭与个人生活领域的种种变化。回顾以往的体验也许会对今后的研究有些帮助。
　　记得我在1996年春初次看到本书英文版样书时，欣喜之余也曾为自己不得不用英文写作而感到遗憾。当我现在面对本书中文译稿时，那种七分喜悦三分遗憾的心情再次出现。
　　我想，最直接的缺憾恐怕来自于语言表达方面的限制。本书最初是面向英语读者，用英文写作的；其结构安排和表述方式在译成中文之后都难免有不符合国情之处。譬如，有关社会交换理论的讨论可能失之于过分简要，而对于农村习俗的某些描述又可能太细致。我本计划用中文将本书重写一遍，根据国内读者的需要做些增删调整。但是，在过去的两年中，几次尝试都因为时间紧张而不了了之。就文字表述而言，尽管两位译者和我本人都努力使译文本土化，不尽符合中文表达习惯的语句仍然未能完全避免。书中不时出现的洋腔洋调使我十分无奈并有些失败感。
　　假如我是在1998年而不是1991年写这本书，我会更多地考虑女性在礼物交换与社会关系网络建设中的作用。其实，我在书中已经注意到女性村民参加礼物馈赠活动至少与男性村民一样地频繁；更重要的是，她们还通过积极地参与生育礼仪和创造新的仪式（如流产后的仪式）而形成她们自己的女性关系网络。问题在于，我的分析中缺乏对于女性视角的重视；其结果是下岬村女性村民的主体性未能在本书中得到应有的再现。与书中的男性村民相比，女性村民作为个体行动者的形象是无声的和边缘化的。我在本书英文版付印之后便意识到这一严重缺陷，并准备在关于下岬村的进一步研究中予以改正。
　　此外，如果能够重新来过，我会努力收集国内学界关于礼物交换、面子和关系与人情的研究成果，并同国内学者对话。我在1991年秋开始写本书的初稿，当时所涉猎的主要是英语文献以及部分在香港、台湾出版的中文论著，对于大陆学者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几乎一无所知。另外，作为人类学者，我也更重视自己从实地调查中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并且自觉地将下岬村个案与人类学家在世界其他地方（如太平洋岛屿或印度的某个村庄）所进行的研究相比较。这种因专业训练而形成的倾向也使我在比较分析文献资料方面未能尽力；现在想来也是很遗憾的。
　　本书中译本的完成和出版有赖于王铭铭、梁晓燕、杨念群等的支持和两位译者的辛勤劳动，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阎云翔
　　1998年12月于北京大学勺园招待所

　　礼物交换关系中的权力与声望
　　尽管表达性和互惠性在人情文化的创建方面占据着突出的位置，然而下岬村民的礼物交换却并不总是平衡的。礼物的不对称流动司空见惯，尤其是在等级性社会关系背景当中。在许多情况下，非均衡的送礼牵涉到其他形式的社会交换，因而产生人际关系中的权力和声望。出于对等级情境下礼物交换的关注，我在本章中主要探究两个问题：第一，谁从礼物交换中获得了声望和权力——赠礼者还是收礼者？第二，在社会等级体系中不对称的礼物朝向哪个方向流动——是朝向地位高者还是地位低者？
　　这两个问题早就吸引了人类学家的注意力（参见Malinowski1984; Mauss 1967），并一直是个重要的论题。大多以往研究的结论认为，是赠礼者通过将收礼者变成债务人而获得声望和权力，因而在非均衡的交换中，礼物通常是沿着社会等级向下流动（参见Befu1966–67; Raheja 1988; Sahlins 1972; A.Strathern 1971; Vatuk andVatuk 1971）。葛里高利进一步断言，赠礼者的优越性是“全世界礼物交换体系的共同特征”（Gregory 1982:47）。
　　然而，下岬村的礼物交换体系呈现出与这些早期结论截然不同的景象：收礼而不是送礼被认为是声望的象征。在某些情况下，礼物沿着社会地位的阶梯向上单向流动，而收礼者仍然保持着对赠礼种类型的非均衡互惠：一种源于家庭的发展周期，另一种源于社会地位的鸿沟。我的分析集中于后者，即在身份等级中，礼物从下层向上层的单向流动现象。我进而讨论支撑这种单向送礼的社会–文化机制，并试图解释为什么下岬村的个案展示出与以往的研究大相径庭的特性。最后，我将论述对所有礼物交换研究来说简单然而核心的问题：为什么人们要参加馈赠活动？下岬村随礼行为的模式表明，是收礼的荣誉驱动着村民们随礼。
　　礼物交换的不均衡
　　在我进行田野调查期间，许多村民抱怨随礼太多，令他们不堪重负。抱怨随礼开销太大的同时，他们又试图向我表明他们并不小气，相反，他们十分懂人情，在随礼时总是力求慷慨。结果，一半以上的下岬农户一年需要在随礼上花费500元甚至更多（参见第4章的调査结果）。谈到随礼上的经济负担，大多数村民坚称他们送出的礼要比收到的礼多。
　　如果这么多的村民送出的礼比收到的礼多，那么这些礼物流向了何方？换句话说，有没有人收到的礼比送出的礼多？据普通村民所言，答案是“有，是干部”。他们把最近随礼风的兴盛归因于干部们的居心不良。下岬的一个教师说:“现在人们想方设法操办各种典礼，从中收礼，报纸上对‘送礼风’批评得越多，它刮得越厉害，为什么？因为这阵风是从上而刮下来。所有这些新风气是干部们和上面的其他人制造的，因为他们可以收礼，不用考虑回礼。”礼物交换关系中的权力与声望然而，当我向村干部提出同样的问题时，他们却全都否认他们曾经不回礼。一个干部坚称：“那会使我显得像个不知羞耻、不懂人情的人，没有人愿做这样的傻事，损害自己的名誉。”然而一些地方干部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抱怨他们的上司：他们向乡里的或县里的国家干部送礼，但那些人却不回礼。
　　受访者含混而矛盾的回答给了我很大启发，并引导我就礼物交换的平衡问题做了一项特殊的调查。我发现礼物的不对称流动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家庭发展的周期和社会地位等级。前者是每个家庭中普遍存在的过程，下岬村民们对此并未特别关注。后者只在收礼者和送礼者社会地位悬殊时才引起不对称的送礼，在这个背景下，一些人（大多是干部）确实只收礼而没有尽回礼的义务。
　　首先让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家庭的发展周期可能引起礼物的非均衡流动。分家后，年轻夫妇需要在经济上、社会上巩固他们自己的小家庭，他们也得判断要和谁建立长期的礼物交换关系。由于在孩子长大前，他们操办仪式的机会不多，至少十年内，他们只能涉身于单向的随礼。在这期间，年轻的夫妇是注定的送礼者。而且由于人际关系在长时期内可能发生的变迁，他们的一些礼物会得不到回礼。每个家庭都要经历这个时期，但有些家庭要比其他家庭承担更多的风险。如果一个人想在村里出人头地，他就需要尽可能大的社会关系网，因此，他必须冒险给那些以前从未有过、以后也许也不会再有礼物交换关系的人随礼。
　　在家庭发展的最后阶段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如果一对老夫妇在分家后独成一户，他们必须偿还家庭发展早期所欠的礼债，却难得有机会为自己操办仪式，除非是子女们为他们操办寿宴（据有些村民所言，在随礼中讨回“债务”正是近年来过生日越来越重要的原因）。结果，虽然老年夫妇也从子女那里收到孝敬礼，礼物还是从那些老年家庭单向地流回网络中的其他家庭。
　　因为随礼与家庭庆典密切相关，单身汉和没有孩子的夫妇也被迫处于单向送礼者的位置。这里单身汉是指30岁以上并独立门户的未婚男子。1991年，下岬村有九个单身汉和三对没孩子的夫妇。此外，有三个30岁以上、将来也不太可能结婚的单身女子，但她们都要么与父母要么与兄弟住在一起，在社会生活包括礼物交换中没有自立门户。这九个单身汉不得不参与亲友的随礼仪式，而他们自己却没有任何操办家庭庆典的机会。一个62岁的单身汉告诉我，过去30年中，他已经参加了上百次的礼物交换仪式（每年3—4次），但他从来没有收到任何回礼。他解释说，他努力把参加仪式的数目压缩到最小，但仍然不得不参加其中一些，比如侄子的婚礼或邻居生孩子的庆典。没有孩子家庭的情形也一样，因为他们没有理由操办任何家庭仪式，却仍然不得不给近亲们随礼。这些人实现平衡互惠的唯一途径是从礼物交换的循环中撤出来，但这反过来会削弱他们在村中本已低下的地位。除了给亲属随礼的义务，日常生活中物质扶持的需要和精神归属的需要，也驱动单身汉和没孩子的夫妇在礼物交换的博弈中充当着永久的送礼者。
　　在特定环境下，地位差异会构成打破礼物流动平衡的另一种社会力量。在第3章，我讨论了称为孝敬的礼物，它是年轻一辈向老一辈送的礼，不求回赠。事实上，在代际馈赠中，相反的流向是不合理的。这样的送礼象征着年轻人对老人的感激和尊敬，因此，一个人收到的礼物越多，他就越荣耀。老村民常常展示他儿子（女儿、侄子或其他小辈）近期送来的礼物，并乐于听见别人的溢美之辞。在这方面，礼物的单向流动以象征的方式再现了两代人之间的辈分差距。
　　公共生活中单向的、向上的送礼也存在于下属和上级之间。据一些老人们说，1949年以前，亲属网络之外的礼物交换很少见，很少有村民与外界的大人物有关系。最通常的上下往来是在地主和佃农之间。所有的受访者都说，在庆典性的场合或农历新年期间，佃农要给地主送礼以表达敬意。然而，地主通常不直接回礼，但他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向佃农提供好处，比如收获之后允许佃农的孩子们拾庄稼，或在年终举办一场酒宴。当佃农操办仪式时，地主可能派个代表来送礼；他一般不会亲自来，除非双方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村民用面子上的差异来解释仪式上地主的缺席。他们告诉我，地主的面子比佃农的要大，所以即使是地主派人送来了礼物也已经被视为荣耀了。除了地主–佃农的关系，日常生活中还存在一种村民与地方官员之间的上下关系。但地方官员很少卷入村庄生活，所以只有一小部分村民涉身于与低层官员的礼物交换关系中。对于大多数村民来说，官员属于一个高不可攀的世界。
　　1949年后，尤其是在集体化时期（1956—1982年），一种新的社会等级制迅速替代了社会生活中亲属关系的支配地位。下岬村的等级体系包括六类等级群体，干部处于顶端，所谓的四类分子处于底层。
　　这个新的社会等级体系对礼物交换最引人注目的影响是，在公共生活中，单向的、向上的礼物交换变得更精致复杂了。与革命前的实践形成对照，由于国家对村庄生活渗透的强度和干部权力日常往复的运用，单向送礼的新模式涉及几乎所有的村民。单向的送礼有三种形式：（1）村民送给干部，（2）低层干部送给上级，以及（3）村民送给城里的亲戚。这种非对称送礼的新形式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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