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文行
《仪礼》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与《周礼》《礼记》合称“三礼”，是中华文明的基本文献。《仪礼》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记载周代士大夫冠、婚、相见、乡、射、燕、食、朝、聘、丧、祭等各种礼节。秦火之后，汉初流传的《礼经》，仅为十七篇的《士礼》，即今之《仪礼》。据《汉书?儒林传》记载，最早传授此经的学者为高堂生，高堂生后学有瑕丘萧奋，萧奋弟子孟卿，孟卿弟子后仓，后仓弟子有闻人通汉、戴德、戴圣、庆普，汉宣帝时戴德、戴圣、庆普三家立于学官，戴德号称大戴，戴圣号称小戴，戴德有弟子徐良，戴圣有弟子桥仁、杨荣，所传的《士礼》，均由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是为今文学。
汉武帝征求遗书，鲁淹中出《礼古经》五十六篇，河间王得而献之，其文字是先秦古文，因而被称为古文经。五十六篇中，有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今文《士礼》大致相同，其所异者三十九篇，即常所谓之《逸礼》。《逸礼》中《投壶》、《奔丧》、《诸侯迁庙》《诸侯釁庙》、《公冠》等少数篇目，因辑入大小戴《礼记》而得以流传至今，其他篇目均亡佚不存，刘师培《逸礼考》，尚可见其一鳞半爪。
《仪礼》书名是后来所加，汉代或称《礼》、或称《士礼》、或称《礼经》，《史记?儒林列传》：“言《礼》自鲁高堂生”、“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 ，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鲁徐生善为容……传子至孙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为容，不能通《礼经》”，皆不称《仪礼》。又有称《礼记》者，如《史记?孔子世家》：“故《书传》、《礼记》自孔氏。”钱玄先生《三礼通论》云《仪礼》一书有经有记，故有《礼记》之名，此《礼记》与大小戴所传《礼记》不同。《仪礼》之名，不知何人所加，《晋书?荀崧传》有“郑《仪礼》博士一人”，已称《仪礼》，黄以周《礼书通故?礼书》云：“郑氏师、弟子并无《仪礼》之名也，《礼》注大题《仪礼》当是晋人所加。东晋人盛称《仪礼》。”
西汉末刘歆曾请立古文经于学官，遭到今文学家的反对，至王莽当政，《礼古经》及其他古文经，方得立于学官。光武中兴，古文经学官又废，乃重立西汉今文经，《礼经》立于学官者，仍以大小戴以及庆氏三家，而庆氏一家最盛，传其学者有曹充、曹褒、董钧等。汉末学风博古通今，今古文的界限不再壁垒森严，杜子春、郑兴、郑众、贾逵、马融等俱为当世通儒，他们已经开始为礼书作注，至于《仪礼》，则有马融注解《丧服》经传。郑玄在前人的基础上，突破今古文的界限，今古博采、遍注群经，其注《周礼》、《仪礼》、《礼记》，融会贯通、自成体系，又撰《三礼目录》，考释篇题、举其纲要，郑氏之学以此而定，三礼之名由此而立。郑注《仪礼》，从古文，则于注叠见今文，从今文，则于注叠见古文，取舍从违，原原本本，是为今本《仪礼》。《仪礼》篇次，古籍可考者有三家：大、小戴以及刘向《别录》，郑注《仪礼》篇次则本于刘向《别录》。1965年甘肃武威出土《仪礼》汉简，篇次与大小戴以及《别录》均不相同，其本当是别有授受。
郑玄以后，王肃撰《圣证论》，专与郑学立异，亦曾盛极一时，西晋时期，王学几夺郑学之席。但西晋灭亡，王学亦随之衰微，终未能与郑学抗衡。南北朝国家分裂，经学亦南北不同，然礼学则同遵郑氏，南朝雷次宗、北朝徐遵明等，均为当时礼学名儒，为三礼义疏之学者，皆蔚为可观。唐初官方撰《五经正义》，作为明经取士的依据，礼经去《仪礼》而取《礼记》。高宗永徽年间，太学博士贾公彥撰《仪礼义疏》，专门对郑注进行疏解，为后世《十三经注疏》之一。玄宗开元年间，《仪礼》始立学官，然唐时《仪礼》传习已有衰微。
宋代礼学亦可圈可点，钱玄先生在《三礼通论》中说：“论宋代礼学，应改变一种旧有观念，认为宋代是经学的衰微时代。事实并不如此。即以三礼而论，宋代也有一定的成就。在对三礼的总的认识上，在研究方法上，都有创新，超越唐代。”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将三礼分类汇编，凡内容相关，集而通解，为清代江永《礼书纲目》、秦蕙田《五礼通考》等通礼著作的先声。《通解》于《仪礼》经文分节标目，又为张尔岐《仪礼郑汉族句读》、吴廷华《仪礼章句》、胡培翚《仪礼正义》等分节标目的滥觞。聂崇义《新定三礼图》、杨复《仪礼图》，均为开创性著作，是清代张惠言、黄以周《仪礼图》的导源。李如圭《仪礼释宫》，专考古代宫室，是《尔雅》体例的发展，清代专考名物而成一编的礼学著作，如任大椿《释缯》、《弁服释例》、《深衣释例》，胡匡衷《仪礼释官》等，其体例亦仿效李氏《仪礼释宫》。
元明《仪礼》学本于宋儒，而成就又不及宋人。敖继公撰《仪礼集说》十七卷，不依郑注，指责郑注疵多而醇少，删其以为郑注之不合于经者，使郑玄的经学地位受到极大影响。清人淩廷堪撰《礼经释例》，发明义例，立论坚实，敖氏说礼之短，乃为学者共识。明代科举取士，以《五经大全》为本，经注不再为一般学子所习，《仪礼》几成绝学，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批评明代经学：“自八股行而古学废，《大全》出而经义亡”。晚明学风，高谈性理，空疏尤甚。顾炎武、黄宗羲、张尔岐等当鼎革之际，饱经家国忧患，惩晚明空疏之弊，崇尚朴学，研治经典。张尔岐精研三礼，撰《礼仪郑注句读》十七卷，为清代礼学的先驱。
张尔岐，字稷若，号蒿庵，又号汗漫，山东济阳人，明诸生，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卒于清康熙十六年（1678），《清史稿?儒林》有传。父行素，官石首驿丞，清兵入关南下，张行素死难，张尔岐欲以身殉，以母老而止。君父之恨、身世之感，张尔岐绝意仕进、逊志为学，取《诗经?蓼莪》“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之意，自号“蒿庵居士”。顺治七年（1650），张尔岐辞朝廷贡入太学之征，不求闻达，教授乡间，耕读终老，一生交游不过顾炎武等数人，康熙十二年（1673）曾受聘参与《山东通志》的纂修。张尔岐学问淹博，经史、诸子、岐黄、内典、兵书、数术无所不窥，然其学问，终以经学为根本、程朱为依归、致用为要务，《蒿庵集?日记又序》述其中年以后为学日课：“首《大學》、次《論語》、次《中庸》、《孟子》、次《詩》、次《書》、次《易》、次《春秋》、次《周禮》、《儀禮》、《禮記》，史則主《綱目》、次《前編》、《續編》、《本朝通紀》、《大政錄》，雜書則《大學衍義》及《補西山讀書記》、《文獻通考》、《治安考據》、《文章正宗》、《名臣奏疏》、《大明會典》”，可见其为学之志趣。张尔岐自三十岁研治《仪礼》，至五十九岁完成《仪礼郑注句读》的撰作，前后三十载，用功不可谓不深。《仪礼郑注句读》以外，张尔岐著述尚有《周易说略》八卷、《诗说略》五卷、《老子说略》二卷、《蒿庵集》三卷、《蒿庵闲话》二卷等。张尔岐生平学行略如上述。
《仪礼》仪节繁冗、面位复杂，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按照仪节程序的转折始终，将《仪礼》经文分节标目，每一大节内划分若干小节，于首段著明起讫，每一小节末，又简明扼要概括意旨。如此，《仪礼》经注大节细目俱可一览无余，比起注疏本仪节破碎，单注本连篇累牍，实在起到了纲举目张的作用，既便于阅读，亦易于记忆，大大降低了《仪礼》研习的难度。《仪礼》分节，贾疏已开其端，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亦有成例，然贾疏、《通解》，草创不备，不能如《句读》精密。又《通解》以《仪礼》为纲，将“三礼”分类汇编，改变了《仪礼》本书原有的面目，其流传自然不及《仪礼》本经流传范围广大，张尔岐《句读》卷前自序即谓“闻有朱子《经传通解》，无从得其传本”，便是其证。因而，《句读》的分节标目，较之《通解》，更易流传，后来吴廷华《仪礼章句》、胡培翚《仪礼正义》，分节标目，均依《句读》而稍作改动。
《仪礼》郑注简奥，贾疏漫衍，初读不易。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有鉴于此，全录郑注而节取贾疏，取贾疏能申明注义、有益经解者置之注下，难疑之处又下案语、断以己意，使贾疏既能申明郑注而又尽去繁冗之弊，这样《仪礼》就有了一个简明的读本。张尔岐《句读》之作，虽以郑注贾疏为本，但他对注疏却不盲从，每有质疑发明，其立论或寻经推绎或征引他说，均能信而有征。质疑郑注，如《燕礼》公为宾举爵行旅酬之时，若公命宾不需更换公所用之膳爵，以酬大夫之长（郑注大夫之长为卿），至酬毕酌大夫时，则需更换君之膳爵，经文“若膳觯也，则降更觯洗，升实散。大夫拜受，宾拜送”，郑注：“言更觯，卿尊也”，张尔岐谓：“膳觯本非臣所可袭，以君命故，得一用。至酌他人，则必更矣。注释更字义，亦未可信。”人君膳爵非人臣可以袭用，《燕礼》《大射》常见之义，而本节宾可用膳爵酬大夫，乃以公有命之故，若前节主人献公而后自酢，经文则明谓主人“更爵”，郑注：“更爵者，不敢袭至尊也。”是张尔岐质疑郑注，以经文为本，可以从信。然郑注谓此更觯，为卿位尊的缘故，但卿位虽尊，亦不能与公之尊相比，又岂可以其位尊而更换公之觯？此节酌大夫更觯，仍因人臣不可袭用君爵，其公命宾酬大夫袭爵，则特为尊宾之义，故宾酬大夫毕即更觯而酌大夫。张尔岐质疑贾疏，如《丧服》“小功章”：“从父姊妹”。贾疏云：“不言出适，与在室皆小功，以姊妹既逆降，宗族亦逆降报之”。张尔岐谓：“此说可疑，当通下文孙适人者为一节，皆为出适而降小功也。”今案《丧服》通例，女子未出嫁与昆弟同服，“大功章”有“从父昆弟”条，郑注“其姊妹在室亦如之”，是从父姊妹未出嫁，为之服丧与从父昆弟同大功，出嫁则降一等在小功。贾疏谓从父姊妹出嫁与在家均服小功，显然违背郑注，亦不合经例。张尔岐以“从父姊妹”合其下文“孙适人者”为句，定其句读为“从父姊妹、孙适人者”，经义因之而大明。
张尔岐《句读》案语的内容十分丰富，或申明郑注、或训诂文字、或解说礼制，均于经解大有裨益。如《乡射记》记宾、主人为耦升射仪节，经文“宾、主人射，则司射摈升降，卒射即席，而反位卒事”，郑注“不使司马摈其升降，主于射”，张尔岐申说郑注“司马本是司正，不主射事”。案“司正”在《乡饮酒》本为饮酒而立，职事在于监酒，使饮酒者不致失礼，《乡射礼》中“司正”兼官为“司马”，射时协助射事，饮酒时则又恢复“司正”本职以监酒。郑注简奥，止明射礼主于射事，故使主射之官“司射”协助主人与宾升降，而不使兼官“司马”协助，张尔岐则申说“司马”本职为“司正”，职在监酒不在射事，郑注曲折以此方能清楚明白。又《聘礼记》经文“久无事，则聘焉。若有故，则卒聘”，郑注“故，谓灾患及时事相告请也”，“卒聘”二字郑无说，张尔岐为之训诂：“卒聘，仓猝而聘，不待殷聘之期也。”“卒聘”二字诂解，虽有他说，然俱不若张说稳妥。又《少牢馈食礼》正祭尸食十一饭后，主人行初献之礼，经文“主人降，洗爵，升，北面酌酒，乃酳尸。”郑注：“酳，犹羡也。既食之而又饮之，所以乐之。”贾疏谓“云‘酳犹羡也’者，取饶羡之义，故以为乐之也”。张尔岐案语“此初献礼，主人献尸，尸醋主人，遂致嘏。主人献祝，主人献佐食，凡四节”。郑、贾皆以“酳尸”为欢乐之义，张尔岐谓此“酳尸”如饮酒“献酢酬”之献礼，连下文尸醋主人、主人献祝、献佐食三节，成主人初献之礼。郑注从礼意层面此说明仪节的内涵，张说则从礼制层面说明仪节的程序，两说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张尔岐精研《仪礼》近三十年，在《仪礼》文本校勘方面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仪礼》北宋以后习者渐少，文字讹误滋生不断，明代监本《十三经注疏》，顾炎武已谓其《仪礼》脱误尤甚。张尔岐校勘《仪礼》，以唐石经本、吴澄本、监本、《经典释文》等相互参正，撰《仪礼监本正误》一卷，订正监本讹误，又撰《仪礼石本误字》一卷，订正唐《石经》及明儒王尧典《石经补缺》讹误，使《仪礼》的文本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不仅如此，张尔岐在《仪礼郑注句读》中，又根据经义对《仪礼》经注作了较多订正，大都言有凭据。如：《有司彻》主人献尸、司马羞羊肉湆节经文“司马缩奠俎于羊湆俎南，乃载于羊俎”，语义含混不知所云。张尔岐根据下文主人受尸酢节相类经文“司马缩奠湆俎于羊俎西，乃载之”，订正此节经文作“司马缩奠湆俎于羊俎南，乃载于羊俎”。这是运用本校的方法，订正了石经以来误植的“湆”字，实有功于《仪礼》。
顾炎武《亭林文集?答汪苕文（琬）书》盛赞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济阳张君稷若名尔岐者，作《仪礼郑注句读》，颇根本先儒，立言简当。以其人不求闻达，故无当时之名；而其书实似可传，使朱子见之，必不仅谢监岳之称许也”。又其《广师》篇谓：“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仪礼郑注句读》既简且明，是治《仪礼》学者最佳入门之作，批阅此书，知顾氏之言诚非过誉。
《仪礼郑注句读》至乾隆八年（1743）始有高廷枢和衷堂刻本，尔后，随着清代《仪礼》学的复兴，是书流传日广影响愈大，乾隆四十三年收入《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后又收入《四库全书》。晚清各省兴办官书局刊刻经典，是书流传更为广泛，据马梅玉《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版本考略》统计，自同治七年（1868）年金陵书局重刻《仪礼郑注句读》，至民国十三年（1924年）吴江施肇曾醒园再刊此书，计五十七年，先后刻印达十二次，益可见此书在《仪礼》学中的重要地位。
本次点校《仪礼郑注句读》，我们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通校同治七年金陵书局刻本，校正底本讹误若干处，形成校记附于文内。张尔岐校勘《仪礼》主于经文，间及郑注，而清代阮元《仪礼注疏校勘记》，则是《仪礼》校勘史上的巅峰之作，我们将《仪礼郑注句读》经文、郑注与阮刻本《仪礼注疏》对勘，其异同之处以及有关阮氏《校勘记》者，亦择录其要列于页下，以便读者参考。限于学识，本次点校，疏漏难免，敬祈读者方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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