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不奇：沈从文构建的湘西世界》一书从沈从文小说的“传奇性”入手，分析了其笔下的“湘西世界”的产生背景和动因，从1930年代的大历史环境中又分析了沈从文的都市叙事与其笔下的湘西世界形成对照，以及作为京派代表的沈从文在抒情小说的书写上的特点。之后从人性上与福克纳、审美上与川端康成的异同的对比，在乡土叙事上与鲁迅的承续、贾平凹的比照，分析了沈从文的传奇性的湘西小说。本书对于1940年代后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式微、沈从文式的文学批评，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从文的心理和人生历程也进行了梳理和阐释。

　　他笔下的人，质朴而懂事；他笔下的世界，交织着美丽与苍凉；这都是他清淡灵动的笔传达出的诗意。

　　引　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的独特存在，不仅表现为一种“沈从文式”的文学范式的确立，而且表现为一种文学精神跨越时空的持续影响。

　　沈从文在左翼与海派文学之外，执拗地以地域的、民族的文化历史态度，苦心经营他的现代神话—湘西世界。对于跻身都市的沈从文来说，湘西既是一个温馨、遥远的忆念的家园，也是他全部情感、智性和理想的创作载体。与“庸俗”的都市文明相比，沈从文忆念中的湘西无疑在现实和情感的双重映照中具有超然的和谐、健康而又令人神往的特质。然而，对湘西以及湘西文化的深情眷顾并没有使沈从文沉醉于象牙塔里大唱赞歌，他清醒地觉察到湘西珍贵的乡土人情在“外面世界”的冲击下正在渐渐蜕变。无情的现实使他不能安于古老湘西的理想世界，遁入虚幻的“世外桃源”，而是力求通过对现实的批判，为湘西文化和中国文化寻找一条出路。所以，他在对湘西风土人情、价值观念和那种雄强、劲健、乐观的人生形式进行赞美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对湘西的野蛮、落后、麻木、无动于衷的反省和批判。不仅如此，沈从文的卓然独步还表现在他对自己文化人格的清醒认知，以“乡下人”的身份标示他的美学趣味和文化立场。沈从文在进入城市后，接受了“五四”启蒙思想，广泛地了解和接触了中西方文化，并在乡村文化与城市文明的两相对照中深切体悟到宗法制自然经济解体和现代文明进逼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这才使得他逐渐确立起自己的文化价值判断和批判立场。在对湘西生命形式的讴歌和对城市生命形态的挞伐中表达他对生命和人性的思考。他用毕生精力呼唤健全的、完善的人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命哲学”与审美追求。这种审美选择和文学观念从某种意义上弥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比较欠缺的人性审视，使沈从文的文学表达具有了普泛的人类意义。正是在对都市文化与乡土文化，即对前现代性的封建文化和现代性的工业文明的双重批判中，沈从文践约着他的文化理想。因此，“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的相互参照与映衬使得沈从文的文学视野不仅阔深且具有深长的文化意蕴，使他成为现代中国作家中从文化领域表达自己的文学理想、文化立场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

　　沈从文承扬“五四”一代的文学救国使命，希望以小说代替民族传统文化经典，相信文学有力量帮助这个民族向善向美，重建文化和道德秩序，进而探索“中国应当如何重新另造”的道路。动荡的时代和“民族品德消失”的现实使他努力寻求“民族品德的重铸”的途径，对现代人性堕落、民族品德消失的清醒认识与深切忧患成为他文学创作的精神动力。这使他执着于通过文学创造张扬理想的生命形式，实现文化的再造和民族性格的重塑。显然，他的文学思考联系着民族改造这样艰苦又沉重的课题。实际上，沈从文走的是经由文化和美学层面入手改造民众和民族的途径，它与20 世纪30 年代左翼文学宣导的社会革命和阶级解放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又与“五四”启蒙思潮对“人”的发现、“人性的解放”，改造“国民灵魂”和精神重造的基本主题一脉相承。民族灵魂的发现和重铸无疑是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命题，从这一意义上讲，沈从文的文学追求具有深沉的现代品格。尽管这种经由文化重构实现民族重造的方式在异常激烈的现代中国革命时代具有理想化色彩，作为一种文化上的设计，它很难在短期内转化成直接有效的实际变革力量，但沈从文的这种“限制性”又从另一面体现了他的独特性，他文学理想中交织、并存着的现代性与古典性造成作品意蕴的复杂性，构成了独异的“沈从文现象”的丰富内蕴。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持续升温的“沈从文热”固然与宽松开放的文化语境和人们的多元审美趣味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沈从文自身文学的魅力，以及研究者运用多种批评方法解读作家创作的文化底蕴和文学价值，沈从文由此真正从边城走向世界。

　　沈从文是现代中国文坛上难得的“文体作家”。他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一种特殊的小说体式—文化小说，或称诗化小说、抒情小说。这种小说，不重视情节和人物，而是强调叙事主体的感觉、情绪、意识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沈从文简洁地将其归纳为“情绪的体操” “情绪的散步”，是一种“使情感‘凝聚成为渊潭，平铺成为湖泊’的体操”。他的小说除了注意人生体验的感情投射，还有抒情主人公的确立、纯情人物的设置、自然景物描绘与人事的调和等。“造境”是他小说追求的极高目标，《边城》用水一般流动的抒情笔致，通过描摹、暗示、象征，甚至穿插议论，来开拓叙事作品的情念、意念，加深小说文化内涵的纵深度，营造现实与梦幻水乳交融的意境。这种讲求诗的意境的小说特别具有民族的韵味。沈从文追求文学语言的真性情、去伪饰、具个性的美文效果，他的文笔任意识的流动纵情写去，多暗示，富情感美、色彩美，那些以诗、散文融入写实的乡土小说，质朴、自然、蕴藉；描写都市的讽喻小说从容、幽默；以苗族传说和佛经故事铺叙的浪漫传奇小说华丽、夸张。正是他，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体式，以至于到如今许多青年作家竞相模仿，带有深深的沈从文的印记。

　　沈从文和他的文学世界对于中国文学有重要意义。作为京派文学重镇，他提升了京派小说的艺术水准。他与左翼作家取不同角度，共同探视处于社会历史变动中民族的出路，以独特的文化立场观照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历史和民族命运的走向，深情而焦虑地思考“中国现实”和“中国问题”，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给予回应。他影响了一大批作家的文学道路，即或是像沙汀、艾芜这样的左翼作家也不例外。当代大量的“乡土文化”与“都市批判”小说，无不映现着沈从文的持续影响。即使在台湾，1987 年对大陆作品实行解禁时也经历了一场“沈从文狂”。沈从文的文学价值和意义还体现在作家以其浓郁的民族性和中国气派、中国风貌的文学书写与世界文学进行富有才华的对话，从而获得了巨大的世界声誉。

　　赵学勇，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多年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著有《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新文学与乡土中国：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与西部文学研究》（合著）、《生命从中午消失：路遥的小说世界》、《文化与人的同构：论现代中国作家的艺术精神》、《革命·乡土·地域：中国当代西部小说史论》(合著)、《守望·追寻·创生：中国西部小说的历史形态与精神重构》(合著)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商行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多家刊物广泛转载。

引　言................................ ................................ ................................1

第一章　乡与城：神性湘西与病相都市...........................................5

第一节　精致的“希腊小庙”............................ ..............................5

第二节　喧哗的“都市”叙事................................................ .........27

第三节　抒情的凄婉与感伤................................................ .............58

第四节　审美情致与文体意识................................................ .........74

第二章　传奇不奇：叙事形式与悲情诗学......................................86

第一节“传奇”的现代转型................................................ .............86

第二节　美丽是忧伤的................................................ .....................98

第三章　富有才华的世界性对话......................................................116

第一节“天真的失落”：沈从文与福克纳.......................... ............116

第二节　东方的悲郁：沈从文与川端康成......................................130

第四章　乡村中国的“生命”样态与文明反思................. ............145

第一节　乡土“生命”主题的开掘.................................................145

第二节　沈从文塑捏的“生命”世界.............................................158

第三节　传统与现代：沈从文与贾平凹..........................................167

第五章　生命的浮沉与“抽象的抒情”.........................................186

第一节　创作的式微与生命意义的探寻.........................................188

第二节　命运的沉浮与转折................................................ ...........203

第三节　精神自由的持守................................................ ................213

第四节“有情”的独钓者................................................ ................222

第五节“抽象的抒情”................................................ ....................229

第六章　印象式的文学批评................................................ .......... ..240

第一节“中和”与“恰当”................................................ .............240

第二节　感觉与启悟................................................ .........................250

第七章“沈研”的几个关键词................................................ .........259

第一节　牧歌情调................................................ .............................260

第二节　人性神庙................................................ .............................265

第三节　国族想象................................................ ................ ............270

第四节　文体作家................................................................. ............278

沈从文创作年表简编............................ ................................ ............284

参考文献................................................ ................................ ............302

后　记.................................................... ................................ ............318

　　第五节　“抽象的抒情”

　　1959 年10 月，沈从文在《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中写道：“‘跛者不忘履’这是一句中国老话，意思是这个人本来如果会走路，即或因故不良于行时，在梦中或日常生活中，还是会常常要想起过去一时健步如飞的情形，且乐于在一些新的努力中，试图恢复他的本来。” 这句话清楚地表明，沈从文的文学之心并没有消隐，他希望能在“新的努力中”，恢复他创作的“本来”。这里，再一次表白了他对文学作的挚爱。诚然，沈从文在1949 年后也多次试笔，希望找回自己的文学感觉和写作才能，但由于自身对新时代的陌生与难以适应，对文学的自由理想的持守与时代语境的不统一，他的努力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这种努力的“失败”明显地可以从他在20 世纪50 年代初期的创作中略窥一斑。其中，《老同志》 是七易其稿的一个短篇小说，按常理说，对一个短篇小说的七次修改，应该是精打细磨了，但这篇作品仍然没有任何吸人眼球的人物刻画和情节铺叙。小说描写的人物是大厨房的一个炊事员，他“年纪五十七岁，身材瘦而高，头大额角宽，下巴尖长。有一双茧节多筋真正劳动人民的大手。眼睛因上了年纪，瞳孔缩小，且常年被灶火熏灼，有点儿发红，常是湿濛濛的，但是皱起眉毛向人凝望时，却充满一派忠诚无邪的干净气，而且十分亲和。因为年纪长，同学都叫他‘老同志’，一成习惯，本来姓名就忽略了。” 这应该是作品中对“老同志”交代得比较好的一段文字，但是沈从刻画的“老同志”这个人物形象并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没有让人记忆深刻的细节或情节。沈从文本来是个很擅长讲故事的人，可是这篇小说整篇都是在絮絮叨叨地诉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再联系一下他在进行《老同志》创作时，身处四川内江农村，曾在信中一再强调人事的“动”要和自然环境的“静”相互映衬，这样方能创作出好小说来，可是当自己动手进行写作时，却做不到，这又是为什么？《老同志》开篇就借教育长的致辞点明知识分子是到革命大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思想的，并且号召他们向一字不识的炊事员学习。接来写到吃饭时间到了，自然而然地引出对老同志的介绍，在讲述其人生经历时显得混乱，一会儿用“解放前”，一会儿“十几年前”，显然，沈从文是想讲述老同志在辛亥革命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悲惨遭遇。接下来简单叙述老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生活的变化，两相对照方可体现老同志现在生活的幸福。老同志的日常生活很单调，做饭时负责烧火，吃饭时端盆拿碗，饭后洗碗收拾桌面，起早贪黑地给大家烧水喝，想尽一切办法来节省煤炭，他变着花样给学员做饭，满足学员的要求。这样简单的叙述之后，沈从文就开始进行宣教解说，将老同志的行为上升到学习榜样的高度。“老同志的日常工作，就是照着这个标语指示的最高原则，用一个新国家主人翁态度，长年不变的为在改造中的知识分子学习示范。”特别是作品结尾处，说教式话语更加浓厚：

　　在一个崭新的光荣伟大时代中，为了完成中国历史任务，要求于万万人民对于劳动热情的新道德品质，老同志所保有的，恰是一个全份。这种优秀的伟大的劳动道德品质，在阶级社会里，历来都被统治阶级所忽视轻视，由压迫剥削转成为奴隶屈辱和永久苦难。虽创造了历史文化，可从不曾在历史文化中得到应有位置。现在觉醒了，明白的意识到自己作了主人，而且和万万人民来共同创造一个崭新的既属于民族也属于世界的文化。老同志虽不识字，可完全明白这个道理，深信这个道理。因此话虽说得极少，事情总作得极多。而且是永远十分谦虚诚恳的，和万万翻身劳动人民一样，在沉默里工作，把时代推进。中国能够站起来，战胜一切困难，取得胜利和成功，就是因为在任何地方，在一切平凡单调艰难烦琐工作中，在一切创始的生产战线和建设工程中，在朝鲜战场，和西藏冰雪沙漠里，都有和老同志一样的劳动人民，在无私无我的为建设国家而努力。

　　另一篇《中队部—川南土改杂记一》，应该也是在四川参加“土改”期间创作的。这篇小说五千多字，选取电话汇报工作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讲述了驻守在中队部的一名“土改”干部与上级的七次电话汇报工作，始于中队部搬迁驻地，止于“土改”工作完成即将撤离。作品中的七次通话，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写得很简略，只是交代工作性质，中间五次是主体部分，依次是向上级汇报新搬迁的驻地情况、住户的阶级成分划分、家畜的养殖、斗争大会开展的情形、当地人民积极参与“土改”的热情等，简洁完整地勾勒出了当地“土改”从开始到结束的大致过程。全篇用口语化的语言娓娓道来，让人觉得很亲切。作品介绍驻地情况时，花了较多的笔墨来写自然环境；汇报住户的阶级成分时，写到老夫妇对骂，很有画面感；介绍家畜养殖时，将它们写得甚是惹人喜爱；最后写“土改”情况及元宵的联欢大会。在这个短篇中，沈从文写出了他所谓的自然环境的“静”，体现了他写作的一贯追求，那么他所谓的历史的“动”又是怎样体现的呢？我们看到，作品中人物每次通话的最后，作者都是用肯定性的语句来结束的。沈从文在叙述历史的“动”时，显然是用一种乐观的态度一带而过。诸如：“上级决定是对的。……事情大家做，容易办。困难？不什么困难的。有办法，放心，保证到时完成！”“……可是，这是斗争！纠正过来了，放心，放心！”这种简捷的“汇报语”又无疑过于单调化了当时基层工作的复杂性。

　　创作这两篇作品时，沈从文的创作心态是不一样的。《老同志》本来是要赞美“老同志”，但是由于自己仍然在恢复用笔期间，同时又要随时代之风，还要考虑读者的接受程度，这种种因素导致作品掺杂了诸多的解释与说教，这与沈从文小说的一贯风格是很不一样的。尽管在创作《中队部—川南土改杂记一》时，沈从文试图在作品中体现自己的所长，即要将历史的“动”和自然环境的“静”融合一起付诸创作实践，并且他对于“土改”的经过还是有一定了解的，但是由于他对“动”的观察与理解实在过于肤浅，其描述不仅流于浮泛，且很难抵达历史的某些深处。

　　1957 年8 月，沈从文去青岛海边休养。在这期间写作了一篇以反对玩扑克牌为题材的小说，却没有得到妻子张兆和的认可。在青岛的海边，沈从文给张兆和的信中多次表达自己在海边的写作能力的恢复。“简直下笔如有神，头脑似乎又恢复了写《月下小景》时代，情形和近几年全不相同了。如一年有一半时间这么来使用，不知有多少东西可以写出。”“还写成了篇文章，再抄一次即可脱稿了，字约三千多一点，还有内容。在这里住下，写什么似乎亦落笔，易设想，脑子也似乎恢复了过去二十多年前写《月下小景》情形，人比较聪敏了好些。如写中篇，易构思。”但是在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沈从文的说法却不一样了。“在写作上也还有些空洞自大处。其实年青时一点驾驭文字的长处，随同年事增长，已经早已衰退消失了，新的事物，新的问题又多不熟习，做作家也近于一个空有其名，赶不上许多年青到处跑的记者或工作干部。”“小说可并不怎么好写，批评一来，受不了。”沈从文对这样亲密的两个人的说法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反差呢？究竟哪种说法是沈从文真正的想法呢？ 1958 年6 月，沈从文参加了文联组织的访问十三陵水库的第三次活动，随后他被安排到北京市郊八大处的长安寺，按照访问要求来写作纪实散文《管木料场的几个青年》，期间他给张兆和的信中说，“目下写作方法似乎缚住了手中这只笔，不大好使用……写的方法得重新研究一下，不然又会要在大编辑法眼中报废。读者和编者要求支配作者浅处写，一时还不能习惯”。显然，沈从文对于自己熟悉和习惯的小说、散文创作已经相当生疏，更何况当时流行的文学观念要求他随时代潮流而创作，显然是不可能的。

　　1960 年4 月28 日，沈从文在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写道，“不过今年让我一年创作假，是写小说，试就三姐家堂兄鼎和一生发展，写大地主家庭腐败、分解和大革命后种种。……因为是抗战那一段到解放。只能当小说写不作传记写，所以如何着手还是费周章。也有可能写出来不怎么有读者的，因为本领有限，工具已旧，现在人乐意要一点浪漫夸张叙述法，我就不会”。1960 年9 月18 日又在给沈云麓的信中说道：

　　我近来正在起始整理小说材料，已收集了七八万字，如能写出来，初步估计将会有二十五万字。目前还不决定用什么方法来下笔。因为照旧方法字斟句酌，集中精力过大，怕体力支持不住……如照普通章回小说写……将只是近于说故事，没有多大意思，一般读者可能易满意，自己却又不易通过。……近来写作不比过去，批评来自各方面，要求不一致，又常有变动，怕错误似乎是共通心理，这也是好些作家都不再写小说原因，因为写成一个短篇非常费事，否定它却极容易，费力难见好。

　　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沈从文对于自己写作方法选择上的游离不定，也能感觉到他对于自由文学创作的怀恋以及对当时文坛气候的心有余悸。

　　1961 年1 月初，沈从文因高血压到北京阜外医院进行救治，期间他再次阅读了《安娜·卡列尼娜》、《父与子》等。沈从文经常提到自己的写作是要把屠格涅夫、契诃夫等当作竞争对象，是为了和他们一较高低。他将《战争与和平》与《红旗飘飘》当中对战争的描写进行对比，肯定了前者的侧面烘托，而对后者的多写战争过程有所质疑。从他这样一些简短的回忆文字中，就可以看出沈从文的文学追求的一贯性。他一直都在关注着文坛，也经常阅读新出版的小说，发表自己的评价。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直钟情于文学，向往自由主义文学创作之境。

　　1961 年6 月底，沈从文又去青岛休养了一个多月，于8 月初回到北京。期间写作了《抽象的抒情》这篇终未完成的文论随笔和《青岛游记》。在《抽象的抒情》这篇文章中，沈从文再一次谈到自己对于文学艺术本质的看法：

　　生命在发展中，变化是常态，矛盾是常态，毁灭是常态。生命本身不凝固，凝固即近于死亡或真正死亡。惟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遥的空间，让另外一时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文学艺术的可贵在此。文学艺术的形成，本身也可说即充满了一种生命延长扩大的愿望。至少人类数千年来，这种挣扎方式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得到认可。凡是人类对于生命青春的颂歌，向上的理想，追求生活完美的努力，以及一切文化出于劳动的认识，种种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材料、各种形式，产生创造的东东西西，都在社会发展（同时也是人类生命发展）过程中，得到认可、证实，甚至于得到鼓舞。因此，凡是有健康生命所在处，和求个体及群体生存一样，都必然有伟大文学艺术产生存在，反映生命的发展，变化，矛盾，以及无可奈何的毁灭（对这种成熟良好生命毁灭的不屈、感慨或分析）。文学艺术本身也因之不断的在发展，变化，矛盾和毁灭。但是也必然有人的想象以内或想象以外的新生，也即是艺术家生命愿望最基本的希望，或下意识的追求。而且这个影响，并不是特殊的，也是常态的。……两千年前文学艺术形成的种种观念，或部分、或全部在支配我们的个人的哀乐爱恶情感，事不足奇。约束限制或鼓舞刺激到某一民族的发展，也是常有的。正因为这样，也必然会产生否认反抗这个势力的一种努力，或从文学艺术形式上作种种挣扎，或从其他方面强力制约，要求文学艺术为之服务。

　　《抽象的抒情》一文尽管没有完成，但仍不失为一篇难得的颇有深度的文学随想录，特别是在当时“险恶”的文学环境中，它以沈从文独特的思考问题的方式，表达了沈长期以来被压抑的心绪同时又是难以割舍的对于文学的生命体验、领悟及热爱，它以“抽象的抒情”文字释放出沈从文郁积多年又难于付诸创作实践的对于文学本质的深思，也再一次传递出一个天才作家创作生命的枯竭和对于文学的恋恋不舍。之后的沈从文将他的文学追求永远留在了“抽象的抒情”之中，和属于他的文学时代一同逝去。

　　经过《抽象的抒情》的思考与总结之后，沈从文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文物研究上。“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沈从文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1971 年6 月8 日，他给身处河北磁县的表侄黄永玉的信，竟然是一封八千余字的小说《来的是谁？》，这篇小说三十多年后于2007 年1 月发表在《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其格调和沈从文原来的抒情风格截然不同。据刘一友在《孤寂中的思亲奏鸣—读〈来的是谁？〉》一文中说，这篇作品的远因是“一份深厚的亲情积淀”，近因是“文革期间下放咸宁双溪乡下的孤寂心情”。但是如果我们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之路来看，会有另一番发现。《来的是谁？》仅仅是沈从文谋划创作“家族史兼地方史”的一个楔子，后续的部分并未创作出来。通读这篇小说，故事很简单：一个从南方来的小老头到北京寻找一位叫张永玉的亲戚，找到住址，但是姓氏对不上，被妮妮误认为是骗子，他无奈只好乘火车返回。父母回来之后，妮妮将这件事告诉他们，经大家讨论仍然无法确定那个小老头是谁，但是怀疑是去世的爷爷，所以赶到车站寻找那个小老头，无果。最后大家回到家，一致认为那就是爷爷，确定爷爷并未去世，这是爷爷在逗妮妮。沈从文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掺杂着《聊斋》之趣，感觉很魔幻，明明爷爷已经去世，可是那个老头的一切又那么像去世的爷爷。

　　小说开篇描写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景象，用笔很是细致，出站后的行人，通过他们的穿戴和口音可以辨别是哪里人，透过他们的神态可以知道他们是否有人接站。沈从文花了大量笔墨来描写车站的行人，然后慢慢聚焦到一个小老头的身上：他的身材估量是南方人，可是打扮又像是个老北京。接下来写到一位青壮年将小老头撞了一下这件事。本来该道歉的青壮年在听到小老头的道歉之后竟然趾高气扬，那神情那做派威风得很。沈从文写这样一件事，褒贬之意完全寓于那句“少年有为撞劲足”之中。接着写妮妮以非常谨慎的态度应对小老头，反复提到妮妮因出演《沙家浜》里面的阿庆嫂而受到影响，警惕性非常强，因此才会将小老头想成骗子，将他拒之门外。妮妮那样可爱的一个小女孩竟然在《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和“阶级斗争”路线的熏染之下，也变得非常的警惕，脑子里紧绷着一根弦，阶级斗争的思想深深地烙印在她年轻幼小的心灵里。作品后面对小老头究竟是谁的讨论中，一直提到家人最近在看《聊斋》，可能是因为看这本书让他们分不清现实和梦幻，受《聊斋》的影响，认为那个小老头是爷爷的鬼魂。故事的结尾并未道出那个小老头究竟是谁，只是以“等着瞧”来暂时结束争论。

　　这篇小说和沈从文原来的风格迥异，它带有魔幻主义的色彩，而且采用的是中国古代的章回体。读这样的作品，可以再次感觉到，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生命的确已经走到了尽头，这或许是沈从文最后的篇小说作品。有人认为，沈从文放弃文学创作的原因主要是“他擅长的带有牧歌情调的文体，难以适应‘时代的抒情’的‘革命史诗’文体”。沈从文在20 世纪40 年代就尝试要开创新的文体，《七色魇集》就是一大例证。《长河》也是他转变的一大尝试，最终也是失败的。20 世纪40 年代以后，沈从文就已经意识到自己无法越过《边城》这座高峰。难以超越自己，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异常痛苦的。而时代的浪潮，又将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浪漫抒情作家推向了与自己的理想难以适应的新的文化环境之中，加之他毕竟是“书生”以及远离政治的个性气质，在痛苦挣扎中最终放弃文学创作，陷于“抽象的抒情”甚或“抒情的抽象”之中，是自然而然的事了。而独自“在百丈高楼一切现代化的某一间小小房子里，还有人读荷马或庄子，得到极大的快乐，极多的启发”的精神慰藉，不妨看作是沈从文个人难以释怀的文学情愫的表征，以及对于文学精神之于人的生命浸染的深切领悟，对此，也将始终留存在沈从文的生命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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