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是文学大国，其文学遗产之丰富、壮观，是举世公认的。法国文学在每个时代都产生了既有思想深度，又有深厚艺术功力的世界级大师，他们既是文学家又是思想家，他们的作品能深刻反映社会的演变、时代的交替和人类思想深层的变化发展。而真正使法国文学形成强大磁场的，首先是文艺复兴以来贯穿其文学主流中的理性批判精神。
本文集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值得一读。它不仅提供了许多罕为人知的资料和独到的见解，也架设了一座使文学和读者心灵沟通的桥梁。
序
文学也真怪，它作为对象，往往会摆脱被动的地位，反过来撩拨一下主体的情感，有时竟使主体狼狈到像一个被猎物反咬一口的可怜猎人。小说家在创作过程中不得不跟他的人物苦乐相随，歌哭与共，这个众所周知的现象不消说了；批评家再怎样自以为客观而公允，他在冷峻的褒贬或扬抑中，都难免流露出欲盖弥彰的好恶，即使被诟为“偏激”也在所不惜。看来，与经不起主观干扰的科学工作相比，“笔端常带感情”大概是文学工作的一个近乎规律性的特征吧。不过，也有三种例外——
那就是文学史家、教授和编辑的工作。这三种工作者同样以文学为对象，在各自的本行中却严格按照文学史的客观需要，来阐述、来讲解、来编印公认值得一提、一讲、一出的人或书。品藻古今之间，力求持平、稳妥而又具有最大说服力，尽可能避免其实难以避免的个人好恶——乍看之下，似乎对所有对象一视同仁，无所不爱；同时也可以说，他们冷静得一无所爱。难道他们的工作竟不需要热情了吗？当然不是，没有热情是任何工作也做不成的。看来只能说，与其他方式的文学工作相比，让自己的热情服从于本职工作所需要的科学性，虽然前者并不必然与后者相对立，才是这三种工作的一个近乎规律性的特征。
本书作者就是上述三种工作者之一，她长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法国文学的编辑业务。十余年来，按照文学史的客观需要，她组译和编发了一系列法国名著，成绩斐然可观，尤以卷帙浩繁的《巴尔扎克全集》中译本的问世值得称道。同时，作为法国文学研究者，她还写了不少有关书稿的评论文章，从另一方面为她的编辑业务增加了广度和深度。将这些文章加以删汰，去粗存精，保留她认为足以反映个人研究成果的一部分，便是这本文集的缘起。
浏览一下也不难看出，上述两种特征所体现的优势在本集中交相辉映，形成了一种罕见的耐人寻味的批评风格。一方面，和一般文学工作者一样，作者对于自己所评的对象，无不倾注了发自深切理解的热情，又无不显示了从热情油然而生的是非感和倾向性，以及一些经过艰苦探索得来、不愿轻易放弃或隐瞒的独到见解。这就使她的手笔迥然不同于四平八稳、三句不离教训口吻的“前言、后记”之类，而视阅读为精神体操的读者才会从心灵深处同它直接相呼应——即使未必同意其中某些观点，你也会为她在这些观点中所表现的执著精神所动。然而，另一方面，作为文学编辑，作者仍然自觉地坚持从文学史的客观需要出发——说来说去的“文学史的客观需要”又是什么呢？想必是指不仅应当着眼于文学的文本（text），同时更要注意到它的上下文（contexte）。这就是说，文学史应当帮助读者不仅知道个别的什么人写了个别的什么诗篇、小说或剧本，更要知道这些作品是在什么背景之下、为什么力量所驱使而写成的，它们和传统是顺向的还是逆向的，是受古人或同代人的影响还是独来独往的创新者，以及它们在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的整体成就中各自占有什么样的地位；进一步还应当帮助读者从这些个别的文学现象引证出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的文学性格，反过来再根据这个总体性格重新检验原来未必熟识的个别现象，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有血有肉而又有声有色的文学观。能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解答这些问题，正是文学史的客观需要。符合这种客观需要的文学评论，势必是一种严谨的经得起辩难的科学研究，绝非时下一些凭借主观随意性反映复杂现实的“文学评论”所可比拟。——本书作者正是试图这样开展她的法国文学研究的。她的这本文集不但“笔端常带感情”，而且正是试图从文学史的全方位出发，引导读者更广泛地探讨法国文学，在探讨过程中更深刻地认识法国文学以及人类生活本身的丰富多样性。
法国文学在我国据说拥有最多的爱好者，他们大致都会知道，它作为罗马文化的后裔，在中世纪既有过视爱情如生命的行吟诗人，又有过歌颂视死如归、敢向上帝扔铁手套的勇士的《罗兰之歌》；从文艺复兴经启蒙运动直到十九世纪前夕，先后在散文、诗歌、戏剧等领域出现了一系列灿烂的明星，他们永恒的光辉从悠远的天边一直照射到今天，如维庸、拉伯雷、蒙田、莫里哀、帕斯卡尔、狄德罗、卢梭等；到十九世纪，在散文、诗歌之外再加上批评，更有数不胜数的名流和显学，使它至少在欧洲文坛执牛耳而无愧；而在二十世纪，它更是西方文学各种新奇玩意儿的实验室，哪一种先锋派不是先在这里酝酿成熟而后问世的呢？但是，所有这些斑驳陆离的现象，在不少人充其量不过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到了本书作者眼中，却逐渐呈现出一个合乎规律的过程，即“文艺复兴以来贯穿其文学主流中的理性批判精神”的传统。她在后面一篇文章中，排除了仅仅认为法国人“幽默、机智、浮华、浪漫”的浅见，提纲挈领地指出，不满现状几乎是法国人固有的思维方式，不断地反传统几乎成为法国文学的传统，这个传统正是以批判为灵魂：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是理性批判占主流，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则转向非理性批判，而从整个文学史来看，理性批判才是法国文学最富有活力、最有生命力的精华所在；这种理性批判精神以人本主义为基础：在文艺复兴时期反对过神权，在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反对过君权，而从上世纪初到本世纪末则反对进一步使人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四百年来，从拉伯雷到萨特，法国作家一直是以人的价值与尊严是否得到承认、人的聪明才智是否得到发挥为尺度，来衡量任何社会制度是否合乎理性，并以此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紧接着这番高屋建瓴的宏观观察，作者还有一段更其精彩的议论：从文艺复兴到二十世纪，人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愈缩愈小：文艺复兴时期是顶天立地的‘巨人’；启蒙时代是叱咤风云的大写的‘人’；十九世纪前期，在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等作家笔下，大都是精力旺盛、雄心勃勃的出类拔萃的人；十九世纪中期的福楼拜则主要描写平庸的人；十九世纪后期，从自然主义流派开始，更多的是描写病态、丑恶甚至动物性的人……两次世界大战更将人们抛入无法主宰自身命运的迷惘和惶恐之中。……文学作品中‘人’的贬值，恰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感和屈辱感的反映，对某些作家说来，不失为一种抗议的手段。……但消极悲观从来不能成为法兰西性格的主流，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精神危机中，出现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哥拉·布勒尼翁》《母与子》（又译《欣悦的灵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精神危机中，出现了萨特的《恶心》《苍蝇》和《魔鬼与上帝》……罗曼·罗兰在作品中召唤人们以坚毅乐观、自强不息的个人奋斗精神与逆境搏斗；萨特则运用无神论存在主义的‘自由选择’论，召唤人们以自己的行动去确立自身的价值。……他们都希望提倡一种较积极的人生观，吸引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令人窒息的环境中打开一条出路，尽可能在社会的污泥浊水中保持人格的尊严和独立，以期做一个无愧于‘人’的称号的人。迄今为止，还很难见到什么评论，这样大处着墨地满足了前文所说的文学史的客观需要，如此入木三分地说明了法国文学的本质性格和本质力量。这里所以不厌其烦，将这段议论照抄下来，正是因为从中不仅见出作者对于法国文学的热情和造诣，更觉得这个关于“人”的贬值及其自强不息的观点，似乎超出法国文学而涵盖了整个西方文学，为我们曾经争论不休的一些问题提供了重新探讨的角度和途径。按说集中这篇《法国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本来就是本集的一篇堂堂正正的序言，又何须由我多事而饶舌呢，如果不是我另外还有几句题外话想说。
多年来在出版界流行一个说法：我们是编辑，编辑不是作家，把书编好出好就够了，用不着写什么文章，对书稿说三道四。这番话如果针对某些不安心编辑工作者而发，也许不无意义；但如果满足于按行情定选题，向名人组稿件，稿件到手则忙于“圈圈点点，镶牙补眼”，做到（甚或做不到）“通顺”二字就发排大吉——那么，这个说法便无异于企图掩饰自己的业务意识的浅陋，何况有些人连自己编的书稿是不是真正读懂了，也还说不准呢。法国的狄德罗就是编辑，中国的纪晓岚也是编辑，那些位大方之家且不去高攀了；单看本书作者作为文学编辑，恰好同这个说法相反，她不仅在选题方面力求从文学史本身来满足读者尚不自觉的需要，在组译方面力求形神兼备地对得起原著，更重要的是，书稿成熟只算完成了她的编辑业务的一半：她在发稿以后更关心如何帮助读者深入地理解原著，如何扩大原著在读书界的积极影响，以及如何缩短我国文化积累的应有目标和实际进程之间的差距——甚至可以说，发稿以后的评介工作（不论是自己动手写还是组织别人写）才是她的编辑业务的重点所在。足见，这本文集还可以告诉人们：在本来的意义上，应当怎样才算得上一个胜任的文学编辑。不过，环顾今天的出版界，又不能不叹息：这样胜任的文学编辑人才越来越稀有了，倒是那种随波逐流、急功近利、惟短期行为是务的编辑作风大行其道，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近又传闻，出版界隐约有了一点转机，但好书还远没有脱离难出、难买的窘境。这本文集编竣，原稿在作者的抽屉里躺了许久，终于由她的母校出版社慨然出版，毕竟令人欣慰。我平日喜欢读她编的法国作品，又喜欢读她为它们写的文章，她愿意我为这本文集说几句话，我是义不容辞的。忍不住把一些不必说的话说了一通，无非属望读者面对过眼云烟似的出版物，幸勿为各种迷彩所惑，以致错过这本好书，一个将从心灵深处与你相呼应、却无意为你装门面的朋友。
绿 原
一九九〇年九月二十三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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