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我们
 书单推荐 新书推荐 |
记忆错觉 记忆如何影响了我们的感知、思维与心理 
定 价：39.8 元
9 7 2 8 9 7 4 5 5 5 8 0 5  我们的记忆可以被改写吗？ “如何讲述过去的故事，决定着你的未来。听你的记忆如何讲故事。” 国际记忆专家/资深犯罪心理学家/《科学美国人》专栏主笔，带你开启一场大脑认知与记忆潜能之旅 《纽约时报》《泰晤士报》《每日邮报》《太阳报》《明镜周刊》等全球主流媒体广泛报道，瞬间掀起一场记忆心理学风暴 1.被誉为“记忆黑客”的茱莉亚·肖博士是世界记忆研究专家，同时也是资深的犯罪心理学家，在国际心理学界有较高的知名度，并且担任诸多军事和刑侦部门的犯罪心理顾问； 2.本书是肖博士整理了数十年来心理学界对于记忆研究的成果，结合了大量科学理论与经典案例，是对人类记忆认知的一场生动有趣的阐述。语言不拘一格，通俗易懂； 3.书未成稿已售出十多国版权，被包括《纽约时报》《泰晤士报》在内的国际主流媒体竞相报道。 前言 诺贝尔奖获得者在领奖时，推特（Twitter）上会同步发布一段推文，解释颁发该奖项的目的所在。听说此事之后，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反反复复地看这些不过短短140字的推文，它们描述着奖项获得者对世界有着多么深远的影响。 我最喜欢的推文之一，写的是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的获奖原因：“（他）创造出了既有抒情之美又有道德深度，既升华了日常生活又赞颂了鲜活历史的伟大作品。”多么言近旨远的描述！美、道德、历史，寥寥数语浓缩了深深的赞叹之情。每次看到这句话，我嘴角都会泛起微笑。 我把这些推文写在小白板上，然后放在书桌上作为灵感来源。我做讲座会用到这些话，写作的时候也会把它们编排进去。这些话代表了一种理念，那就是人文学科再重大的成果也可以言简意赅地解释清楚。这也是许多伟大的历史学家深表认同的。为了让我们的工作有意义，我们必须能用简单的话来解释清楚我们所做的工作。 我的处世哲学是：不做过多的解释。当然这样做有时候会使得解释不够充分。换言之，当我在讨论中使用类比、故事来解释概念，或者将概念简化时，就不能展示出复杂问题内在的细微差别。“记忆”与“身份”这两个问题都复杂得超乎想象，而单在这一本书中，我只能寄希望于触及到这两个学科交叉研究领域的表面。尽管我不能保证呈现研究的全貌，但我希望我能激发大家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一个自从我们有了自省意识就纠缠不休的、最根本的问题。 像大家一样，我也是在小时候开始了对自我的反省。小时候，我晚上常常沉浸在思考中，几个小时都睡不着觉。睡在上铺的我会把腿伸直了瞪着天花板思考人生：“我”是谁？“我”又是什么？“现实”是什么？虽然回答不出来，但这是我走上心理学道路的开始。那些问题，都是“人生而为人”的核心问题。我还小，不知道原来与我有相同疑问的人还有很多很多。 现在我已经不睡双层床的上铺，那些问题却还留在我的脑海中。于是我做起了研究，而不是再跟天花板探讨哲学问题；跟周围的科学家、学生以及其他与我同好的人讨论“我是谁”，而不是去问会唱歌的玩具熊。现在，让我们从“自我”的源头来开始这段记忆世界的探险，也就是问自己：究竟是什么使你成为了“你”？ “你”是谁 性别、民族、年龄、职业——这些是我们在定义自己的时候经常想到的，另外还有成长道路上的成就，比如毕业、买房、结婚、生育、退休。我们也会想到自己的性格特点——乐观或悲观、幽默或严肃、自私或无私。最重要的是，我们经常跟别人作比较，实时监控着那些在脸谱（Facebook）、领英（Linkedin）上的好友动态，想着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尽管以上这些因素都可以拿来定义你是谁，但真正使你成为“你”的，是你的个人记忆。 记忆可以使我们理解我们的人生轨迹。只有在记忆中，我才能重现大学时与柏利·贝耶斯汀（Barry Beyerstein）教授畅谈的场景。他是对我最有启发的教授，不但教会了我批判思考，还常把撒着罂粟籽的柠檬面包分给我吃。我也会想起下课后与史蒂芬·哈特（Stephen Hart）教授的交谈，他是我人生中第一位鼓励我读研究生的人。还会回想起几年前我母亲遭遇的那场严重车祸，这件事使我明白了向所爱的人及时表达情感的重要性。这些类似里程碑的事件对我们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能帮助我们理清自己的人生剧本，概括来说，就是理清形成自我身份认同的基石：记忆。这样我们就知道自己究竟经历过什么，也相信自己未来能做些什么。因此，一旦问到有关“记忆”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问：我们之所以是“我们”的前提是什么？ 试想一下：假如一天早晨你醒来，发现完全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想过什么、学过什么，那么这个人还是“你”吗？这时，我们可能会下意识地恐慌起来，因为如果记忆没有了，我们的一切就都没有了，只剩下“之前的我们”的躯壳。失去了记忆，我们还剩下什么呢？就像恐怖科幻电影的开场：“他们醒来后发现，没人知道自己是谁。”不过换个角度想想，如果真这样，我们也许可以松一口气，过往对我们的束缚没有了，完整的心智和人格还在，我们就可以把人生重新来过。抑或是，我们在这两种想法之间艰难抉择，踌躇不前。 这种失忆太戏剧化了，现实生活中基本上不会发生。但记忆的确会出现大量的偏差、失真、修改，我将在这本书中进一步揭示其中一些问题，并在科学的指导下引领大家带着好奇心，不断地探寻那些造成记忆误差的原因。当然，我也会时不时地引用一些我自己这方面的经历。那么，怎样才能真正开始讨论这一复杂现象呢？先来看记忆研究中的这两个关键词吧。 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也叫“遗传记忆”（Genetic Memory），指的是针对意义、概念、事实的记忆。人们往往擅长于记住某些特定类型的语义信息。比如，一个牢记历史事件发生时间的人，可能发现记住别人的名字非常困难；有人可能正好相反——记得住名字，记不住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这两种情况都属于语义记忆，但是语义记忆在不同人身上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千差万别的。 与语义记忆共存的是情景记忆（Episodic Memory），或者叫“自传式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y）。当你回忆大学开学的第一天、第一个吻，或者是你2013年去坎昆的旅行时，你就在调用你的情景记忆，即对过往经历的集合。这就像是我们的个人记忆剪贴簿、思维日记，或者就像是内置的脸谱时间轴（Facebook Timeline）。情景记忆是对过去某个时间、地点发生的事件的记忆机制。调动这种记忆的时候，就像是身临其境地把过去的经历再体验一次，再次感觉到脚趾埋在沙子里，阳光晒在身上，微风拂过头发。我们能在脑海中描绘出那个地方，那时的音乐和那时的人们，这些都是我们珍藏的回忆。正是这些记忆定义了我们是谁，而不是那些我们知道的客观世界的事实。 然而，我们对情景记忆如此依赖，却也对它有最多的误解。如果能对情景记忆的运作方式有更多的了解，我们就能知道我们所感知到的“现实”有多荒诞。 有影响力的“黏土” 当开始质疑自己和他人的记忆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对于一些重要事件的细节我们常跟亲朋好友意见相左。即便是珍贵的童年回忆，也会像一个黏土球一样一次又一次地被重塑。记忆误差同样会出现在那些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脑损伤患者以及其他损伤患者身上，这是十分普遍的，并不是谁身上的特例。在后面的部分，我们会深入探讨现实与记忆之间的潜在冲突。 类似的错误记忆——那些感觉真实但现实中并未发生的“记忆”——人人都会经历。尽管是臆想出来的，错误记忆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而且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使我们产生真实的愉悦感、真实的沮丧感，甚至真实的心理创伤。因此，理解错误记忆的形成原理能够帮助我们建立起一种自觉意识：怎样才能鉴别记忆中的信息是否真实，怎样合理利用这些或真或假的信息来定义我们是谁。 在多年的研究中，我逐渐发现，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非常不完美，这使得我对那些从事科学合作研究的集团公司产生了深深的敬意。有了他们，我们才能不被局限的感官所蒙蔽，从而真正了解记忆是如何产生作用的。然而，尽管我在记忆研究这片海洋上已经航行了十几年，我还是必须承认有一个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到底有没有一段记忆是完全准确的？“记忆是精神对现实事件基本准确的反映”，能够证明这个想法的确凿证据仍然没有被找到。任何事件，无论它看似有多么重要，其中的情绪多么饱满，能造成多么严重的创伤，都可能被遗忘、被错误地记忆，甚至被完全臆想出来。 我现在致力于研究记忆误差形成的原理，主要关注的是怎样可以塑造自己的和别人的记忆，怎样可以篡改真实的经历，然后制造一个臆想出来的“经历”。我的研究与其他记忆研究者有所区别，因为我收集的记忆类型有所不同。深知记忆形成原理的我，仅仅在几次研究采访中就严重扭曲了参与者的记忆——我让没有做过坏事的人相信自己犯过罪，让没受过外伤的人认为自己曾遭受过严重身体损伤，让一个从没被狗咬过的人觉得自己曾被狗攻击过。这听上去可能有点不可思议，但其实就是把记忆简单且有计划地应用了一下而已。这样做你也许觉得有点狡诈，可我不过是想知道严重的记忆扭曲是如何形成的。明白这个原理在处理刑事案件中极其重要，因为目击者、受害者和嫌疑犯的记忆是我们破案和审判案件所依赖的重要依据之一。通过在实验室中人为制造出复杂而看似真实，却又是虚构的犯罪记忆，可以让大家意识到错误记忆的形成过程对法律提出的严峻挑战。 很多人都想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别着急，在本书后面的部分我进行了解释说明，但我向你们保证，整个过程中，我没有对参与者进行洗脑或者肉体折磨，也没有对他们进行催眠。我们的心理结构和生理结构决定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对一件完全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历历在目。 这本书将会从生物学角度出发，来解释记忆最根本的原理：社会环境如何深刻地影响了我们体验世界、回忆世界的方式；自我意识如何塑造了记忆，又如何反过来被记忆所塑造；在我们试着理解（或误解）记忆能对我们产生的作用时，媒体和教育扮演了什么角色。这本书也会详细展示一些不可思议的以及能够支配我们真实记忆的记忆误差、篡改和错觉。这本书绝对无法面面俱到，尽管如此，我仍然希望这本书可以让你对涉及到的科学知识形成一个足够坚实的认识基础。或许这本书也可以让你开始思考，你对世界到底了解多少，你对自己又真正了解多少呢。
茱莉亚·肖博士（Dr. Julia Shaw） 伦敦南岸大学法律与社会科学系的高级讲师、高级研究员，主要负责教授犯罪学和心理学课程，曾两次获得优秀教师的荣誉。 她曾在多个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过研究论文，参与编写过多部心理学教科书，并多次受邀在国际大会上担任演讲嘉宾。在著名的科学杂志《科学美国人》上，肖博士还是“记忆专栏”的主笔，讨论记忆是如何误导人们的。肖博士也是刑事案件专家顾问，为警察提供相关训练。同时，她也是欧洲心理学和法律协会的董事会成员。 她的研究曾被多家媒体作为特别内容播出或刊登，包括探索频道（Discovery Channel），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国际频道（CNN World），德国《明镜周刊》（Der Spiegel），“今日俄罗斯”电视台（Russia Today），《纽约》杂志（New York Magazine），《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每日邮报》（The Daily Mail），法国《为了科学》杂志（Pour la Science）和《太阳报》（The Sun）。 第一章我记得自己出生的过程：为什么有些儿时记忆并不可能真实发生 第二章 被弄脏的记忆：为什么记忆的过程就是感知的过程 裙子颜色之谜 “白色和金色。” “不对！黑色和蓝色！” “不对不对，绝对是白色和金色！” 2015年，各路媒体上充斥着这样的争论。一张照片上的裙子，有的人看到的是蓝底黑条纹，有的人看到的是白底金条纹。“黑蓝党”和“白金党”统治了这张照片下的评论，意见相反的人们都坚信对方是色盲、笨蛋，或者就是在撒谎。推特上的名人们也划分出了“白金”“黑蓝”阵营，裙子之争愈演愈烈。 这条裙子的照片能让互不服气的同事们争执十分钟以上还不嫌累，除此之外，这条裙子实际上能让我们知道感官是如何工作的，又是如何误导我们的。不同人的感觉差异这么大，像是被耍了一样，令人难以置信。不同的人同一时间在同一张照片中看到几乎完全相反的颜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想知道真相的人明显不止我一个，2015年有三篇论文都是关于“裙子大事件”的。为此现象着迷的科学家之一，是卫斯理学院的神经科学家毕伟尔·康威（Bevil Conway）副教授，他说：“关于人们在同一物体上所见颜色不同的事件的记录，这可以说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这三篇论文只是冰山一角，这条裙子使我们开启了对一个根本问题的探索，即大脑如何把信息转化成感知和认知：你是如何把感官所捕捉到的东西变成感觉或者想法的？” 论文中的发现使一些人感到非常吃惊，另一些人却认为这再明显不过。在第一篇论文中卡尔·葛根弗纳（Karl Gegenfurtner）等人在德国吉森大学所做，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人们如何表述他们看到的裙子颜色。研究者详细记录下一组人对裙子颜色的看法，研究哪一种表述是最普遍的。他们发现，除了最常见的两种颜色组合（黑和蓝，白和金）以外，更多的研究参与者会看到一种过渡的浅淡色。也就是说，除了“黑蓝党”和“白金党”，很有可能还存在“细微党”——“黑色和浅蓝党”或者“浅褐和金色党”——但这些仍然不能解释大家为什么会在同一条裙子上看到不同的颜色。 为了解决裙子颜色之谜的核心问题，内华达大学的艾丽莎·温克勒（Alissa Winkler）率领一个团队展开了一项研究，检查色彩恒常性（color constancy）是否是能解释这个现象的一个机制。色彩恒常性指的是，我们的视觉自动补偿因光照产生的色差，从而鉴定物体“真实”的颜色是什么。因此，尽管在户外强光下或者在室内昏暗灯光下，我们的视网膜接收到的光波长度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依然能估计出物体的颜色，并表述出与之相符的颜色名称。 通过这项研究，温克勒团队为“色觉”增添了一种新的概念。他们发现了一种“蓝-黄不对称性”：当一个物体表面实际带有蓝色（相较于黄色、红色或绿色），在人们眼中这个物体看起来更接近灰色或白色。他们倾向于用“蓝色调源于光”，比如天空，来解释这种不对称性。在裙子事件中，人们看到的裙子颜色可以被解释为光源照射产生的效果，也可以说是裙子布料本身的颜色。 那么这些跟记忆有什么关系呢？很简单，我们之所以有视觉能力，比如色彩恒常性，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生理机能优越，也更是因为我们拥有关于世界如何运作的基本记忆。我们在内心深处都知道蓝色调的来源是天空，因为我们几乎每天都看得见天空。物体看起来是什么颜色的，以及它们在特定环境中看起来应该是什么颜色的，我们对此的记忆多得数不胜数。正是这些记忆在帮助我们理解感官捕捉到的信息。 这就是说，“白金党”看到的是弱光下的裙子颜色，也就是说原本的蓝色被看成了阴影；“黑蓝党”看到的裙子四周光照更亮，于是他们能够准确说出裙子的颜色。两“党”观察裙子时，他们视觉接收到的信息、对世界的内在记忆，都在同时发挥作用。 如果你们像我一样，在不同的时间看这条裙子会看到不一样的颜色组合，也大可放心，因为研究表明这张裙子照片是“多稳态”的，也就是在不同情况下，同一个人在同一张照片上看到的事物会有所不同。 毕伟尔·康威总结了不同科学家对裙子颜色之谜的研究之后，得出一个结论：“这条裙子是我们理解大脑如何处理模糊信息的有力工具……很多科学家对‘内在记忆模型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经验’这一课题有着极大的兴趣。我们真的认为每个人的内在记忆模型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对裙子的颜色还有疑惑，告诉你吧，其实就是黑色和蓝色的。 这条裙子引起了针对人们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的大讨论，尽管人们的感知系统一般来说都是一样的。当然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的感官上，不仅仅只在视觉上。长久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感官只有五种，但事实上我们的身体厉害着呢，真正的感官数量可不止五种。 除了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和嗅觉，我们还一直在处理重力信息、外界温度和湿度、体内温度、身体某部分相较于其他部分的位置、劳累、体内器官的状态、肌肉紧张度，等等。如果所有这些感官在同一时间对某一事物产生了不完全正确的感觉（把信息解读错误），它们就极有可能把错误信息植入到我们的记忆中去。 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凭感觉认知世界的方式是由数据驱动加工模型，或者叫自下而上加工模型决定的。该观点的假设是，外部世界在我们脑海中的反映几乎完全是被基本感官接收到的信息决定、依照期望最低限度地呈现的。这是阐明感官工作原理的最好模型，因为我们大多的经历必须反映我们周遭的环境——否则我们就无法在生活中找到方向。 正如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James Gibson）和艾莉诺·吉布森（Eleanor Gibson）所说（1995）：“刺激输入包含了认知对象的所有信息……也许所有知识都是通过感官获得的。”刺激输入过程就是外界信息通过感官进入大脑的过程；认知对象是认知过程发展出来的一个心理概念。比如你看见一朵花，看见花这个行为就是刺激输入，通过眼睛把刺激传输给了大脑；如果你不但看花，而且是全神贯注地看，你就是在感知这朵花，那么这朵花就成为了认知对象。 吉布森夫妇的一篇论文叫做《感知学习：分化还是富集？》，试图说明大脑对感觉的解读不一定依赖过往的经历。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没有证据能证明记忆参与了这个过程。”也就是说不论我们之前对花有没有概念，我们看到的花就是花，虽然我们可能不会叫它“花”，但是花瓣、茎、叶都的样子都进入了我们的大脑。自下而上加工模型代表了我们对现实世界直观的准确的感觉，建立在感觉器官接收到的外部环境信息之上。 时间旅行者 另外，有赖于我们的兴奋和情绪状态的，是我们对时间的知觉。众所周知，我们越是兴奋激动，时间就好像过得越快。譬如“开心的时候时间飞逝”、“像眼睁睁等着油漆变干”，这类俗语说明了对一件事情的专注度会显著影响我们当时对事情的记忆。 想一想，你读完上一段话花了多长时间？时间长不长？给你规定个时间读完吧？10秒钟？一分钟够不够？你能精确到秒吗？你觉得你回答这个问题的依据是什么？你是怎么知道你需要多长时间读完的？ 我们当然不会自己问自己这种问题，而是对时间知觉习以为常，不以为意。我们也总以为身体里有走时客观的神奇生物钟，让我们能比较准确地感知时间。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想，当我们做讨厌的事情时觉得时间过得太慢难以忍受，或者愉快激动时觉得时间“嗖”地一下就过去了，我们离真相就不远了。 提到四维空间的某些时候，时间可以被当做首要的内在现象，它的特点是线性、序列性、变化，可以增长也可以缩短。我们主观的时间知觉叫做“时间感受性”（chronesthesia），或“精神时间旅行”，神经生理学、心理学、物理学等领域都在研究这一课题。所有这些学科的研究都显示，也许记忆是我们感知时间能力的关键所在。 众多研究的一支认为，我们感知时间的流逝是通过个人时序感完成的。换句话说，我们记得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由此获知事情发生的时刻与持续的时间，为此我们显然必须记住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发生的先后顺序是什么。时间就是记忆，记忆就是时间。 诺贝尔奖得主、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做了大量关于我们如何估计时间的研究，特别关注记忆中事件的时间感。他们说很多人，特别是那些很难进行时间预测的人，都会有“计划谬误”，意思是这些人过于关注“单一”信息，也就是单线程任务。 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医生，要估计一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还能活多长时间，有关联的单一信息应该包括这位患者的年龄，病情严重程度，和患者的既往病史。这些都是重要的信息，但它们只有在被放在“分散”信息的语境下才真正有用。分散信息指的是范围更大的信息集合，包括一般情况下70岁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普遍能活多久。单一信息让你知道这位患者可能与其他患者有何不同，以及他自身独特的风险因素是什么。分散信息集合可以用来根据类似患者身上的普遍情况进行预测。 分散信息集合的建立当然有赖于你记住并回忆过往类似病人病情的能力，并且了解到阿尔茨海默病人的平均预期寿命的8到10年。拥有把单一信息放置于分散信息集合中进行研究的能力，极大地改善了我们准确预测事情未来的持续时间的能力（或者就像在这个例子中，预测病人还可以活多久）。 我们都有这样的朋友（或者家庭成员，或者同事），他们组织事情或者计划一天的行程总是一团糟，就是“哎呀到那里只需要五分钟嘛！”这种人。我们可能会说，这类人在估计时间的时候太“乐观”，或者也会说，他们很可能根本不记得以前做某件事实际上需要多长时间。他们更不善于运用他们的分散信息集合，去问一问自己：“一般来说我需要多久才能到那里？”谷图的确说只要五分钟就够了，但这五分钟可没算上他们梳头找钥匙穿大衣下四层楼到了地方找门铃的时间。记忆科学关于这种预估不充分性的观点是，人们经常迟到是因为他们的记忆和时间感知系统使他们对过往经验的感知能力很差，他们的前瞻性记忆——根据过往经验来计划未来事情的能力——也很差。 那么总的来说，我们有多擅长于估计做一件事情需要多长时间呢？在一篇前瞻性记忆研究综述中（2010），加拿大威尔弗瑞德劳瑞大学的罗杰·比勒（Roger Buehler）等人着眼于这样一些研究：研究人员让每个人估计一下自己做某些事情需要的时间，然后让被问者估计一下别人做同样的事情需要多长时间。他们发现，人们在做出预估的时候一般比较乐观，倾向于低估或忽略以前没能按时完成某事的失败经历，从而少估计完成事情实际需要的事件。换言之，我们好像觉得未来的自己是超人，做事情快得很——新的你做事情又高效又出色，即使以前的你又慢又懒。 我们也许还记得自己也这样想过，打算第二天早起跑个步，吃个早饭，中午之前把某个工作做完，开一个很有效率的午餐会议，回复完所有的电子邮件，去看牙医，上瑜伽课，做一顿有五个菜的晚饭，打扫卫生，跟朋友出门喝酒，然后回家，好好睡一觉之前销魂地翻云覆雨一番——把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这样的一天什么时候真的发生过？可我们还是在晚上一次次地对自己说：“明天就这么过！” 我们之所以估计时间的时候乐观得不可理喻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记得完成每一项独立的任务需要多长时间，但是却忘了任务切换与衔接所需要的时间有多久。而且，我们忘了一段时间的全力工作后，我们的认知资源几乎会被消耗殆尽，在高效地展开下一项工作之前需要再次补充。简单来说，我们记得完成事情所需时间的某些要素，却忽略了其他要素。 除此之外，根据罗杰自1994年以来的研究，以及他与同事2010年所做的文学综述，我们只会把自己当做未来的超人。当估计别人做事情的效率时，我们其实相对悲观一些，觉得别人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完成某项任务，预言会有各种困难导致任务无法按时完成。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已经发现这个效应适用于对不同任务的估计，表明我们关于别人的前瞻性记忆能力也像关于工作和自己的那样差——我们总会过多估计朋友做完工作来跟我们见面喝咖啡所需要的时间。 至于我们的自传式记忆，指的是每当我们解码关于一件事的记忆——不可避免地要牵扯到与时间有关的持续时长、发生时序的部分——你是在通过感觉、那天发生了多少事情，以及其他偏颇的因素在进行解码。时间并不是客观的，像其他所有事物一样容易被主观臆断产生偏差，这些最初的偏差像这章提到的其他感知偏差一样，经由它们的接收器给我们的记忆涂上了颜色，歪曲了记忆的原貌。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