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至1945年间，美国情报机构在华盛顿附近的亨特堡秘密营地对数千名德国战俘施行监听，并留下了厚达几十万页的记录。这些记录不就前才被公诸于世。历史学家菲利克斯·略莫尔是第yi个对这份档案进行整理和研究的人，他的阐析为我们开启了一个关于战争的全新视角。在战友间的谈话中，士兵们讲述各自的前线经历，吹嘘自己的种种“英雄事迹”与“恶行”，袒露其内心的恐惧以及对希特勒的看法。档案中记录的每个士兵的生平经历，也让我们对这些人的生存状态、行为自由度以及思想和行为获得了真实的了解。这份特殊资料的公开，使军服下的德国国防军第yi次露出了个人化的面目。

前 言

在“二战”中，那些成百上千万为希特勒卖命的德国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士兵究竟是谁？他们为希特勒争夺世界大国地位和攫取生存空间所发起的非正义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出身于纳粹独裁统治下由“雅利安人”占多数的社会的不同阶层，来自不同地区和教派。“二战”后，他们之中的幸存者获得了新的身份：企业家、工人、公务员或职员，还有从政者，甚至还有人又成了军人。

但他们首先是我们的家人，是我们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抑或是他们的兄弟、连襟。他们中的一些人如今还活着，但生者是一年比一年少。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再不可能与他们面对面交流，倾听他们的声音或感知他们的缄默。借由参战老兵或他们后代的口口相传，几乎每个非犹太裔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心中都还保存着有关“二战”中士兵故事的记忆片段。在社会学家们看来，除了“文化记忆”之外，这种通过书籍、电视节目和博物馆保存下来“用于交流的”记忆，也是我们关于战争集体回忆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我们究竟对自己那些手持武器，为一个非正义且近乎犯罪的目标而战的亲戚们了解多少？对他们在战争中的行为、思想和感受又认识到了多少？从我们的亲戚身上去找寻界限、探求身份和心理的矛盾，终归也是对我们自身的探究与反思。面对那些亲爱的父辈们，我们去探索这些可能令人痛苦的过往，除了好奇之外，更需要勇气。

探寻路上的指示牌和里程碑早已剥蚀不清，让人无从判断。从留存下来的老信件和老照片中，常常找不到任何线索。那些战后文学中讲述的故事，我们固然能够理解却不相信，也不能去相信。趁着人还在世，当兵的故事可以一直讲到孙子辈。那些战后文学里通常只描述优秀的战士和关于冒险的小故事，而几乎不涉及战斗本身、死亡和犯下的罪行。这些内容显然被刻意地避而不谈并淡而化之，但从表面上却看不出来。“有罪”这个词更多是作为双关语普遍存在，并且在极少的瞬间得到加强。在这些瞬间里，选择性的叙述模式被打破；在这些瞬间里，尽管还会立刻被重新湮没，但那些被压抑的记忆片段迅速被唤醒，并通过语言和情感表达出来。

哪个儿女、哪个孙辈敢执拗地去问他们的老辈：你都经历过什么可怕的事，又做过什么可怕的事？你过去也是一名纳粹吗？长久以来，人们在关于德国国防军和“二战”问题的公众历史意识方面一直在兜圈子，这种行为于事无补。战后重建那一代人的集体良知，不应因为要对这场罪恶战争造成的伤痕去刮骨疗毒而受到侵扰。刑事追诉以及从科学、道德角度出发去评价的对象，多是那些主要的战犯，特别是纳粹党内和党卫队中希特勒最密切的追随者。而那些身败名裂的老派精英人士——他们之中有军官、外交官、政府高官、司法人员、科学家，还有企业家等——却在纽伦堡审判后不久就归于平静，社会名誉和地位也得到了恢复。纳粹独裁政权的大部分罪犯和帮凶都没有遭受到什么麻烦，其中不少人反而在大量文章、电影、讲演和小说等文艺作品的鼓动下，形成了一种被害者式的叙述口吻：一个叫作“希特勒”的恶魔带领他的小规模犯罪团伙，诱骗了“那些”德国人，并使他们遭到不幸。象征性的代表，就是那些被恶势力煽动参战、然后又被置之不理、“英雄般”承受痛苦并死亡的士兵形象。在这种战后主流文学叙事话语中，德国士兵不仅是受害者，同时也是加害者的事实，就这样被省略掉了。

德国史学界对于纳粹暴政的核心人物态度显得高贵而克制，对普通士兵这样的下层人物也并不关注。20 世纪60 年代以来，对德国在“二战”中的集体犯罪行为和个人责任问题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大，同时历史学家们却在新兴社会学理论的影响下，更加热衷于研究凌驾于个人之上的体制结构问题，而不是人本身。直到1995 年，汉堡社会学研究所举办的巡回展览——“歼灭战，国防军1941 至1944 年间的罪行”，才满足了公众对关于战争浅显易懂答案的需求。观展的人们受到了极大震惊，引发的讨论直到今天还在继续产生影响。这场由汉纳斯·黑尔（Hannes Heer）担纲的国防军展览同时也强烈地印证了：国防军整个变成了一座“行进中的屠宰场”，国防军全体士兵出于对纳粹的信仰，成批变作了战争罪犯和杀人凶手，成了纳粹的帮凶。即使后来那次展览因为发现有重大问题而被一个更新的严肃版本所取代，它仍持续地影响着国防军及其士兵的历史形象。这次展览还引发了社会、学界和家庭对此话题的广泛讨论。因为那次展览将过去的每个国防军成员置于质疑之下，它对观看展览和参与讨论的人是否弊大于利，达到何种程度，我们还只能拭目以待。但无论如何，历史研究都会从公众辩论的推动力量中受益。这样的辩论诚然回答不了诸如有多少士兵曾参与战争和纳粹罪行这样的问题——这种问题原本也不是从经验出发就能够解决的。然而，要寻找那些在极端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军事形势影响下，将士兵的“通常”行为转化为侵害和过激行为的外部条件、感知方式和动机状况，也是困难重重。

和那些向自己家人追问纳粹历史的后辈一样，想要探究普通士兵的经历与心态的当代史学者也面临着原始资料的来源问题。由于军事档案记录的侧重点不同，从中获得的战后记忆只是经过层层筛选的结果，当时战地军邮要经过政治审查和自我审查，留存至今的战地日记也寥寥无几。在这种情况下，能发现上万名德国（和意大利）战俘在被英国和美国关押期间的审讯和监听记录，实属幸运。

它将在对德军精英将领的充分调研基础上，带动新一轮对“二战”中普通士兵的研究。这些资料为了解德国士兵在战争中的心态和扮演的角色提供了新的视角。在这些记录中，战友间相互谈论战争和各自的亲身经历，貌似对彼此互无防备，即使谈话对象彼此有个适应过程，也全无像对待战地军邮和面对家人时的那种顾忌。由历史学家森克·耐策尔（Sönke Neitzel）和社会心理学家哈拉尔德·维尔策（Harald Welzer）牵头的学者小组，着手对这些能产生轰动效应的材料进行研究。他们的第一个成果就是由耐策尔和维尔策共同撰写的《士兵们——关于战争、杀戮和死亡的记录》（Soldaten. Protokolle vom Kämpfen, Töten und Sterben），该书于2011 年一经出版便获得了极大关注。

两位作者按照自己的方式，通过此书阐述了他们的观点，但并不比那次国防军展览得出的结论更为准确。汉纳斯·黑尔和他的团队的出发点，是认为个体思想和行为受社会及其主导思想所决定的历史社会学观点；而耐策尔和维尔策则主要从军队集体化和社会心理学等角度进行论证。他们认为，国防军无休止的战斗行为更多是受当时士兵们实际生活的世界和他们对它的直接感知等因素影响，而非纳粹思想。如果拿意图同客观情境两相对比，客观情境因素才是指引士兵采取行动的关键。因此德国士兵之所以成为战争罪犯，是因为他们是士兵，其行为符合“战争”这个概念范围，在其他类似状况下也会采取同样做法。士兵们的暴力乃至犯罪行为据此被解释成人类本性和普遍的下意识行为，是客观情境和社会力量造成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意识形态因素和对战争的事先认知只起到了“配角”作用。试想如果在战争的某个领域，士兵们真的始终保持同一种行为模式，就连实施罪行时也一样，那么这场由国防军发动的战争，包括他们在东线战场上最恶劣的行径在内，便都失去了它的特点。

简而言之，士兵们之所以成为杀人犯，一部分人认为因为他们是纳粹，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因为他们是士兵。这两种归纳性的解读给补充、修正及对其中差异性的研究工作带来了挑战。对于存在缺陷的国防军展览来说如此，对于由耐策尔和维尔策撰写的、引起广泛反响的《士兵们》一书来说亦是如此。尽管该书的论证水平要高得多，但其太着重于立论且观点又十分尖锐，因此也同样激起了反对的声音。目前，耐策尔和维尔策领导的项目团队中的一名成员将这场讨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印证了这个团队的创新潜力和学术自信。

菲利克斯·略莫尔所著本书与《士兵们》一书完全不同，它是本完全体现个人风格和原创性的作品。菲利克斯·略莫尔的博士论文《专员的命令》获得学界的高度赞扬，并凭借此文成为对国防军最为了解的研究者之一；之后，他就开始为耐策尔与维尔策团队的书稿做必要的打磨、润色工作，不放过其中任何一个重要问题。一想到经此人之手完成初次评估的原始资料规模之大：超过10 万页美国方面的审讯报告和监听记录，占了为“美因茨项目”所用的英美档案总量的2/3，并还取得较好的成果，就更使人对他的敬意倍增。

本书的阅读方式有很多种——当然也可随时与其他同类内容相对照，以构筑整体印象。首先，这是本值得关注的书，书中德国士兵的自述内容新颖且非常引人入胜；其次，这本书深入透彻地讲述了大量从普通士兵到中下级军官乃至团级指挥官不同等级军人的思想状况；第三，本书还对关于国防军的研究工作进行了权威性的总结。通过本书，读者能了解战俘的拘禁条件以及位于弗吉尼亚州的亨特堡审讯营的有关情况，深入了解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人气质在其间所起的作用，更是了解有关牢房内战友关系和部队指挥官职责的第一手资料，从而能更好地解读那些士兵们对战争、战斗、死亡和罪行的感知及事实的阐述。对于那些在关于国防军公众讨论中有时只是浅尝辄止而没有深入回答的问题，作者从整体角度出发，给出了全面而多样的答案。菲利克斯·略莫尔对不同战场、武器兵种、兵团名称和军衔级别也进行了详细区分，唯有这样才避免了将大西洋上的U型潜艇艇长、意大利战场上的空军飞行员和东线上的装甲掷弹兵等人的言行混为一谈，避免了那些用“战争就是战争”这样的陈词滥调来消解的差异化；事实上，这些或广泛存在或故意而为的差异是因个人或集体原因而表现出来的。

对于上面提到的有关个人意图和环境因素哪个对“二战”德国士兵行为更具影响力的意见之争，略莫尔的观点基本处于中立。尽管他的这种看法并不像其他论点那么抓人眼球，却具有更强的可信度。从士兵们关于战争的对话中可以推断，行为不仅只靠社会和客观情境中的普遍性逻辑控制，还有诸如文化烙印、社会行为样本及个人立场等因素发挥着影响力。士兵的行为空间是严格受限的，级别越低，限制就越多。可一旦预先设定好范围，行为的回旋余地反而会越来越大。如何利用这种余地，往往要看他们是否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遵守了“普通战争”的规则，还是把它变成了“歼灭战”中的犯罪通行证。菲利克斯·略莫尔这本优秀著作的最大成功，也许就在于把德国士兵作为有血有肉的行为主体呈现出来并加以分析，而没把他们纯粹当成客观存在或是毫无思想的机器人。在对叙述对象的重塑中，个性占了很大比重，还体现了他们在特定暴力实践中应负的个人责任以及各种特殊、差别化的责任。本书针对离开历史视野的战争罪犯们做了总结性概述，也纠偏了“战争就是战争”这样追求同一化和相对合法化的陈词滥调的观点。当德国士兵们的自述作为对他们思想状态和个人经历的反映得到严肃对待时，公平也就降临到他们身上——这些自述也是他们作为士兵，除了被动隐忍之外，也是他们主动参与，甚至在极端情况下犯下战争罪行的证据。

与那些曾经参加国防军或者武装党卫队的家族成员的坦诚对话，和那些为我们打开探究恐怖战争中人的心态和遭遇视野的对话，加深了我们对自己家人的理解，最终也是对我们自身的理解。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这样的对话绝大部分读者没有经历过，也不可能再经历。更何况，在过去几十年中，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回忆的不断累积，使得这种交流的认知价值被大大削弱……。正因为如此，这本书中那些如同多声部合唱般的叙述才显得弥足珍贵。从战俘们时常毫不掩饰的坦率中，我们可以真切地体会到他们的感受。那些如临其境的描述，仿佛是从与当年那些士兵无缘进行的谈话中截取的片段一般。

本书将给我们带来两重收益。一方面促使我们对作者字斟句酌的表述再进一步思考。另一方面，它让我们听到了那些男人们最原始的声音，而他们就可能是我们的父亲、祖父和曾祖父。愿这两方面对读者朋友们都能有所裨益。

约翰内斯·许尔特（Johannes Hürter）

2012 年8 月，于慕尼黑

菲利克斯·略莫尔（Felix Römer）博士，1978年生于汉堡，2007年以一篇富于前瞻性的论述希特勒“政委法令”的论文获得基尔大学颁发的博士学位。2008至2012年，以蒂森基金会资助的学者身份在美因茨大学历史研究院任教，并从事“战争参考系”专项研究工作。2012年迄今，任伦敦德国历史所研究员。

前 言 1

第一章 导 言 8

第二章 在战俘营 18

第三章 意识形态 48

第四章 军人伦理 93

第五章 战友情谊 134

第六章 军心斗志 175

第七章 部队长官 242

第八章 战斗与杀戮 280

第九章 战争罪行 341

第十章 结 语 393

谢 辞 403

注 释 406

参考文献 453

第一章

导 言

库尔特叔叔是我未成年时见到的第一个总爱哭泣的成年人。库尔特叔叔其实是我的叔祖父，名叫库尔特·埃尔弗特（Kurt Elfert），同时，他也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国防军老兵。少年时代，我经常去探望他，我们一起下象棋，谈天说地。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自己从未谋面的祖父的影子。但是，有时仅仅一个词，比如说苏联，就足以让他由满面欢喜瞬间陷入莫名的苦闷。然后，他不再说话，浑身颤抖着，眼中淌下泪水。有一次我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境下提到这个词，因为我弟弟弗洛（Flo）要去圣彼得堡做交换生。但是这个平平常常的词对库尔特叔叔来说却意味太多，于是，他一听到这个词，立刻面色大变，然后努力克制着情绪，试图让自己重新恢复平静。每一次，他总是讲不了几句，就泪水涟涟。很多时候，他都通过表达自己对战争的厌恶和对苏联人民的同情，来让自己的注意力重新回到战事本身。不过，他到底经历过什么，我永远都无从知晓。后来，我又见过其他老人在我面前哭泣。其中一个是我在弗莱堡军事档案馆遇到的，这位老人是去那里寻找自己的故事。然而，他的哭泣又与库尔特叔叔有所不同。在他痛苦的回忆中，既有垂死的战友和可怕的肉搏战中咬破颈动脉的画面，也有在东线战场上驾驶坦克的骄傲与自信。

但有些国防军老兵却从来不哭，比如我们的邻居君特（Günter）。干吗要哭呢？留在他记忆中的，都是快乐的事情，比如说与基尔警备司令女儿之间的风流韵事。君特原本想加入武装党卫军，但是却成了一名后勤兵，一直到战争结束，也没有上过一次前线。另外一个也叫君特的，是我家另外一个亲戚，他甚至在讲述战争场面时，也从不会哭。即使在讲到自己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卫军士兵，如何在战争尾声的维也纳之战中射杀红军战士时，他的声音也没有任何变化。

然而，我却再也没有机会向我祖父询问他当年的经历了。我的祖父埃尔文·略莫尔（Erwin Römer）1939 年9 月应征入伍，1945 年5 月3 日阵亡，时年仅36 岁。没有人知道他为何在1939 年10 月——入伍仅仅几周之后——申请加入纳粹党，1 也没人能够解释，他为何在战争行将结束的那个清早，在巴伐利亚州基姆湖（Chiemsee）畔的小镇瓦京（Waging）丢掉了性命。瓦京医院的死亡证明上除了“失血致死”（阵亡）之外，没有其他说明。2 在当地教区纪事里，也没有任何有关这一天的交战记录，而仅仅提到了一次在夜间误发的“教堂钟声警报”，以及在场的党卫军部队与其他国防军部队之间的“严重争吵”——事涉应不应该继续留守的问题。3 美军第一支部队到达瓦京的时间是1945 年5 月4 日的清晨，恰好是埃尔文·略莫尔刚刚离世的时间。4 除了他的军人墓地之外，还有几个干巴巴的数字，周围人对他的一些粗略记忆，以及一直放在我祖母房间的穿着制服的肖像照，有关他的资料已所存无几。

相比而言，我的外祖父则幸运得多。他留下的痕迹，也比我祖父多得多。我的外祖父维尔纳·兰普（Werner Lamp）生于1904 年，是后备军的一员，开始他是在东线战场服役，后来去了非洲。1943 年5 月，他在那里被俘，并以此结束了他的“战争”生涯——他甚至没有打过一次仗。与我的祖父不同，外祖父留下了堆积如山的资料。因为在战场上，他几乎每天都给家里写信。从这些信件可以看出，外祖父为能够穿上国防军制服深感自豪，并且打心眼里“感觉自己是一名军人”。5 他在信里称呼他的小儿子是“伟大的士兵战友”，6 他认为自己在距前线一公里远的后方所做的是“一个美好而充满责任感的工作”。7 他强调说，他“很喜欢在这里做事”，8 这也是因为他“和战友们相处得非常融洽”9 的主要原因。军人精神、义务观念和战友关系——这些是维持纳粹军队运转的最大动力，我们在本书中还将不断地观察到这一点。而政治路线上的忠诚，在这里甚至是可有可无的。事实上，在这位来自汉堡阿尔托纳区（Hamburg-Altona）、信奉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人智学的国防军老兵身上，几乎完全感觉不到这种政治忠诚的存在。在他富于爱国情怀的家庭中，显得格格不入，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他真是形单影只。与他反差最大的是兄弟姐妹中最小的那一个：弟弟赫尔曼（Hermann），他完全被希特勒和纳粹思想洗脑了。1941 年10 月28 日，维尔纳与赫尔曼在东线某地的战地影院不期而遇——在漫无边际的战场上，兄弟俩的相遇是一次意外的惊喜，两个人都感到“不可思议”“开心极了”。10 为了定格这次偶遇，两人拍摄了一张纪念照。

这是一对境遇悬殊的兄弟：赫尔曼身着精英坦克部队的特殊制服，翻领上有铁十字勋章，胸前别着重伤勋章——这两个标志是在向每个人展示其佩戴者在战争中获得的荣誉。相反，维尔纳的空军制服非常朴素，没有任何装饰，也没有勋章。尽管他身上不乏军人气质，但是从他的站姿可以看出，与身边面容严肃的弟弟相比，明显逊色了不少。这张合影所呈现出来的面貌，是国防军内部巨大反差的真实写照。

这些来自我家庭的几位国防军士兵，他们每个人的经历都独具特色，但是从某种角度来看，又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就是个人经历与“二战”所走过道路的多样化，以及经验、命运和自我反思方式的差异性。毫无疑问，在大多数德国和奥地利家庭中，都能找到一个与此相似的多样化图景。我们在本书中还会经常遇到这一基本模式：国防军的构成是复杂多元的，正如招募这支队伍的社会一样。出身和经历对他们的影响差距之大，可以导致完全相反的士兵生涯。为此，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对比鲜明的例子。有时，这一点也有可能在同一个家庭中得到反映——就像这对悬殊巨大的兰普兄弟一样。同样具有代表性的是，我家的两位国防军老兵对待自己战争经历的态度也是迥然相异。其中一人在当兵时就已习惯了暴力行为，在战后也能平静对待这些回忆；而另一个人却对战争始终无法释怀。但是，导致我们对两位家人的战争经历理解不同的原因或许也在于，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实在太少。祖父埃尔文从开始到战争结束，

除了几次短暂中断外，几乎一直在国防军服役——但是除了他最初所在的部队和最后的军衔之外，别的我们就几乎一无所知。尽管外祖父维尔纳从战场寄给家人的信件大都被保留下来，但是他在信中写给妻子的只是一些日常的琐事。仅仅是通信本身，便已占据了巨大的空间：兴奋地写信和读信，信件及包裹的发送和收取；还有，就是远在家乡的三个孩子，以及在汉堡遭到频繁空袭的时候，他对妻子和孩子们的担心和挂念；最后是在国防军的服役生活——“工作”，“活动”，“战友”，伙食，福利，“大自然”，以及闲暇时的“散步”。战争真正包含的东西，他却只字不提——人们丝毫不会注意到，这些信是寄自一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之中。这就是战地通信的特点：士兵们写信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记录自己的经历和思想。他们之所以写信，更多地是为了能够短暂逃离前线生活，为了能够在写信的那一刻让自己的意识重新回到家人身边，并从家人那里获得情感上的支持。他们在信件中，会有意回避那些有可能引起家人不安的话题。在维尔纳·兰普写给妻子的信中，反复出现的内容就是：“你真的不用害怕”，11“不要为我担心”。12 审查和自我审查所导致的结果是，作为史料之一种，这些战地通信所提供的信息价值是有限的。对士兵来往信件进行检查的军队邮政检查站，也早已注意到这一点。甚至在东线战事最紧张的那个月——1941 年12 月——审查人员在对几千封信件进行检查后得出结论，“大部分信件（93%）的内容都平淡无奇”。13 所有信件几乎都是“对来信的回复，里面提到的只是家庭或个人的私事，或是对生活状况、驻地环境的客观描述。信中没有一句提到写信者对这些事情的看法，或能让人从整封信的内容推测出写信者的态度”。毫无疑问，这些特点与我外祖父维尔纳·兰普绝大多数战地邮件的内容完全吻合。在战地通信中，士兵们描绘的是什么样的场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收信人是谁。这一特点在战后库尔特叔叔的家中依然很明显。从1941 年到战争结束，他一直在东线战场作战——他对这段经历的讲述，往往会随着谈话对象的变化而变化。14 在大范围家庭聚会的时候，比如说过节，他喜欢讲一些战场上发生的轶闻趣事。而他所讲的，几乎都是关于开小差或是发生在战友身上的糗事。而面对最亲密的家人，例如，两个女儿，他会跟她们讲述一些相对沉重的经历，常常讲着讲着就情绪激动得难以自已。在儿子面前，他总是有意识地选择轻松的故事版本——在父子之间，关于战争的话题从来都不会展开，所以他的儿子从来没有见到过父亲在讲述战争时情绪失控的样子。同女儿们不同的是，儿子自始至终都对父亲从苏联带回的精神重负——伴随他一生的噩梦，偶尔发作的吗啡瘾，还有无法克服的对森林的恐惧—— 一无所知。甚至对自己的女儿们，库尔特叔叔往往也会及时中止谈话。只有在他的妻子葛楚（Gertrud）和我的面前，在谈到苏联的时候，他才会任由泪水在脸上流淌。这些便导致在同一个家庭中，每位成员对战争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在这些版本中，哪个版本更接近库尔特叔叔在当兵时实际经历的战争，没有人能够判断。回忆总是发生在当下，并随着时间流逝和需求的不同而变化，因此往往不可信。

此前，所有的文献只能为我们提供了解国防军内部的有限视野，因此眼下这批新的史料的发现堪称是一件幸事，它比以往其他任何类型的史料都能更接近真实地再现国防军士兵的心理状态：这就是“二战”盟军审讯营的秘密监听记录。从1939 年起，英美盟军开始运营这种特殊的拘押营地，他们在里面通过隐藏的话筒偷听德国战俘的对话，并把它们记录下来。关于数千名普通国防军士兵的窃听记录和审讯报告加在一起，厚厚一大摞，远超过了10 万页。这些原始资料构成了迄今为止内容最丰富、范围最广泛的“二战”德国士兵自述。从信息价值之大来看，盟军审讯记录堪称是一部独一无二的国防军意识形态史。

如我们所见，战地通信常常有检查和自检之嫌，而私人日记只能出自少数受过教育的人之手。官方的国防军文件，只能反映出军队领导层的观点。追溯性质的回忆录，大多反映的是回忆者当下的思考和生存状态，而并非是回忆的事件本身。相对而言，监听记录则远离了这些源头上的问题。这些资料产生于它所记录的事件刚刚发生后不久、在战争仍然持续时，常常是这些德国兵被俘仅仅几周之后。其最大的价值，在于讲话者在谈话时的坦诚。这些被俘的国防军成员谈及的话题，几乎涉及一切：从他们的打仗经历，到对希特勒和纳粹的看法，直到对战争罪行的态度，他们对任何话题都毫不回避。士兵们不用像在战地通信时那样有所顾忌，因为在这里，每个人的处境都毫无分别。那些不擅长书写的普通国防军成员，可以更干脆更直接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审讯营内的士兵们没有根据面前的谈话对象而斟酌自己的言辞。但也正因为如此，监听记录才能更加真实地反映出这些男人作为国防军士兵的角色。当然，如今已不可能再核实他们在这里所说的话是否全部与事实相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很多人的叙述都掺杂着自己的感受。事实究竟怎样，未必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这些士兵主观上对事实的态度究竟如何。这恰恰是盟军窃听记录作为史料的真正价值所在：人们可以通过士兵们的眼睛来观察德国国防军和“二战”。

当下，这些窃听记录对国防军历史的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我们在美因茨、埃森和罗马的研究项目“战争参照框架”得出的结论可以看出这点。15 森克·耐策尔和哈拉尔德·维尔策在其开创性作品《士兵们》一书中，成功地做到了变换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普通国防军成员的“战斗、杀戮和死亡”。基于这些新的史料，他们主张应“停止对意识形态因素的高估”，这是目前与国防军相关的历史书写中经常出现的问题。16 在对英国战俘营的窃听记录进行分析之后，他们得出一个明确结论：个人态度才是决定士兵行为的最重要动机。从这一点来看，大部分国防军成员并没有树立一个稳固的世界观。于他们而言，在前线阵地上，他们对士兵具体角色的理解，比任何抽象的理论都更重要。行动的那一刻，他们自己的意图无论怎样都毫不重要。他们更多的是被现实所推动，因为现实的力量远比其自身更强大：情境压力和动力，社会环境的从众压力，战友和上级的期望。在关于战争中的行动是受意图还是情境支配的研究和讨论中，耐策尔和维尔策将重点推向了后者。17 这是他们所取得的一大研究成果。他们借助于社会心理学的解释模型理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清楚地展示出社会和情境压力是决定国防军士兵行动的关键——正因为如此，在战争环境中的特定情形下，这些男人几乎是无所不能的。

但是仍有一个问题尚无答案。我们不知道是否所有士兵都在同等程度上发自内心地对这一“战争参照框架”表示认同。根据目前现有的来自英国的窃听记录，这个问题仍未能得到解答。这个答案之所以空白，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史料本身。因为此前来自英国审讯营的原始档案，绝大多数并没有任何关于被监听的国防军成员的其他说明。甚至连他们的名字，也往往未被提及。有可能因年龄和社会经历而导致的性格差异的产生，也同样只字未提。如今，这份新的档案资料有可能使普通国防军士兵的生平经历与心理状态之间的关系变得明朗。在本书中，这份档案将首次得到分析和评价：这份来自英美联合审讯营的监听记录和审讯报告，远超过102000 页。同来自英国的资料不同的是，这些来自美国审讯营的卷宗里包含着关于被窃听国防军士兵的性格和生活经历的详细介绍。正是这些原始资料的出现，才为我们研究这些士兵的不同生活环境对其造成的影响——正如前面我家人的例子那样——成为可能。简而言之，我们将在本书中一再确认这一事实：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个性特点都必然会导致差异产生。

来自美国的资料揭示了士兵们的社会背景、“二战”经历及其个人观点，同时也显示出，这些因素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成百上千名普通国防军士兵的鲜明个人形象，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得以呈现。在美国留下来的这些卷宗中，总共出现了大约3000 名德国士兵。就“二战”期间在国防军服役的大约1700 万名士兵而言，这只是很小的一个截面——但它比我们以往所看到的任何一个截面都大得多，也更接近事情的本质。至少，它足以让我们实实在在地了解到，在阴雨绵绵的天气里，那样带有群体性特征的普通国防军士兵到底有着怎样的想法和感受。假如我们家人当中的那些国防军士兵也曾是秘密审讯营战俘中的一员，并在那里被窃听，他们大概会怎么说？由于这些文件涉及的只是一个人数很少的士兵群体，因此，在今天的德国国防军后代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让自己对父辈的疑问得到解答。在美因茨大学，我们专门创建了一个网站，将所有在档案中留下记录的国防军士兵按照字母顺序加以排列，士兵的家属们可以通过这一途径从我们这里获取相关文件的副本。18 对那些已经借此获得资料的家庭而言，一段他们以往几乎一无所知的历史由此而露出了真相，尽管这一过程偶尔也会伴随着痛苦。对于其他所有人而言，这些尘封已久的卷宗可以说极具代表性，它让我们了解到，当普通的国防军士兵们谈到“他们”的战争时，通常是如何互诉心声的。本书将以此作为基础，为读者讲述一部原声的德国国防军心灵史。

我们将分十章来进行讲述，每一章都可以独立成篇。在“导言”之后，我们将在第二章把目光投向美国审讯营，即本书基础——那份档案产生的地方。这个秘密营地的运营本身，就是一段扣人心弦的故事。对我们而言，认识到这一点十分重要，它有助于我们判断，那些产生于此的资料到底有多大的说服力和可靠性。另外，这些被俘的德国士兵即使在被监禁过程中，仍然表现出某些具有国防军特征的行为模式。在第三章中，我们将探讨一个在国防军研究中备受争议的话题：纳粹军队的意识形态化程度。资料显示，很多士兵都是不关心政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对他们没有产生影响。第四章主要是涉及那些决定士兵们行为的价值和标准：国防军的军人伦理。在这里我们可以确定，几乎所有的国防军成员都拥有某种共识，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接下来，我们将在第五部分讲述国防军的社交文化。士兵们日常生活的内容堪称贫乏，而更多的是战友之间的相处。在他们记忆中留下积极印象的，除此几乎无他。但是我们也会看到，由于战友的数量极为庞大，因此，其关系在实际中自然也是矛盾不一。在第六章我们看到的是，士兵们如何讲述他们在战争中经历的事情；他们如何面对屡屡的败仗，还有敌军对家乡的轰炸？他们是否相信纳粹关于所谓奇迹武器的宣传？当潜水艇不断由驱逐艇变成被驱逐对象时，它们的驾驶者是怎么想的？士兵们从这些经历中所得出的差异性结论充分反映出，他们的感受程度取决于其个人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和立场。第七章描绘的对象是国防军中下级军官—— 一旦抛开这一群体，我们将无法充分了解战场上所发生的事情，因为这些身处最前沿的人对战争的进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接下来我们将在第八章探究战争的核心：前线的战斗和死亡。我们将从士兵的角度去重温战火，去想象士兵们中弹或死亡发生时的情景，以及当事者在那一刻的所闻所感。在第九章，我们将进入“二战”最黑暗的一章，关于战争罪行和大屠杀的问题。毫无疑问，在战争状态下，绝大多数人都有可能做出极端之事——尽管如此，士兵们并不会在同等程度上赞成任何形式的暴力。正如我们在所有章节所看到的一样，国防军成员的态度主要取决于其自身的经历。在最后一章，我们将归纳前面的内容并做出结论。我们将确定地发现，国防军当中的每一个个体受集体和现实的影响是多么大。对于一个正处于战争中的军事组织而言，怎会有其他可能性存在？大部分人都是随大溜，做着与别人一样的事——但是仅仅凭借这一论断，并不能概括德国国防军的整部历史，因为随大溜的形式也是各不相同的。在既定的限度内，可以有形形色色的诠释，甚至有可能是截然相反的观点。尽管士兵们的行动空间常常很有限，但有时却关乎生死。如何充分利用这些空间，往往是偶然的、即兴的，更多是个人的，而很少是统一的。无论怎样，国防军的异质性都是构成其历史的一部分，值得我们去关注。为了从内部展示国防军，本书采用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既参考了军事史与社会史的理念，同时也借鉴了社会学的解释模型理论。如果读者读完本书后能够清楚地发现，整个战争离开个人的参与便无法运转，那么本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