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卖书记及其他》主要包含两本书，即《金陵卖书记》和《汴梁卖书记》。
　　1901年8月29日，慈禧太后发布上谕，要求\"一切考试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代替它的是论述中国历史、政治和外国政治及学术的论文，以及清晰地论说《四书》、《五经》。1902年，金陵（南京）举行乡试，《金陵卖书记》的作者公奴一方面\"以长者命赴试金陵\"，一方面本着\"播文明之种子\"的目的，\"担筐挈箧，贳椽彼都\"。一个多月的\"闻见\"，公奴身历其境，现身说法，生动地描述了考生们购书、赶考的种种表现，淋漓尽致地写出了人们在考场内外亦悲亦喜的窘态和丑相。
　　1903年，乡试在开封举行，《汴梁卖书记》的作者王维泰单纯以卖书而赴汴梁。《汴梁卖书记》文字虽平实，但如实呈现了开明书店的从业宗旨、从业原则以及操作程序和步骤；同时，也呈现了书商们的新方式同旧观念、旧习俗的对抗与博弈。在风云变幻的时代，这样相对完整的全景记录，在林林总总的出版史料中，显得尤为难得。

　　《金陵卖书记》和《汴梁卖书记》这两部小书，都状写了考生购书时的各种行径和心理状态，生动有趣。如两部书都写到了考生对生理类书籍的心态与行径，描写入木三分，将愚昧者的心态暴露无遗，看了实在可笑可怜。再有描写购书者讨价还价，斤斤计较，伎俩多端，也是两书中的好看之处。
　　此外，这两本书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作者所闻所见所感的视界里，反映了巨变时代的新旧矛盾和冲突，以及不同地域之间的差异，勾画了社会风习的境况，描绘了世人的心态、观念，表达了自己的责任与担当，呈现了鲜活的历史场景。这些文字，对于文化史、书籍史、商业史、社会史、风俗史研究者来说，是难得的文献史料。
　　《汴梁卖书记》后附的两个书目，全是新书，且是全新分类，完全可以看出清末开明书店的出版旨趣与追求，代表了沿海大都市新出版业的精神，对于研究新出版业的历史实况极有价值。

　　公奴（1876－1940），据陈乃乾先生考证，即夏清贻，字颂莱，是清末开明书店的主持人。开明书店在1906年的《上海书业商会会员名录》中排在第四位，1907年与图书集成局、申昌书局、点石斋书局合并，组成集成图书公司，夏清贻被聘为编辑长。为《金陵卖书记》作者。
　　王维泰（1854-1921），开明书店股东之一。为《汴梁卖书记》作者。

金陵卖书记
绪 言（ 3 ）
卷 上（ 5 ）
卷 下（17）
汴梁卖书记
上卷 记卖书（33）
中卷 记游历（附自汉至信铁路图）（自信至汴计程尖宿图表）（原书无图）（46）
下卷 记交际（61）
开明书店新书目录（81）
开明书店前后五月出版新书广告（97）
附 录
读《金陵卖书记》（105）
陵汴卖书记（112）
\"翰墨缘\"（119）
《金陵卖书记》（127）

　　金陵卖书记
　　生理学诸书，以婚姻卫生学为最畅销。购此等书者，其意见盖有三等，而确知其所当知之故者，盖无有也。最下者视之若淫书，一见其图，喜跃不自已。然惟恐人之见之也，故来购必以暮夜，避师友，屏群从，伺人少时以只身来。其择取之也，指以手，而口不敢道也。稍高明者，则目之为闲书，意若谓可有可无，取以销永日耳。其上也者，则视为医书，意若为医者所当知也；然即非医者亦不可不知，固彼所未敢信也；即非医者亦无容讳言，又彼所未肯许也。名学亦颇行销，是亦可喜事。然以其程度考之，固又鲜能语此也；其所以销之故，殊难定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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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还价值，几为华人心目中一定之规则；告以划一之例，辄不信。推其内情，盖有数种：或谓所购各书，获利已厚，自应略让；或谓购书至数元，为数已不少，应略让；或谓此区区者而不予畀，牌子未免太硬，我偏欲一破尔例；或谓人有见面情，而愿靳此区区，分明瞧我不起，争之因尤力。……
　　一日有还价者，告以不减之例。则怫然曰：尔等究为华人乎，洋人乎？同事者答之曰：吾不知华洋之分，只知一\"信\"字，为洋字乎，汉字乎？则拂衣以去。有购书者少十余钱，未之许也，因力陈其为寒士，诉购书之难甚挚；予特许之，自信为不负初志。不数日复来，乃援前者以为例，卒不成而去。以十余钱之故，不惜哀其词以乞怜，并以人之挚情以为口实，此吾支那民族之特质欤！是行也，仿日本书店例，造特别减价券以交通各学堂，以符初志也。又有某持券悉购科场书以去，痛自悔，然无如之何。又有来购书者，请援例减价，不可，则曰：吾固有券在，特未携来耳。告以须以券为凭，则龂龂愤争，继以怒骂。然计值固无多也，且其人亦学堂中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