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雷 达

　　传记文学《江隆基》不是一本普通的传记，而是一本奇特之书、感人之书，随着传记叙事的跌宕起伏，一幕幕激烈的历史场景，一段段思想交锋的历程，一件件沁人肺腑的温暖记忆，透过作者生动的文笔展现开来，使之承载起丰厚的社会历史内涵和文化哲理思考。一般的传记很难达到的这样的境界。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它又是一本想找都很难找到的活生生的关于校园的历史实录。他们的前辈老师们、学生们，当年是怎么生活过来的，他们遭遇了什么，似乎处处难以想象，但却在书中得以真实饱满地呈现。这本书的难得之处还在于，它写的是一个大教育家，是大学校园的生活，这被认为是最难写、最枯燥、最难出彩的题材，然而作者竟写得这样有声有色。它写出了建国初期到文革初期十七年的大学校园里的风雨纵横，来龙去脉，鲜活而具体，没有常见的抽象化、罗列化的毛病。

　　《江隆基》一书，首先写活了江隆基的一生，用丰富真实的历史资料、生动鲜活的文学语言，为读者呈现出这位杰出教育家、大学校长的真实形象，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容量甚大。江的一生，比一般人要丰富深厚得多。在某种意义上他是特立独行的，尤其在极左思潮肆虐的年代，更显现了难能可贵的独立思考精神。他留下了一笔思想遗产，也折射出了历史的教训。

　　江隆基无疑是我国杰出的教育家。他早年就读北京大学，后留日、留德，回国后致力于革命战争时期的高等教育——陕北公学、华北联大、延安大学；建国后先是在北京大学后来到兰州大学，都是担任主要领导人。传统文化的哺育，现代西方文化的熏陶，革命战争的锻炼，铸就了他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他不仅有丰富的教育实践，也有符合我国国情的教育思想，《试论高等学校工作的经验》一文，可以看作是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来看，仍能感受到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真正价值。他尊重知识，爱惜人才，懂得高等教育的规律。北大七年，他尊重马寅初、周培源、汤用彤、侯仁之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办出了北大“发展最好的时期”；兰大七年，他排除各种干扰，不顾“左”的威压，为林迪生、左宗杞、郑国錩、朱子清、赵俪生等著名教授落实政策，办出该校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

　　江隆基不仅是当之无愧教育家，还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家。他对是非有很高的判别能力，敢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随声附和，听风办事；不愿做违心之事、发违心之论。平日工作不图虚名，不摆“花架子”，有基于“定见”的“定功”。他年复一年地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学年、学期工作的总目标和任务，基本不提新口号。1950年代初，他工作较顺利，1957年及其后，他变得“跟不上形势”了，曾因不同意提“建设共产主义新北大”的冒进口号而触怒康生、陈伯达，随后遭到批判，流放西北。但他不计较个人的进退得失，仍然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把自己的教育思想贯穿到实际工作中而夙兴夜寐，孜孜以求。正如作者所写，江隆基在兰大的七年是“前有风，后有浪，左有篱笆右有墙”，政治运动连续不断，当政治上纠“左”时，他感到比较“合拍”、“得心应手”；“反右”时他就显得“被动”、“力不从心”了。虽然公道自在人心，但他的心情却经常不舒畅。正当他竭尽全力将地处大西北的兰州大学推向全国高校前列的时候，康生一次阴阳怪气的私人造访，为他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文革”初，康生多次宣称“江隆基不是自己人”，这就注定了这位深受北大兰大两校爱戴的教育家的悲惨命运。

　　江隆基的道德、人品为当年两校师生称赞。古代士大夫提倡“立功，立德，立言”，江隆基都做得到位。他一生以塑造全面发展的完美人才为自己的教育理想，但他又首先是以这种理想塑造自己。无论从功业，还是从个人素质来讲，都可以称为是一个全面、模范、克己的人。他的高尚道德，基于一种自觉的、来自东西方文明精华的道德观念。由于自觉，他的道德实践贯彻于他公私行为的各个方面。他是努力实现知与行相统一的人，无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还是在家庭生活中，无论在平日的生活、工作交接进退时，还是在那“文革”初期雨骤风狂的时刻，尽管非常之难，他始终都是一个闪耀着道德光彩的人。这方面，书中有大量非常感人的事迹和细节。

　　在江隆基身上，确实集中了许多似乎矛盾又难以两全的因素。他有很强的自尊自爱，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地位，绝不搞特殊化；在权利与义务，接受组织照顾与承担责任之间，他选择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熟悉仪节和必要的进退周旋，却十分厌恶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官场习气和吹拍拉扯之风；他资分很深，地位很高，却谦虚谨慎，尊重同志，尊重有知识的人，尊重普通工人农民；他明了“世故”，却鄙弃“世故”；知道利害，却不肯牺牲原则以趋利避害；他不讲私交，不搞小圈子，但对人却并不冷漠，能以德爱人，真诚地关心人；他是党的老干部，又是知识分子、教育家，但他绝不像有的人那样在党内以专家自居自傲，又用老干部身份去压党外的知识分子，恰恰相反，在党内他有很强的组织纪律性，平等对待一切同志；而在党外，他与知识分子天然情感相通，尊重一切有知识的同事，是他们真诚的良师益友。他着力培养、放手使用青年干部如胡启立、王学珍、崔乃夫、聂大江等；他惟才是举、破格提升青年教师，如当年的季羡林、王瑶以及段一士、吴小美等，这些都是有具体事实为据的。

　　传记围绕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北大七年，兰大七年，场景自然转换，由北京大学而移向甘肃兰州，记述了这些重要年代里，中国的大学校园的风云变幻。书中不可避免地写了思想改造、批胡风、批“人口论”、反右、反右倾、文革等政治运动，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没有就“运动”写政治，而是勾勒出了一大批各类学科形形色色的、可亲可敬的知识分子形象。作者在回溯历史的过程中，注重梳理和反思了中国教育“左”的创伤，思索了知识分子问题。

　　《江隆基》是本文学色彩浓厚的传记，在大量调查、尊重事实的基础上，注重场景的形象性、逼真性，人物神态如画。两位作者是我的同班同学，王戈曾以《树上的鸟儿》和《通向世界屋脊之路》获全国短篇小说奖和报告文学奖，王作人曾以《极光下的梦》获全国报告文学奖。两位作者都在大学教师的岗位上工作到退休，熟悉高校生活，一招一式从容写来，真实透亮，不走样，确有点“史家笔法”。当今的作家成千上万，但很少有专业作家问及高校生活，很大一个原因是他们不太熟悉高楼深院里的教学活动，即使写出来也容易隔靴搔痒。其难度还在于材料的收集和访谈的深度、广度。据主要作者王戈讲，仅北大校刊，他就复印出十几斤重。作者架构这一题材的能力也值得称道，北大七年，兰大七年，所写人物和事件显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借用“蒙太奇”手法，递次展开，又将江隆基的革命生涯巧妙穿插其间，基本上完整地展示了这位教育家、革命家的人生轨迹。作者笔触冷静沉着，不隐恶，不溢美，质朴生动，行云流水般顺畅，许多细节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实属传记文学的上乘之作。

　　《江隆基》的成书有个漫长过程，不能不提到电视剧《江隆基》。1990年代初，由郑重先生和李保元同学挑头，在已到北京工作的原兰大领导崔乃夫、聂大江，及江隆基女儿江亦曼等人支持下，几个校友创作了电视剧《江隆基》，王戈、王作人当时就是撰稿者。笔者也参加了此项工作，担任文学顾问。电视剧《江隆基》曾热播一时，被誉为“第一部拍大学校长”的电视剧，获得了第八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电视连续剧奖。历经二十年它的主要作者并未放弃这一题材，又收集补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成此佳作。鉴于此，我极愿将传记文学《江隆基》推荐给广大的读者。

　　2015.1.23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中国小说学会会长，原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主任，兰州大学博士生导师）

　　自 序

　　本书所写的是一个教育家的故事。

　　教育家的故事平淡无奇，很难有大起大落曲迥迭宕的悲壮，因此教育家的故事常常被文学作者和文学读者忽略了。

　　有人形象地说，一个成熟的教育家的工作就像鸭子浮水，头脑淸晰有“定见”，眼观全局有“定功”；湖面上波澜不惊绿波荡漾，而全部身心却浸沉在由教职员工和青年学生构成的绿色深湖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抓教学，才能创造出生动的景观。

　　本书的主人公是20世纪的同龄人，有过漫长而复杂的人生经历。这个人办了一辈子教育，办到哪里，都会在哪里创造出惊人的业绩，但是他的黄金岁月却是在多风多雨的那个年代度过的，所以他的辉煌创造也就难免带有风雨的苦涩和阴晦。

　　当历史老人的脚步蹒跚地迈进21世纪的时候，这个世纪老人的生命和他所创造的业绩也已淡出历史，但是，人们在某个纪念日或某次聚谈中仍然在津津乐道地谈论着他，仍然在历史的册页中翻动着有关他的点点滴滴。回首往事并不是简单的怀旧，而是用历史的经验观照现在，观照未来。历史的血脉有些是相通的。今天，在楼群林立的高等院校，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两个百年的强国梦而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励精图治，正在为回答“钱学森之问”的尴尬而锐意进取和科技创新。在这个伟大转折的节点上，上了点年纪的人在回首往事的时候，不禁要回想起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院校的那次转折，不禁要回想起那个有过辉煌建树的教育家，不禁发出这样的感慨：今天的政治气候和人文环境最需要他这样的教育家来办大学；而他的“定见”和 “定功”也只有在今天这个时代氛围里，才能淋漓尽致地发挥；然而遗憾的是他却在那个不幸的岁月里离开人世了。

　　人生都有句号。

　　历史却永远不会划句号。

　　当一段不幸的历史为他划上了不幸的句号，时光又过了将近半个世纪，即将迎来他110周年诞辰的时候，从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到地处大西北的兰州大学，从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到活跃在大江南北的两校毕业生，对他的人格力量、道德风范、学识水平、领导才能等等，不啻是怀念和崇敬，更多地是渴望和呼唤！

　　所以我们决定写他。

　　他就是曾在北京大学和兰州大学各任过七年副校长、校长、党委书记的江隆基。

　王戈，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长安大学教授，现退居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著作4部，其中短篇小说《树上的鸟儿》曾获1883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转载改编达15次之多；反映建国之初我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一举打通青藏公路的长篇纪实文学《通向世界屋脊之路》获得1991-1992年度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该作填补了青藏公路建设志史编写的空白，《西北军事文学》全文发表，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出，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再版。

　　王作人，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兰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长期从事新闻采访和新闻写作教学工作，曾任新闻传播系主任，现已退休。发表各类文学作品20余篇，其中反映中科院院士秦大河横穿南极的纪实文学《极光下的梦》曾获1991-1992年度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上世纪末，二人曾参与电视连续剧《江隆基》的剧本创作，为此曾在北大、兰大、陕西等地对江隆基的革命生涯和教育业绩进行过较为深入系统的采访和资料搜集工作，并以《沉重的辉煌》为题写出十多万字的传记文学初稿。电视连续剧《江隆基》获得很大成功，2001年建党八十周年时央视1套、8套相继播出，多个省市台同时热播，并获得当年中宣部“五个一工程”电视连续剧奖。本书是作者在原稿基础上的再度合作。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重要讲话。5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基本内容的开门整风运动。

　　北大师生开始大鸣大放，帮党整风。北大自蔡元培时代就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燕大也有《圣经》上的话“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作校训，以两校的校风，开展这样的运动发动群众并不难；难的是领导。鸣放一开始就呈燎原之势，髙涨的热情难以遏制。江隆基被推到风口浪尖上。这位参加过也领导过许多次政治运动的老党员、老干部此时深感力不从心，水平不够，他没日没夜地钻研中央精神，贯彻上级意图，又不无忧虑地关注着北大的角角落落。任怎么绞尽脑汁地“运筹帷幄”，也难以决胜于“未名湖畔”。在这个炎热的夏季里，北京大学就像在大风大浪里左摇右晃的航船，底舱里不时地起火冒水，素来以稳健持重见长的江隆基乱了方寸，显得浮躁不安。随便伸手一抹，就掉一撮头发，真是“人老一时，麦黄一晌”啊！

　　教职工的鸣放，基本上在党委的部署下进行。5月初，学校召开150人座谈会，时间长达一星期，参加者有党内外各个方面的代表，知名教授基本上都到会了。20日以后，又分三组集中进行。大会小会套在一起开，充分做到了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学校领导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仅据5月12日校刊整理发表的内容提要，就有：

　　——学校机关化，衙门化：“多的是官僚主义，少的是学术空气”，“行政主义”，“不是尊重学术，而是重视头衔”，“职责不明，权限不淸”，“髙髙在上，不深入群众”，“校委会不起作用”等等；

　　——领导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与形式主义：“领导不深入，不具体”，“党似乎还在地下工作”，“大学的性质任务不明确”，“学习苏联有一边倒的倾向”，“过去胡适提全盘西化是荒谬，今天全盘苏化也是愚蠢”，“领导工作没有创造性”，“没有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等等；

　　——尊重信任教师不够：“中国不是沒有专家，而是没有发挥作用”，“照顾高级知识分子不应太看重物质待遇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给他们科学研究的时间、环境和资料”等等；

　　——党群关系不正常：“人民内部矛盾主要的是党群关系”，“群众对党员存在疑惧和敬而远之的心理”，“人事制度搞‘儒林内史’”，“年轻党员不宜居领导地位”等等；

　　——北大从上到下骄傲自大思想严重，有“大校主义”：“泛滥着理论脱离实践的空气”，“缺乏艰苦奋斗精神”，“轻视职工”，“思想工作落后，党委应负主要责任”等等。

　　在这些广泛而尖锐的批评中，有些是直接针对校领导的，如说马寅初“是个花瓶”；对江隆基的则更多，如“一些领导同志完全不参加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劳动，不知道教学和科学研究的甘苦，不掌握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等。校刊上发表了一篇学生写的《回忆鼓掌有感》，说的是江隆基去学生食堂察看学生进餐的情况，时间仅5分钟，而学生当作“外宾”，用“隆重而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位学生用辛辣而调侃的杂文笔法写道: “可见校首长和我们的关系是有点妙不可言的”，“请问校首长们对这些掌声有何感想？怎样消受？”

　　还有一份大字报，同样用调侃的笔法“幽默”江隆基。内容是：1956年在大饭厅举行元旦联欢晚会，先演节目，后跳交谊舞，气氛欢快热烈。新年的钟声响了，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临，马、江校长来到现场向同学们祝贺新年，大家便停下舞步聆听校领导的团拜祝词。马校长只一句话：“我年近80，向同学们拜年！”报之以热烈的掌声。江校长也情绪激昂地向大家祝贺了新年，同学们同样报以热烈的掌声。同学以为团拜就此结束，正要乘兴跳舞而且准备跳它个通宵，且慢，江校长还有话：“目前国际形势一派大好，社会主义阵营……”这才正式发表他精心准备的“新年祝词”。10分钟过去了，国际形势没有结束；20分钟过去了，国内形势刚刚开头；半小时过去了，才谈到北大……江校长“热情洋溢、周密详尽、声韵铿锵”、“气势如虹”的新年祝词连平常爱听他讲话的同学“也有点忍不住了，轻轻跺脚驱寒者有之，交头接耳者有之，来回窜动者有之，悄悄退场者有之，总之，大饭厅有点乱哄哄的了。”“整整40分钟！江校长于浑然不觉中幽了大家一默！”

　　江隆基是这样一个人：传统文化的熏陶使他具备了儒家的道德涵养，“吾日三省吾身”，“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西方文化的教育使他懂得了尊重别人，尤其是有独立见解和创造性成果的少数人；多年的党性锻炼又使他掌握了正确对待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因此不管这些意见有多么尖锐甚至尖刻，他都能虚心地听取,从“善意”处理解。作为学校党政主要负责人，他不能不认真地反省几年来的工作，总结成败得失；作为一个普通党员，他也得带头鸣放，以启迪群众。在150人座谈会上，他前后作过几次发言，有时是简短的插话，有时说得完整一些，其内容大多是自我批评，或对某些问题的真实想法。几年来这还是第一次面对众人敞开心扉，吐之而后快，现摘录几段他的发言——

　　“八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党的基层组织有领导监督的职责，但并未规定什么党委制，全面负责。问题是对领导监督的理解。主席在天津讲党委领导，一是政治领导，一是计划领导。学校的方针政策，政治思想规划都是党委领导的，我个人深感党政不分的苦恼。”

　　“我也不是领导北大的材料，我知道要在北大继续工作，必须搞业务，不能凭资格鬼混下去。我不想多揽权，而是想推出去一些。丢了 30年，还不是绝缘体（指专业知识〕，几次提出想换班。”

　　“党员有几部分人。老干部是经过群众斗争锻炼的，为什么现在会脱离群众？ 这是因为胜利的环境，执政党的地位使有些同志的思想生了锈，有松劲的小康思想。从地下党成长起来的干部，是群众运动起家的，胜利后容易滋长骄傲自满，以胜利者、领导者、教育者自居。新入党的约三分之一预备党员，应与群众有密切联系，但入党后沾染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已估计得高，估计群众低；易肯定党的一切，否定群众的一切；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忘记了革命前辈是与群众血肉联系的，把党的优良传统丢掉了很多，当然还不是一团漆黑。”

　　在这次会议之前（4月），他在北京市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也可以看作他上述思想的补充和佐证。他说：

　　“我深深感到在学校不僅业务，只有被自然淘汰，迫切希望提高业务，所以我一直认为党员不能包办一切，党与非党的行政负责人要分工负责。我很苦恼工作总是抓不过来，过去搞教学改革还可以应付，以后搞学术更加困难，也希望党外同志多起点作用”。

　　“办学校依靠谁的问題，北大党内曾反复讨论过。党委在学术上要依靠老教授是明确的，搞学问，培养干部，当然谁的学问好，就应依靠谁。从长远利益看，新生力量很重要；从当前着眼，主要依靠老教师。”

　　这些言论，仅仅是鸣放中的一家之言，并不是代表党委作报吿，在当时并无不良反映，甚至许多人赞赏他这种实事求是、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还有些问题很痛苦地困惑着江隆基，譬如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一年前还说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一年后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统统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接受不了这个急转弯，总感到缺乏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精神，所以在一次高校党委会议上提出质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指在私营工商业服务的知识分子呢，还是指的所有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后来多次郑重地讲，“这个问题在我的思想上长期没有得到解决。”

　　凡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都清楚，这个问题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江隆基没解决,又有谁得到了解决呢？

　　如果说教职员工的鸣放是在一定的“秩序”范围内进行的话，那么学生的鸣放则从一开始就呈现出无政府状态。北大有块“三角地”在社会上影响很大，知名度仅次于未名湖，其实就一个三岔路口：一路通大饭厅，一路通教学区，一路通东门。因位置特殊而人来人往，因人来人往而成了鸣放园地。“中国匹克威克社”、“百花社”之类的团体在这里集会演讲；“广场”、“五月”之类的刊物在这里散发；大字报栏上贴满了大字报，有用中文写的，也有用俄文、英文写的；鸣放一开始，这里的集会讲演不舍昼夜，每天都是人声鼎沸，熙熙攘攘；有些诗传单是颇能煽动靑年人情绪的，如“昔人已乘民主去,此地空余民主楼。五四精神今安在？但见童颜尽白头。”眼看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正常的鸣放整风无法进行，江隆基担心出乱子，在党委会上果断地提出：坚决把鸣放辩论“从室外引向室内”，“大字报改用小字报”，并腾出饭厅专供学生辩论之用。但此时校外的一些“知名人士”也纷纷来北大演讲，他无力左右局势。

　　北大学生中也出了几位颇为“知名”的人物，如谭天荣，历史系学生，时年仅22岁，连哲学、历史的ABC都没读完，就自吹为“博学多才”、“善于思维”的“理论家”。他在文史哲各系大谈数理化，在数理化各系又大讲文史哲。他生硬地将黑格尔与恩格斯扯在一起，自封为“黑格尔—恩格斯学派”的“主将”。他写了一张题为“挑战书”的大字报，列出哲学、历史学上的20个重大问题要大家讨论。他还写了一篇题为《教条主义的历史根源》的文章，送到校领导手里，要求铅印50万本“而保证不亏本的杰作”。江隆基为慎重起见，专门交给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冯定教授，嘱咐“认真看看，如果说得有道理，确实好，就铅印。”冯定看后回话，毫无道理，八页文章中有六页是东拼西凑抄袭的，占四分之三。江只好作罢，打了回去。而谭天荣还在不停地“探讨”、“演讲”，几乎达到目空一切的程度，如说“爱因斯坦绝不是什么伟大的科学家，而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荒唐的和可怜的湖涂虫”，“周培源、华罗庚、钱学森、郭沫若、艾思奇等， 在科学、哲学和常识方面是可怕的空虚和混乱!”面对这种显然是由于幼稚而迅速自我膨胀的青年人，江隆基真替他们的前途和命运担忧！

　　5月底，北大西语系28名学生在一名青年教师的带领下要去淸华串联点火，江隆基对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非常恼火,立即派人去劝阻。劝阻无效，他又亲自打电话给淸华党委，叫做好准备。在当天的常委碰头会上，他说：“这一下我们工作的缺点暴露无遗了，看人家淸华大学的工作就比我们好。”串联队伍未能与清华学生接触，被拒之于校门外，回来又大呼“上当”，说校党委“搞政治阴谋”。

　　为了鼓励他们继续鸣放，当晚江隆基亲自召集他们开座谈会，约四五十人。会上坐在他身旁的一位同学说：“你不懂自然科学，领导北大有困难,不如辞掉副校长的职务”。为了缓解双方当天造成的紧张气氛，江并未多加考虑，便以玩笑的口吻说：“如能辞掉这个副校长，我给你磕头。”不料就这么一句话，几天后上了新华社的《内部参考》，竟被写成：“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右派分子指着他的鼻子要他辞职，他表示要给右派分子磕头下跪。”在做人难做领导难说话更难的岁月，其难矣如此，江隆基也算得到了深刻的教训。那天的座谈会开始前,有一新华社北京分社的记者要求参加，江要他出示记者证件，他没有，便拒绝了。记者当时就很不髙兴，但还是躲在套间里听了。现在白纸黑字发表出来，你能奈他若何？随后，参加座谈会的部分学生在那个记者的煽动下到中央办公厅上访，要求撤换江隆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没几天，那个记者也被新华社划为“右派”。

　　在鸣放高潮阶段，还发生了冲击档案室的事件。那位对人事制度极其不满、鸣放说“儒林内史”的教师串通不明真相的学生，扬言要冲进档案室抢走档案。好在发现及时，江隆基把保卫部部长白晨曦叫来交代说：“你回人事处去，把档案科保护好。人事档案绝不能叫人冲击，这是党的秘密机关，谁也不准在那儿搞什么公开活动。如果有人真的冲到那里，你可要认真对待。你也要有思想准备，作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千万不要动火气，那是最坏的，千万记住！”这位军人出身又在中央机关工作过的干部懂得人事档案的重要性，记着江隆基的话，索性搬人事处住下来，确保了人事档案的安全。

　　《人民日报》“六.八”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后，全国开始“反右斗争”，北大也不例外。先是批判社会上的“大右派”，后是抓校内的“右派”。几个既有言论又因刑亊责任触及法律的学生首当其冲，划为“右派”批判后交司法部门处理。这样的学生先后处理了5名。之后又划了谭天荣这样一批。教师队伍中最初划为“右派”的只是极其个别的，像那位带领学生去淸华串联的年轻教师，在150人座谈会的鸣放内容全部是涉及党群关系的，而且言辞颇为激烈，这就难以幸免了。

　　老教授基本上没有动。北大的焦点在一批老教授。江隆基的难处也在老教授。上级领导和全中国都在关注着北大，实际上也是在关注那些老教授的命运。北大的作法，至少在高等教育界具有某种示范性。有幸经历过那场运动的人也许还记得，北大教授中的“右派”确实比较少。

　　1957年上半年，学术界经历了空前的思想活跃，又经受了急风暴雨式的批判，由北大哲学系发起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就是最好的例证。这次座谈会是建国后哲学界第一次最高规格的学术论坛，名家荟萃、气氛活跃、畅所欲言又向全社会广泛传播。参加会议的不仅有北大的冯友兰、汤用彤、朱光潜、贺麟、金岳霖、郑昕等著名教授，还有中国科学院哲学所、中央党校、人民大学等单位的于光远、艾思奇、胡绳、潘梓年、侯外庐、吕振羽等著名学者，老中青100多人济济一堂，是新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次盛会。座谈会于1月和5月召开两次。1月的会议是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畅所欲言地进行纯学术讨论。主要讨论：对唯心主义的评价、中国哲学史的对象与范围、中国哲学的遗产继承问题。贺麟和陈修斋提出，唯心主义也有好的和进步的东西。冯友兰提出“抽象继承法”，即哲学命题有抽象意义与具体意义，抽象意义没有阶级性，是可以继承的。郑昕提出“政治上的唯物主义”怎样战胜“学术上的唯心主义”？就要给学生们开设唯心主义的课，读唯心主义的著作，“为着最后战胜唯心主义，就要深入地研究唯心主义。”5月的会议是工作会，冯友兰传达了4月18日毛泽东在住所接见他和周谷城、金岳霖、贺麟、郑昕、胡绳等人时的谈话，毛说：“你们这些教授被搞苦了。”“你们关于中国哲学史的不同意见的争论，还要继续下去。”冯还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写文章驳斥了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怀疑论调。传达学习后部署了中国哲学史资料和西方哲学史资料的编辑工作，北大西方哲学史教研室很快编选出6本西方哲学史资料。这次会议对哲学研究和教学以及后代学人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风云突变，遭到了猛烈的批判和清算。

　　与此同时，经济系也出了所谓“六君子书”的问题。在贯彻“双百”方针的鸣放运动中，科学技术界先出了个“六君子事件”，即钱伟长、费孝通、曾昭伦、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6位著名学者就发展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写了份“万言书”上书中央，皆被打为“右派”。经济学界紧随其后步其后尘，也有6位著名教授联名写出“经济学意见书”上书中央，其中3位是北大的。

　　哲学座谈会是江隆基批准召开的，还到会看望过与会代表，代表北大向他们祝贺会议顺利召开，圆满成功。“六君子书”是开始批判后他才知道的。两件事涉及北大两个大系的十多个教授，不批不行，批又有个尺度问题；稍有疏忽，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就会被划到“右派”队伍里去的。中央对划右派有“六条标准”，他反复认真地钻研有关政策，仔细阅读和分析有关他们的材料，多次开会研究，尽量把上述事件控制在学术范围内，能顶则顶，不能顶则一拖再拖，把打击面缩小到最低程度，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转危为安，度过了心惊胆战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