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灾外交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促进国际救灾合作，以期应对灾害威胁，减轻灾害对人类造成的影响；救灾外交同样可以重塑国家形象，改善国际关系。救灾外交也将影响国际关系（国际合作与国际冲突），成功的救灾外交将促进国际合作，改善国际关系，失败的救灾外交将导致国际冲突，引发国际危机。
中国自1980年开始接受国际援助，中国救灾外交蹒跚前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国际减灾十年”为契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救灾；进入21世纪，中国救灾外交取得巨大进步，特别是以2004年印度洋海啸、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为契机，中国展开了全方位救灾外交。
《中国救灾外交（1949-2016）》从中国救灾外交的历史考察、现状评估和未来展望展开论述。中国救灾外交形式多样，主要包括声援慰问、协商合作、救灾演习与救灾支援。中国救灾外交参与机制涵盖从联合国机制、区域机制（亚洲机制）、次区域机制（东亚机制与上合机制）、三边机制（包括中俄印三国机制与中日韩三国机制）到双边机制等多种机制。中国救灾外交的实施提升了中国国家形象，加深了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合作，拓宽了中国全球外交视野；但也还存在法律机制不健全、技术装备不完善与政治因素的干扰几方面的障碍。为了更好地推进救灾外交，中国需要创造合适的条件，包括理论的发展、机制的建设与硬件的完善等。在救灾外交策略方面，要以救灾合作为契机，搭建沟通平台、改善国际关系、提升国家实力（特别是软实力）。因此，中国救灾外交应积极主动有为，寻求救灾外交话语权，在全球范围内谋划布局。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内乱等人为灾害，化学中毒、核泄漏等技术性灾害给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当灾害的影响超越一国国界或者救灾超越一国自救能力时，救灾合作（寻求国际援助或者实施国际援助）就成为主权国家的不二选择。
救灾外交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促进国际救灾合作，以期应对灾害威胁，减轻灾害对人类造成的影响，救灾外交同样可以重塑国家形象，改善国际关系。救灾外交势必影响国际关系（国际合作与国际冲突），成功的救灾外交将促进国际合作，改善国际关系，失败的救灾外交将导致国际冲突，引发国际危机；同样，现有的国际关系也将影响救灾外交的成效，特别是国际救灾合作的开展，处于合作中的国际关系将对救灾外交产生积极影响，国家间将更易于合作，包括展开救灾在内的各项合作，而处于冲突中的国际关系将对救灾外交产生消极影响，国家间难于展开有效合作，或者合作程度大打折扣，甚至加剧国际冲突。
影响救灾外交的主要因素包括：一是一国总体外交政策，救灾外交是非传统外交的一种重要形式，但一定要服务于该国总体外交政策；二是国际关系现状，特别是受灾国与援助国间的关系现状，冲突中的国际关系将对救灾外交产生消极作用；三是灾害对受灾国所造成的影响；四是受灾国对灾害的应对能力，如果超过受灾国的应灾能力，迫于救灾的需要，受灾国在救灾外交中的选择余地将大打折扣；五是援助国国际救援能力，包括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国际救灾体制机制等，如若一国国际救援能力不济，将严重影响其救灾外交的选择及作为，美国具有超强的实力，在国际救援方面表现可圈可点，且借重全球军事布局，可快速参与国际应灾救灾，可根据美国的国家利益灵活展开救灾外交；而一些小国，因国力有限，无法与美国等大国相媲美，展开救灾外交的选择就非常有限。
中国自1980年开始接受国际援助，中国救灾外交蹒跚前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国际减灾十年”为契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救灾。进入21世纪，中国救灾外交取得巨大进步，特别是以2004年印度洋海啸为契机，中国展开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对外援助，作为援助国，中国开展了成功的援助救灾外交；以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为契机，中国作为受灾国，全面接受国际援助，从接收物资到接受国际救援队、医疗队来灾区参与救灾，从而展开了全方位救灾外交。
中国救灾外交随着中国外交的变化而变化。一是对外援助的对象国选择上由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到以受灾国及其应灾能力等方面考虑为主；二是中国救灾外交变得更加灵活和开放；三是中国救灾外交从以物资援助为主转为物资援助与支援灾区人道救援相结合。
何章银，男，湖北十堰人，法学博士，长江大学法学院教师，主要从事国际救灾合作与救灾外交等领域的研究。
在《太平洋学报》《社会主义研究》等杂志发表了《救灾外交的特点和功能探析》《东亚救灾合作机制建构的动因、特点及阻力研究》等多篇论文。
主要参与的项目有：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中国东南周边地区安全机制构建研究”、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亚太地区救灾合作机制建设对策研究”、2015年民政部委托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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