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社会心理学的立场_俞国良_9787516189917

在林林总总的心理学大家庭中，能够为社会发展服务、为社会转型做出重要贡献的分支学科，首推社会心理学。因为，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与社会有关的心理学问题，强调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惟其如此，其根本任务在于，根据社会生活建构知识体系，运用这些概念和理论很好地解释、理解、预测和控制社会行为；同时，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为社会进步与发展提供帮助和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心理学就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生产力。因此，用社会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分析社会心理现象，梳理社会心理特点，引导社会有序发展，创新社会建设与治理的新机制，这是为社会服务的基础工程，是目前社会心理的“新常态”，是社会心理学工作者专业成长的“新路径”，也是我国社会心理学在社会转型和改革开放的伟大社会实践中应持的基本立场。
　　具体来说，社会转型中社会心理学的立场，可以从社会心理学的学科视野、领域进展和问题导向研究即应用研究二个方面进行诠释。
　　在“学科视野”上，社会心理学正处于“北美长期占主导，欧洲后来融入，亚洲正在突围”的发展格局中。当前的中国社会心理学，一方面在心理学学术研究中被“边缘化”，另一方面在中国的社会转型实践中“失语”。这种尴尬处境来源于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困局，其间混杂着重理论还是重应用的研究策略选择之纠结。我国社会心理学应抓住亚洲社会心理学以本土及文化心理学为特色，向西方主流社会心理学突围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掘和培养自己的文化自觉，密切关注中国在急剧社会变迁过程中发生的重大社会心理现象和问题，以本土化推动国际化，重视理论建设，强调方法论创新，并有机结合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这是化解困局走出包围圈，为社会心理学学术研究以及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做出应有贡献的一条有效途径。
　　在“领域进展和问题导向研究”中，主流的北美社会心理学在科学方法和研究领域迅速拓展的同时，吸收欧洲社会心理学关注群体研究的特点，促进了社会心理学走向了新的繁荣。我国社会心理学研究工作者在研究领域和具体研究两个方面已做出了自己初步的贡献。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我们还面临着诸多问题。个体层面上如何理解中国人的道德判断与道德行为、腐败行为与司法实践、自我意识与宗教信仰、攻击性行为与亲社会行为；人际层面上如何重塑新型人际关系、民族关系、群际关系、阶层关系、利益关系；群体层面上如何处理集群行为、刻板印象、公共事件、网络危机、偏见和歧视；以及与上述层面相关的心理健康问题。对此，我们需要学习、摄取和选择。值得欣喜的是，社会转型为社会心理学应用研究提供了良好契机，政治生态的开放透明和政府决策的民主、科学，为社会心理学咨政建议“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提供了*佳条件。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正处于攻坚期、关键期，各种社会问题与人际矛盾接踵而来，诸如信任缺失、人际冲突、群体事件、贫富分化、贪污腐败、违法犯罪、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等，为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研究素材和机遇。例如，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已涌现出许多新兴社会阶层。如何对待我国社会转型期以金领、中小企业家为代表的新兴中产阶层，以新蓝领、新生代农民工为代表的新市民化阶层，以“漂族”“蜗族”“蚁族”为代表的未充分就业阶层；如何预测这些新兴社会阶层的心理需要、心理预期和社会心态等社会心理特征，以及这些新兴社会阶层的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发展特点。我们以2015年大规模的网络调查（样本量为213176人）为基础，对诸如此类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俞国良，
　　男，1963年出生，籍贯浙江萧山。心理学博士（1995），教授二级(2011)。198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心理学系， 1993年师从著名心理学家林崇德教授， 1995年赴美国佐治亚大学访学，同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博士学位，后留校发展心理研究所任所长助理、书记；1999年12月调教育部中央教科所工作，任教育心理研究室主任兼书记；2004年6月调中国人民大学工作，2009年赴美国加州大学访学和合作研究，现为心理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社会心理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基础应用研究工作。曾在《Journal of Adolescence》《Psychological Reports》《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International Journal Behavioral Development》等SCI、SSCI索引期刊20多篇，《心理学报》《教育研究》（50多篇，其中单独或*一作者为32篇），在《求是》、《新华文摘》、《心理科学》等发表论文、研究报告180多篇。在《光明日报》和《中国教育报》等发表文章100多篇。专著有《创造力心理学》（获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环境心理学》和《人际关系心理学》（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2003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现代心理健康教育》(获第四届全国教育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社会心理学》(获第二届朱智贤心理学著作一等奖)，《现代教师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经典导读》，《普通心理学》《基础心理学》，《简明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前沿》《社会心理学经典导读》《社会性发展心理学》，《探微集五卷》等，译著有《人类发展》《社会性发展》《社会心理学导论》等，主编有《心理学大师心理健康通识丛书》《当代青少年心理与教育大辞典》等。兼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心理学与神经科学学科评审组成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心理学科评审组成员、中国心理学会社会心理学分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学会学校教育心理学分会副会长，中国职教学会德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心理健康研究会会长、武汉大学讲座教授、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兼职教授，以及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和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等20多种社会职务。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研究项目等课题20多项。曾获国家图书奖等省部级奖励6次，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培养硕士25名博士26名出站博士后4名。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2000年7月18日白岩松专访）《焦点访谈》、《社会经纬》《科学调查》等栏目采访9次，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国教育报》等20多家媒体专题采访50多次。目前专攻方向为教育心理和社会心理研究，特别是学习困难和社会性发展领域。

　第一章　国际视域中的中国社会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是心理学的枢纽学科。主流的北美社会心理学在科学方法和研究视角迅速发展的同时，吸收欧洲社会心理学关注群体研究的特点，促进了社会心理学走向新的繁荣。当前中国社会心理学正处于既在学术阵营中被边缘化，又在社会实践中“失语”的尴尬境地。这种尴尬处境来源于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困局，其间混合着重理论还是重应用的研究策略选择之纠结。面对国际和国内的双重挑战，中国社会心理学应抓住亚洲社会心理学以本土及文化心理学为特色，向西方主流社会心理学突围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掘和培养自己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密切关注中国在急剧社会变迁过程中发生的重大社会心理现象和问题，以本土化推动国际化，在理论建构、学科与学术共同体建设、国际合作等方面进行实质性突破，最终能为中国社会发展服务的同时，也能为国际社会心理学发展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一言以蔽之，基于社会心理学“北美长期占主导、欧洲后来融入、亚洲正在突围” 的时空发展模式，中国社会心理学发展的根本在于，应着眼于重视中国现实社会问题、具有国际视野和全球意义的本土研究。
　　第一节　社会心理学是心理学的枢纽学科
　　在人类科学知识体系中，心理学作为介于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学科，起着整合多种学科知识的枢纽作用，被称为枢纽科学（hub science）。社会心理学在心理学各分支学科中的作用，恰恰类似于心理学在各门母学科之间的作用，它一方面吸收基础分支学科如认知心理学、生理心理学等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将本学科的研究成果输出给应用分支学科，如健康心理学、组织心理学等。可见，社会心理学在心理学乃至整个科学知识体系中，发挥着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　对社会现象的关注是社会心理学存在的源泉
　　众所周知，社会心理学诞生于1908年，以心理学家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导论》和社会学家罗斯的《社会心理学》的出版为标志，这奠定了社会心理学的两种研究取向：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无论何种研究取向，社会心理学都强调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即人如何创造和改变环境，环境又如何反过来塑造人的性格并影响其行为。在社会心理学的黄金时期（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两种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有紧密的联系，很多社会心理学家采取“先观察社会现象然后再将其搬入实验室进行研究” 的研究范式。由于研究具有很强的社会关联性，不少社会心理学大师虽然具有心理学背景，但他们的重要著作也经常发表在社会学期刊上。例如，勒温1939年关于场论的文章发表在《美国社会学》上，谢里夫1937年关于社会规范的研究发表在《社会测量学》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很多大学还成立了独立的跨学科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机构或项目组，如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
　　然而，20世纪60年代后，社会心理学逐渐朝心理学研究方向倾斜，越来越多的社会心理学家首先把自己看作心理学家，然后才是社会学家。他们大多受心理学个人主义的影响，过分重视实验室实验，不断把研究建立在其他人研究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对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观察上，因而受到了质疑，陷入了危机。
　　与此同时，一批欧洲社会心理学家开始独立探索，立足于社会现象与社会实践，发展出重视研究群体现象的社会心理学，如泰弗尔的社会认同理论和莫斯科维奇的社会表征理论。20世纪80年代末，经过近３０年的积累、发展，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欧洲社会心理学终于叩开了主流北美社会心理学的大门，而此时的北美社会心理学由于受到认知心理学的影响，发展了以社会认知研究为主导的社会心理学。正是“欧洲社会心理学”和“社会认知研究” 两者的结合，为社会心理学带来了新的繁荣。加之文化因素受到广泛关注，进入21世纪后，又出现了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相结合的发展势头。可见，对社会现象的密切关注是社会心理学之所以存在和能够保持活力的源泉。实际上，即使在北美社会心理学发生危机的时期，仍然有不少社会心理学家始终关注重要的社会问题，并形成一定程度的研究热潮，其中较为典型的是美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环境心理学，在短短5年时间（1973—1978年），仅环境心理学的教材就出版了十多种。反观当时美国社会的现状，环境污染问题（如爱运河污染事件）正是其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二　坚持实验研究与关注社会现象是社会心理学发展的必然
　　无疑，社会心理学是用严谨的科学方法，尤其是实验法研究与当时社会现象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社会心理学繁荣与否，不仅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关注社会问题，是否能够为社会服务，还取决于研究社会问题的科学方法及研究视角。正如心理史学家墨菲所言，“社会心理学一只脚是站在实验科学的基础上，而另一只脚则处于社会变革的波涛起伏之中”。
　　对于社会心理学的发展而言， “科学方法” 和“社会变革” 两者缺一不可。诚如前述，在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时期，对社会心理学的批判多集中于其过分重视实验室实验的方法，而忽视宏观社会因素对行为的影响。
　　然而，以实验室实验为代表的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是社会心理学之所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认知研究（尤其是后来的内隐社会认知和社会认知神经科学）是国际社会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的新发展，对整个社会心理学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说社会心理学发生过危机，那么，造成危机的原因并不在实验法本身，而是在坚持实验研究的同时，能否结合宏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
　　为考察有关群体研究在整个社会心理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Wittenbaum和Moreland对北美《实验社会心理学杂志》、《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和《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公报》三个著名学术期刊在1975—2006年发表的文章进行了分析，发现有关群体研究（社会心理学危机之后重新繁荣的主要体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增多。进一步分析发现，群体研究，尤其是群际关系的研究热潮，主要受到了“欧洲社会心理学”和“北美社会认知或社会认知神经科学”两种视角的影响（见图１－１）。
　　如果剔除欧洲社会心理学的影响，群体研究的占比上升趋势变得比较平缓；如果剔除社会认知的影响，群体研究的占比几乎没有了上升趋势；如果“欧洲社会心理学” 和“北美社会认知” 两者的影响都被剔除，群体研究的占比则有缓慢下降的趋势。因此，我们不能只强调社会心理学密切关注社会现象这一个方面，而忽视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在其发展的最前沿所取得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上的突破。
　　三　研究方法新进展为社会心理学的枢纽地位提供了生命力
　　20世纪60年代后，社会心理学承受着来自学科内外的质疑。从内部来看，罗森塔尔的研究证实了“期望效应” 的存在，奥恩也发现了社会心理学实验中的“需求特征”，即被试的角色扮演。从外部来看，对伦理问题的关注，引发了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伦理论争；动乱背景（巴黎五月风暴、越南战争、种族冲突）下的激进学生运动，造成了社会的大动荡，使人们对社会科学的价值产生了怀疑。人们呼吁社会心理学家走出实验室，到社会现实中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上述严峻问题，迫使社会心理学研究者不断深入思考和自我批判。在社会心理学的发展进程中，一直存在两种研究范式，即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这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需要、时代发展需要而产生的特定研究范式。应该说，实证主义的研究是主流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取向，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实验室研究的许多问题也暴露了出来，引起社会心理学家的反思。过去的实验室研究，往往实验被试的代表性令人疑惑，因为大多数社会心理学的实验被试都是大学生，显然以这样不具代表性的被试研究得出的实验结果以及理论，是不具有代表性的，因而也难以推广。而社会生活会随着历史的进程而发生改变，某一时间所进行的实验，往往是同当时的文化及历史背景相联系的，由于时间的作用，实验结果会大相径庭。此外，严格控制了变量和情境的实验室实验，失去了丰富复杂的社会互动，使被试往往从社会赞许的角度做出反应，从而影响了实验的准确性，尤其是生态学效度受到影响。这样，以此研究结果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就难以服人。因此，社会心理学研究应该慎重对待实验室研究。1977年，米格莱姆（S. Milgram）所主持的服从实验引发了实验研究的伦理学争论。被试在实验中所受到的欺骗、伤害、隐私侵犯等问题，日益被社会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所关注，从而最终形成了实验研究的操作规范和职业伦理规则，如采用知情同意的被试，对欺骗进行补救，实施隐私的保护等。但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流仍然是实验社会心理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论的一个新趋势是应用脑科学或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如事件相关电位技术（ＥＲＰ）、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ｆＭＲＩ）和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ＰＥＴ）等，考察社会心理现象的脑机制和认知神经基础，不仅包括社会心理现象的脑定位研究，也包括脑神经网络方面的研究，给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论注入了新的血液和生命力。
　　据此，有的研究者（F. Moghaddam）根据对学科的影响力和创造力的不同，把心理学及社会心理学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美国社会心理学，是主流社会心理学，处于学科影响的中心；第二层次是欧洲发达国家；第三层次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运动，以及欧洲社会心理学对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反叛，成为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运动的标志，也是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论进一步发展、成熟的契机。
　　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研究者从方法、理论和实践等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特别是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对社会心理学的影响已初见端倪，并已出现了许多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如对态度的ＥＲＰｓ研究，对腹内侧前额皮层的社会情绪研究，以及应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ｆＭＲＩ）对图式、选择性注意、抑制、自我、内隐和外显加工的研究等。至于它是否会像社会认知一样，席卷整个社会心理学领域，人们正拭目以待。无论如何，社会心理学方法论的新进展又开始引起西方社会心理学发展迅速，主要表现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和研究主题三个方面。在研究视角上，西方社会心理学出现了积极心理学、进化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等新的研究视角，尤其是“社会认知神经科学”，使人类对社会心理现象的理解从社会水平和认知水平深入到神经水平、细胞水平，代表了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与这一领域紧密相连的另一个更广泛的跨学科研究视角———“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被认为有可能将心理学整个学科统合起来。认知神经科学与文化心理研究相结合产生了“文化神经科学”，对亚洲社会心理学提出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态度一直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但现在对态度的研究已经转变为重视内隐态度的研究与测量，并与自我和群体心理等其他主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由于中国人在回答问题时更容易产生社会赞许效应，而内隐态度测量的是人们意识不到的态度，能够消除社会赞许的影响，因此，对中国社会心理学者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北京大学朱滢即由此发展出关于文化与自我的突破性研究，发现中国人的自我除了自己还包含着亲密的他人（如母亲）。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历史发展对我们提出的挑战远比想象的严峻，因为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他们的理论和研究，而是在借鉴的同时，既结合中国自己的文化，又能反映中国当前的社会现实，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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