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史料方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片论_刘进才_9787516181201

　　《报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丛书文本·史料·方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片论》分三大部分，分别从文本细读、史料研究和学人评议等方面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文本与方法”注重文本细读，从具体的文本出发，利用新批评的细读原则和形式主义文论的叙事学方法，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对文本的人物形象、叙事艺术、主题意蕴等多方面深入开掘，力图得出一些创新性的结论。“史料与问题”主要是从文学史料、文学期刊、文学版本等文献出发，采用无征不信、论从史出的史学原则出入于文学历史，在触摸大量一手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力争做到“采用新材料以研究问题”并试图得出富有价值的科学结论。“学人与学术”主要是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学术评议，也即所谓“研究之研究”，侧重对学人学术史研究的探讨和梳理，把学人的研究论著置于学术史的宏阔背景中加以观照，在此基础上考察研究者各自的学术贡献及对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设意义。

　　《报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丛书文本·史料·方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片论》三大部分涵盖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涉及到的文本、史料、学术史与研究方法等诸多问题。

　　进入20世纪后，报刊成为文化传播的主要渠道和方式。报社、学校、学会、沙龙以及近代中国舆论媒介共同构成中国社会的公共空间。《报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丛书》旨在以20世纪中国报刊的兴起、发展为切入点，描述20世纪在西学东渐、政权更迭等复杂政治与文化背景下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的重建过程，揭示20世纪文学活动、文学传播和报刊媒介、文学编辑、市场及读者之间的联袂互动。

　　《报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丛书》的研究对象是文化与文学的结合物，入手于报刊，立足于文学。它有可能打破作家生平的评述、文学名著的分析、文学体裁分类的传统书写模式，将报刊与文学互动的描述保持在制度、观念、思潮、流派的宏观层面。

　　《报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丛书》以20世纪新思想新文学的重建为研究对象。文学史叙述的主要任务，是使过去的历史得以复活。书写者借助自己的主体精神解读重现历史，在总体上坚持大叙事文学史理念，以现代化作为历史叙事稳固宏大的思想框架，以近代、现代、当代为历史叙事起承转合的三大时间平台，探求一百年中国人的精神涅榘，建立报刊与文学共生共兴的叙述与知识体系。近、现、当代三大时间平台分属不同的政权形态，不同政权所形成的文化文学机制是绝然不同的。依据三大政权把20世纪划分为近、现、当代，是一种革命话语。这是我们的书写必须面对的话语体系。但依据现代性的标准，我们还将有另一种话语体系，这就是现代化的话语体系。文化与文学的现代性，是伴随资本主义的形成，大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以现代知识体系为基础并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与文学表达。现代性可以赋予20世纪中国文学另一个完整的叙述框架。从这一框架出发，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现代化一以贯之而不曾因政权的更迭而中断。

　　20世纪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重建是在古与今、中与外两对既相互冲突矛盾又相互融合支撑的文化语境中进行的。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重建，有民族的和西方的两大思想资源，重建的过程是民族传统文化文学和西方舶来文化文学融合生成的过程，充满痛苦，也充满活力。重建之后的新文化新文学，既有中国基因，又有外来血脉。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和中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一样，是活生生的“这一个”。“重现”、“重新复活”中国新文化、新文学重建过程，书写活生生的“这一个”，就是通过文学透视“中国经验”与“中国制造”。理论自信并保持理性判断，饱含同情而张扬批判精神，是《报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丛书》研究应该确立的写作立场。

　　就传播与文学知识体系的建立而言，《报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丛书》的主要任务是建构。书写者须在对历史文本的阅读交流中，不断形成视阅融合，产生新的成见成果。这些成见成果对已有的文学史可能带来解构与重构。上述目标完成的基础是报刊史料。对史料的掌握、分析、归纳、研究的水平，决定建构、解构、重构的能力。本课题在总体上坚持大叙事文学史理念的同时，不拒绝穿越学科、现象，寻找整体的裂隙与历史的偶然，寻找思想碎片。从报刊史与文学史重合的时间节点上，聚焦问题，发现细节，以富有趣味的历史发现，呈现历史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历史书写的根据主要是史料文本。史料文本与史家的主体精神是相互作用的。对史料文本，要善于阅读发现，更要善于归纳发明。学术预设的立与废，取决于在文学史观指导下作者对史料文本的把握驾驭。书写者在纷纭繁杂的史料文本面前，要具备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善入善出的能力。

　　在世界范围内，20世纪是一个工业时代与后工业时代接踵而来的时代。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面临着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社会语境。精英意识形态、商业意识形态、大众消费意识形态并存合流，精神生产、商品生产、大众娱乐的界限趋于模糊含混。这一特点和趋势，要求我们在书写中，既要遵守文学史学科的传统规范，防止泛文学化，又要注意上述趋势对文学发展的深刻影响。

　　《报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丛书》着眼于报刊传播与文学发展互动研究，是增加现代文学史观察维度的学术探索，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深化和拓展。书写者应注意著述的学术创新、学术水准和学术价值。处理史料文本，应注意独特性、创新性、前沿性。对学术界已有的成说，转引他处的文献，要一一注明。在行文过程中，提倡文从字顺，简明扼要，求同存异，清新稳妥。避免人云亦云，概念堆砌，虚话套话，佶屈聱牙。

　　“虽不能之，心向往之”，愿与丛书的写作同人共勉。聊以为序。

　　《报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丛书文本·史料·方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片论》：

　　《风筝》是鲁迅散文诗集《野草》中的一篇，该篇并不像其他篇目那样晦涩难懂，使读者步人象征的森林难以窥其“哲学的堂奥”。从写作风格来看，《风筝》似乎更接近鲁迅的叙事散文《朝花夕拾》。也许正因为如此，以往的许多研究者在解读《风筝》时自觉不自觉地采用索隐式的阐释模式，常常把《风筝》看作鲁迅兄弟失和后悲哀心理的写照。其实，与《朝花夕拾》的写实性或现实性不同，鲁迅的《野草》更是“诗的”与“哲学的”。因而，解读《风筝》应把它置于《野草》的整体框架中考察，这正是我解读《风筝》的起点。

　　《风筝》的情节很简单，从叙述分层上可看作两个叙述层：第一个叙述层属于超故事层，叙述“我”的故事，“我”在北京的冬季，看到飘动的风筝回忆故乡春天的风筝时节，无论在久已逝去的儿时的回忆中，还是在现实的严冬中，“我”都感到无可把握的悲哀。这是一个自我内在心灵的故事。第二个叙述层是关于“我”和“兄弟”之间的故事。这一叙述层有两个叙事单元：其一，“我”曾经认为风筝是没出息的孩子的玩意儿，冷酷地折断了小兄弟偷偷制作的风筝；其二，20年后，已过中年的“我”意识到对于小兄弟精神的虐杀，“我”向兄弟忏悔以寻求他的宽恕，而兄弟却全然忘却了此事。

　　在一般人的记忆中，风筝应该是自由快乐的象征，而对于“我”却是一种惊异和悲哀，这是鲁迅式的独特的生命体验。那么，《风筝》的抒情主人公“我”是如何超越现实的悲哀呢？在回乡的冲动中，鲁迅的笔触开始灵动起来，叙述节奏也变得明快，语言也更富有色彩：“故乡的风筝时节，是春二月，倘听到沙沙的风轮声，低头便能看见一个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和孩子们的天上的点缀相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但这派生机勃勃的故乡风筝时节的欢快描写只是一个瞬间乍现就凋落的温馨，抵挡不住肃杀的严冬所带来的寒威与冷气。鲁迅在这不足两千字的短文中两次用到相同的关于现实处境的描写，第一次是在文章的开始，“我现在在哪里呢？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第二次是在文章的结束：“我倒不如躲到严冬的肃杀中去罢，——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这一构成象征意蕴的环境无疑是抒情主人公悲哀、孤独心理的外化，那么，这种彷徨于无地的悲哀其实质何在？或者说，是什么导致了“我”无可把握的孤独和悲哀呢？解读这一点是探寻《风筝》思想意蕴的关键。

　　按照通常的解释，“我”的悲哀来源于对小兄弟精神的虐杀。由于多年以前傲然地踏毁了小兄弟私做的风筝，中年以后才知道游戏是儿童的天使，于是这沉重的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使“我”的心很沉重地堕下去了。倘若鲁迅在《风筝》中只是表达一个彰而不隐的对于儿童天性精神虐杀的悔过主题，那么，他行文至此完全可以结束而不影响这一主题的充分表达。事实上，鲁迅却追加了对“精神虐杀事件”的意味深长的叙述。鲁迅接着又拟设了兄弟之间中年以后的一场对话。这一对话场景与其说是兄长向弟弟补过的方法，不如说是兄长的忏悔。在基督教中忏悔是基于人自身的原罪而起，出于罪的自觉，人的罪过只有在持续不断的忏悔中才会减轻并得以赦免，忏悔固然是由于对原罪的自觉，但毕竟是以罪的宽恕为前提。倘若忏悔得不到宽恕，忏悔便失去了其本质的意义，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忏悔者的罪感。那么，兄长的忏悔得到宽恕了吗？当“我”和弟弟谈起儿时的旧事时，自说少年时代的这桩糊涂事，而弟弟却惊异地笑着说：“有过这样的事么？”于是，鲁迅写道：“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宽恕是以怨恨为前提的，当弟弟以“有过这样的事么？”去反问兄长时，实质上斩断了兄长“我”的忏悔之路，这原本设计好的一场握手言欢的兄弟对话与心灵沟通，却被弟弟轻描淡写的一句反问阻隔了。我们暂且不去探究弟弟是真正的忘却还是有意的阻隔，但无论如何，兄长“我”乞求通过沟通与交流以化解内心深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却更加沉重了，因而，鲁迅感叹道：“我还能希求什么呢？我的心只是沉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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