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树：世界文化简史_（美）拉尔夫·林顿著何道宽译_9787303213887

《西学经典书系：文化树（世界文化简史）》从世界文明多源头的平行发展和横向交流这两根轴线上，对人类文化演进、文明兴起、各文化区相互影响、各文明的相互影响进行了立体、多层次、多侧面的描绘、分析和阐释，展示了人类文明和地区文明绚丽无比的图景；既有浓墨重彩、工笔描绘，又有速写勾勒、大笔写意，所以它能使读者兴趣盎然地漫游于上下数万年、纵横数万里的文化史画廊之中。作品的可靠性、可读性，是毋庸置疑的。
　　拉尔夫·林顿博士在书中提出了文化突变的思想，他把人类文化发展的爆发期比作生物的遗传变异。

《西学经典书系：文化树（世界文化简史）》：
　　流入前机械化时代城市的农民，绝不是农村人口中一种随机抽样的成分。他们多半是不太适应村里生活的人，在这个社会阶梯的底端，是从来不会干事的人和小偷小摸的人。村里人失去耐心之后只好把他们赶走。这就是历史悠久、普天相同的“到城里享乐”的模式。在汪洋大海的城市人口中，人容易隐姓埋名，这些人可以继续小偷小摸，而且他们受惩罚的危险远不如在农村那样大。有些农民丧失了地产，他们流入城市，希望找到某种就业机会。他们给城市提供了更加宝贵的材料。这样的移民给城市提供了大量廉价的、非熟练劳动力，形成了最早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同时，他们又可以被视为商品的最早的劳工，因为他们与雇主的关系不是血缘或熟人的关系。
　　最后，肯定还有相当数量的人是自觉自愿进城的。因为他们知道，城市环境提供了更多出头和就业的机会。换言之，古代社会主要是从社会底层吸收人。用我们的标准来衡量，这就是吸收农村居民中的精华。从一开始，这就给城市人口以显著的特色。城市的天平倾向于不稳定的个人一边，这些人缺乏成功农民那种乐天安命的心态。
　　在邻里中生活的安全感，在与亲族共同活动中的安全感，城市居民失之而不可复得。同时，城里人的成功也不会受到穷亲戚的妨碍。大家族纽带的瓦解，似乎是一切时代、一切地方城市生活的特征。一般地说，移民城里的人似乎觉得，他们可能得到的报偿值得去冒这个风险。不妨指出，农民一旦进城，几乎无论如何再不愿意回去过乡村生活了。昔日有首老歌的主旋律是这样的：“你怎能让他们再待在农场，既然他们已经看见了巴黎？”这一思想在苏美尔人时代和在今天一样，似乎都是说得通的。
　　甚至在今天，任何城市的人口在相当大程度上都是由异乡客组成的，而且这些人是社会生活难以对付的异乡人。这就提出了社会控制的新问题。舆论的非正式压力在小型的、人人照面的社群中，足以使一般人循规蹈矩；可是在城市人口中，这种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已不起作用。城里人没有一个人关心你在做什么，你也不关心不相识的人在想什么。在现代城市里开会的人就是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他们在会议期间自由活动去城里游乐时，就无拘无束。因此，有必要建立新的社会控制系统，这种控制系统以正式的强制模式为基础。警察和违警罪法庭在历史上出现极早，其形式与它们今日保存的形式相差不大。
　　在我们现有的历史记录中，有一个最早的城市生活的副产品，这就是法律和法律诉讼程序的高度形式化的模式。村庄生活既可能承认也可能不承认形式法，形式法与简单的禁忌和民俗是不同的法律。然而，即使在形式法律存在的文化中，在小型的、人人照面的社区中，仍然可以在不借助形式的情况下相当公正地解决纠纷。在人人都认识的小型社区中，可能犯罪的人无论如何都非常有限，罪犯肯定是有所畏惧的；在人际争执中谁是谁非的问题，几乎是明白无误的。
　　另一方面，在城市中，可能犯罪的人数要大得多，抓错人的概率就相应增加。在民事案件中，法官不可能做出村子里自然而然就会解决纠纷的那种裁决，因为他不知道当事人的人格，也不知道他们过去相互关系的背景。形式法律和法律诉讼程序的整个观念的产生，实在是城市环境的附产物，这一点似乎是非常可能的。面对与许多当事人和纠纷打交道的需要，处在法官对案件中的实际因素了解极少的情况之中，用巫术习俗取代认证实情的企图便应运而生。因此，倘若法庭大声宣告，法律铁面无私、不尊重个人，倘若法庭坚守这一原则，它就会立即失去执法公正的可能性。法律和法庭的运演过程笼罩在庄严的仪式之中，既是为了给旁听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是为了给它添上一点巫术魔力的色彩。诉讼程序以僵硬呆板的形式进行，笼罩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之中，以便恰如其分地接近于超自然的魔力。人们发现，蔑视法庭所受的惩罚实际上和法庭的历史一样悠久。
　　律师和法官应运而生。他们是非常精细地研究法律条文的技术专家。他们征引过去的判例，案例越古老，查明它们所需要的研究工作越多，它们的魔力效果就越大。唯有在中国，对过去的判例才有意识地予以忽视，他们偏重当前的情况；中国的文明在此与别的文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正如她在其他许多方面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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