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医院里笼罩着神秘的气氛，像是历史在向他讲述着什么。 
　　他所在的这个科室非常特别，住在里面的人都是在童年就因为某种天赋而被挑选出来进行某种天赋实验的。这里原先是一个"天赋研究所"，研究所关闭之后这些天才们被留了下来。这些天才们什么都知道：关于俄国革命中的一个个事件真相，关于革命领导者究竟是怎样的人、其人生轨迹究竟如何变化，关于上帝是否参与了历史轨迹的变化，关于过去年代的那些伟大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他试图将自己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但在这一过程中却逐渐发现，决定所有人命运的时刻即将到来。 


　　《此前与此刻》最初发表于《新世界》杂志。小说一发表便引起轩然大波，杂志社的编辑曾公开表示拒绝接受作家的哲学与诗学，为此作者只好转移文学阵地，之后许多创作活动都与《旗》杂志相关。其实，如果将沙罗夫的创作放在一起，读者很容易看到作家的创作特性。作家笔下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常常占据重要位置，但是这些人物和事件通常是由某个或某几个人所讲述的，而讲述者的史料则来自所谓的“日记”“笔记”“被遗忘的档案”等中间，因此显而易见作者的创作宗旨并不是再现历史，同时也不是颠覆历史，而是从自己角度去解释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去评价历史人物的个人品格和历史作用。《此前与此刻》也是如此。

　　《此前与此刻》：如何定性这位作家写作风格，评论界众说纷纭，有人称之为“后现代主义的伪历史主义”，有人称之为“魔幻现实主义”，而作家更愿意称自己是现代主义作家。问题在于作家经常以历史为创作主题，同时付诸自己对历史的诠释和演绎，因此对作家的评判不得不与真实的历史相关联，但同时读者也很容易发现作者笔下的历史并非通常人们所知晓和接受的历史，他的历史解释既不是正统的，也不是与正统历史截然对立的，就像作者的宗教观一样。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洛维奇·沙罗夫，1952年生于莫斯科，父亲是著名的童话作家。1977年毕业于沃罗涅什大学历史系，1984年获得历史学副博士学位，在考古队当过卡车司机和工人，担任过文学秘书。1980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迄今为止已有六、七部长篇小说问世。多次获得文学奖。

不知怎么的，自然形成了这样的结果，那就是我在失去祈祷的能力之后，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做支撑，我开始在此间、在尘世寻找自己的庇护者。我之前也是常常尽力帮助别的病人，通常是帮助自己同病房的人，该换床单、给尿壶时我去给他们找护理员，邻居疼痛难忍必须打催眠针时我去给他们找护士。 
有时甚至为他们鸣不平，因为这里除了克隆菲尔德之外也许再也没有人把这些病人当人看，并且所有这一切都做得那么真诚和坦率，真诚得有时难以自制。说实在的，护理员们、卫生员们在科里是唯一现实的权威，至少是我们接触到的唯一权威，所以我和这一权威比谁都近。我由于提出请求、出面鸣不平而变得很显眼，也很早就学会了利用自己的地位。 
这在我住院生活的第一天就开始了，我当时一而再想要感谢那个给了我完全不配得到的靠窗床位的卫生员。我想让她知道，我可不是个不知好歹的畜生。推动我这样做的，当然不是感激，而是恐惧，我害怕她们，怕她们所有人，害怕到时候我会完全依赖她们。我任何的病情恶化都意味着她们本来就拥有的巨大权威的增长，就是说我的病情本来就靠她们这一权威来估量。并且当我能祈祷上帝时，我还能控制好恐惧，上帝仿佛在和恐惧作对。只要他在，我就不会让自己去做什么不需要的事，不会让自己以完全不需要的方式去害怕，总还是有所禁忌。但是他走了，而恐惧却留了下来。 
我能尽力帮助病友，这给我带了强烈的快乐，这是实实在在的善事，所以我也不能不感到满足。况且我是冒了风险，我知道我可能搞坏和护理员的关系，她们本来就活多，我又推给她们额外的，她们当然不会喜欢。不过我还是去找她们、叫她们，后来我才明白我在个中也有算计。 
我明白了，我维护别人的权利，是因为一旦我处在他们的处境我想有权得到同情、可怜、帮助，我想要让护理员们看看我是一个多么好的人，告诉他们我的确值得同情。还有一点，我努力让他们过好一点是想让他们记住，和我在一起、由于我，他们曾经过得很好，并且对我心存感激。总之我时刻需要和他们交谈，假如他们不在，我也会在心里这样做；睡觉时，我会梦见他们；我想去找他们，无法克制地想去找他们，并且尽管这是一种恐惧。我需要他们抬举我，突出我，认为我是自己人，把我看成是病人的保护者，是他们中的什么干部，而且是一个完全好说话的干部。这是无尽的恐惧和无尽的狡猾，但也是最平常不过的对身边躺着的人的怜悯，这样一来，我花了好久才让自己相信我的罪孽并不那么大。 
我比别人害怕护理员身上没有什么过错。她们身上是那么完全没有罪过，以致我和她们说话时，都因无法相助想要哭出来。她们反倒嘲笑我，说，很快我就要和我的邻床成一个样了，她们愿意到那时再来和我谈谈道德问题。很可能我不仅仅是怕她们，而对我起作用的还有她们所说的话，至少很快我开始察觉，即使她们答应做我要求的事，也都无所谓（对于我或者对于别的病人），是我对她们点头哈腰，特别是话头提到产房的时候。我虽然不完全但还是承认，救孩子或者产妇的命，重于延长任何一位我的病友的生命。他们那可是刚刚开始生活，他们的气力还没有耗尽，而我们呢，给每个人的寿命的大部分无论怎么看都已经过去了。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