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卷（上）_杨共乐，汪高鑫编_9787508090559

《中国古代史学卷（上）》关注理论热点与学术前沿问题，及时反映理论动态。通过“专论”“历史理论”等栏目，发表了大量反映理论前沿动态的文章，起到了引领学术理论研究方向的积极作用。近年来，本刊探讨的理论问题主要有：史学在教育工作中的重大意义、历史和现实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历史认识的发展过程和史学的社会作用、历史的二重性、历史上统一规模和统一意识、历史教育、地理条件与历史进程、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唯物史观、历史规律、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人类精神的觉醒、历史观念、文化反思、史学的“求真”与“致用”、历史文化认同传统以及史学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等等。这些理论问题的探讨，其时代性非常鲜明，密切了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同时加深了人们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认识。

今年是《史学史研究》创办五十五周年。五十五年来，《史学史研究》在培养青年史学研究人才，发表原创性论文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对推动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史学史研究》创刊于1961年。初名《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中国史学史资料》，不定期出刊，1964年7月停刊，共出九期。1979年复刊，更名为《史学史资料》。1981年再次更名为《史学史研究》，由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楚图南先生题写刊名，季刊，国内外公开发行。
　　《史学史研究》首任主编为白寿彝先生（1981-2000），主要编辑人员有朱仲玉先生、瞿林东教授、吴怀祺教授、陈其泰教授和许殿才教授等；第二任主编为郑师渠教授（2001-2009），主要编辑人员有吴怀祺教授、许殿才教授、易宁教授和汪高鑫教授（2007年起担任编辑部主任）等；第三任主编为杨共乐教授（2010至今），副主编为李帆教授和易宁教授，编辑部主任为汪高鑫教授，主要编辑人员还有许殿才教授、向燕南教授和周文玖教授等。现主办单位为北京师范大学，承办单位为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史学史研究》作为发表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和历史编纂学研究成果的专门刊物，是国内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主要理论阵地。刊物开辟的栏目非常丰富，主要有：专论、中外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人物志、方志学、史林偶拾、书刊春秋和读书会等。近年来，栏目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增加了“历史理论”专栏，更加重视对理论问题的探讨；将中国史学发展史细化为“中国古代史学”“中国近现代史学”和“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三个栏目，不但使中国史学发展史的阶段性更为清晰，内容更加丰富，而且促进了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揭示了中国史学史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特点；在“外国史学”栏目中，重视引介西方学人的学术研究与学术观点，重视对中西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比较研究；通过“学术信息”栏目，及时报道海内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学术会议与研究动态；等等。本刊不但一贯重视刊发国内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专家的学术成果，发挥学科研究的引领作用，而且重视提携后学，中青年学者论文刊用比例较高，为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培养了大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专门人才。
　　长期以来，本刊一直坚持正确的理论方向，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指导史学研究。尽管政治气候经常变化，却能保持不受政治风浪的影响，不迎合时尚，不追赶潮流，不搞实用主义。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者不只是说明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所以一直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关注社会，关注现实，积极开展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引领学术发展方向。一贯讲究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重视学术求真，追求刊文的原创性，反对言之无物。提倡严谨扎实的治学精神，对于作者来稿，要求既要有正确的、独到的理论观点，又要充分地占有史料，强调理论与资料的结合，也就是要“言必有物”。
　　本刊关注理论热点与学术前沿问题，及时反映理论动态。通过“专论”“历史理论”等栏目，发表了大量反映理论前沿动态的文章，起到了引领学术理论研究方向的积极作用。近年来，本刊探讨的理论问题主要有：史学在教育工作中的重大意义、历史和现实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历史认识的发展过程和史学的社会作用、历史的二重性、历史上统一规模和统一意识、历史教育、地理条件与历史进程、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唯物史观、历史规律、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人类精神的觉醒、历史观念、文化反思、史学的“求真”与“致用”、历史文化认同传统以及史学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等等。这些理论问题的探讨，其时代性非常鲜明，密切了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同时加深了人们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认识。

《中国古代史学卷（上）》：
　　清华简与《尚书》《逸周书》的研究
　　李学勤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对于古史研究有重要意义。现在我们初步估计全部清华简有六十四篇或更多一些书，内容和《诗》《书》《礼》《乐》《易》《春秋》都有一些关系，但与《书》的关系更重要。按照后世的分类，一种是真正的《尚书》，见于在今天传世的《尚书》，或者由其标题或内容可以推定是《尚书》的；第二种是不在《尚书》，可是见于传世的《逸周书》的；还有一些，是我们从来不知道的，可是从其体裁来看是和《尚书》《逸周书》是一类的。这三部分总共有二十多篇，是清华简的主要内容。此外还有关于历史方面的材料，如清华简第二册整理报告的内容，是《系年》。原无标题，但其体例比较接近于西晋时发现的《竹书纪年》，有些文句和传世的《竹书纪年》非常相近甚至相同，故定其名为《系年》，将于2011年出版。
　　1942年，长沙子弹库出土了战国帛书，1951年至1954年陆续在长沙发现了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的战国竹简，但这些竹简还都不是严格意义的书。真正发现战国时代的竹书，那是1956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墓。可惜竹简残断过甚，现在没有办法拼起来。当时我认为是儒家的作品，现在还有人这么看，不过现在有比较明确的证据证明这些竹简是墨家的作品。此后湖南慈利石板村也出土了竹书，但是多数残碎。真正重要的是郭店、上海博物馆、清华这三批竹简。与前两批竹简偏重于儒家、道家著作等思想性、哲学性的内容不同，清华简的内容主要是经史类的，而且主要是和历史有关的。我们可以看到，一批随葬的竹简，反映了墓主的思想和学术倾向。银雀山一号墓就都是兵书，我们可以想见墓主人一定是军事家。郭店墓的主人按我的意见是“东宫之师”，是教太子的老师，多有思想性内容，摘录的《语丛》也是思想性的内容。清华简的墓主人，可能是史官一类的人。
　　下面我们谈一谈和《尚书》《逸周书》有关的几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清华简里面真正能和伏生所传《今文尚书》直接联系的，最主要的就是《金滕》。刘国忠教授整理的《金滕》这一篇，竹简相当完整。虽然有一些地方要补字，也有个别很重要的地方和今本文字不一致，可是很明显这一篇就是《金滕》的内容。过去因为竹简整理尚处于初步阶段，我们曾以为竹简里有《康诰》，后来证明不是《康诰》。这是因为有一支尾简有几字和《康诰》最后几字“民世享”相同，其下留白，遂以为有《康诰》，结果不是《康诰》。我们也曾以为有《立政》，因为我们在简上看见的话，跟《立政》差不多完全一样。可是进一步研究发现不是《立政》，而是跟《立政》有关的另外一篇东西。《金滕》则没有这些问题，虽然它并没有写“金滕”这样的标题。这样我们就能有一个估计：济南伏生传的《今文尚书》，或说二十八篇，或说二十九篇，所以《尚书》的篇数并不多，数量很有限。孔壁出的《尚书》，据说比伏生本增多十六篇。相对于这个来说，我们现在发现《尚书》类文献二十多篇，数量上同它们差不多。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大家一定会问，先秦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一部《尚书》？——当时可以不一定称《尚书》，因为有不少人认为“尚书”这个名字是汉代才有的。特别是有没有一百篇《书》，是孔子选的？这一点实际上不能从清华简中发现，或者据伏生的、孔壁的《尚书》证明，至少我们这个墓里面没有百篇《尚书》。可是这也不能说当时就一定没有百篇《尚书》o这就涉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尚书序》。《尚书》确实有一百篇的序，而且汉代的人都相信它，郑玄还专门作了注。《尚书序》说明有过一百篇的这种设想，或者有这种东西。清华简能不能证明《尚书序》的存在呢？至少有一点可说，就是《金滕》。《书序》很明确讲它名为《金滕》，《史记》也称《金滕》，可见当时有“金滕”这一名称。如果《尚书序》普遍流行，在楚地，竹简的主人也看到过《尚书序》的话，他为什么不把这一篇东西称为《金滕》呢？这一篇用了一个很长的题目：“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这个题目不是随便取的，几乎完全相同的话见于《史记》。因此这个标题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至少在楚地，墓主人是承认这个标题的，而且特别用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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