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历史的间谍_贝恩德.英格玛.古特伯赖特著；王海涛译_9787505739895

《改变历史的间谍》以真实的历史背景为依托，将德国历史以间谍的视角呈现出来。作者古特伯赖特带领我们从德意志的前身罗马帝国时期走进这个神秘的间谍世界，通过大量的案例，生动地描述了惊心动魄、紧张残酷的间谍斗争，让我们见识到他们是如何运用智谋手段达成任务，也让间谍这个古老且神秘的职业清晰地展现在世人眼前。从宫廷到战场，从维也纳到柏林，不管是西德联邦情报局、东德斯塔西、苏联克格勃还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那些惊天动地的行动、眼花缭乱的主角们，无一不见证了间谍书写历史的情形。

一个错误情报改写了历史
　　故事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罗马帝国的北部边界，也就是后来的德国境内，日耳曼起义军在切鲁西部落首领的儿子，同时也是罗马帝国军官的带领下痛击罗马人，让罗马人丢掉了三个最富庶的地区。这成为这个世界帝国永久的创伤。
　　起义军的进攻出乎意料取得了成功，尤其是在一个很久没有发生战争的地方。起义军偷袭了正常行进的正规部队。他们任用了一个在占领政府任职的军官，他打入敌人内部对敌人非常了解，受到良好的培训并且备受信任，敌人甚至答应给他国籍。他就在敌人眼皮底下悄无声息地秘密集结了大批支持者，联合盟友，精心准备起义。他通晓敌人的语言，能在敌军阵营中获得重要的内幕消息。敌人低估了这个男人，也低估了他们的统治所激起的民愤。起义军首领甚至把之前跟占领国有过龌龊的部族领袖团结起来一致对敌。
　　起义军的进攻很快变成了血腥屠杀，占领军殊死搏斗到最后。苦战持续了几天，最终起义军大获全胜，占领军败北，2万名士兵所剩无几。他们在恶劣的天气中艰难地行进，抵抗着对地形非常熟悉的起义军的猛烈攻击。在远离占领国首都数千公里的陌生地带，战斗异常惨烈，尽管占领国看似巨人一样不可战胜。但这里的战斗是一对一的拼杀，起义军对敌人毫不留情。
　　占领国无比强大，已经习惯了胜利，但是在这里却遭遇了起义军无情的打击。起义军充满激情、意志坚定、计算精确，通过游击战的方式充分利用了对手的弱点。
　　占领国的对手背水一战，因为他们与敌人的实力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但是因为占据天时地利，起义军出乎意料地取得了成功。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拥有一个视死如归、和蔼可亲、有魅力的男人，他敢于尝试，像传说中的大卫，给歌利亚受伤的侧翼致命一击。但是这一切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生的，主人公都是谁，谁是这里的大卫和歌利亚呢？可能有人会联想到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美国军队打击恐怖分子，却陷入当地部族武装反抗的泥沼，美国的反恐战争经受了血的教训，吃了屈辱的败仗。也可能有人联想到半个世纪前的越南战争。但是这一切发生的时间既不是在21世纪初期，也不是在20世纪，更跟灰头土脸的超级霸权美国无关。
　　上文所说的大卫真实的名字是海尔曼（拉丁文名为阿米纽斯），他的对手歌利亚是瓦卢斯（日耳曼的罗马总督），而瓦卢斯的领袖就是奥古斯都大帝。莱茵军团两千年前的惨败至今仍令人叹为观止，因为罗马被迫改变了自己的日耳曼政策，而这一切看似不可思议。罗马帝国军队经验丰富，阵容齐整，实力远超起义军。那是什么让一次常规的行军变成了一场惨剧，夺走了成千上万人的性命，让罗马帝国遭受重创，而且两千年后仍然成为看似无坚不摧的军事力量变得如此无力的范例？海尔曼将进攻计划制定得非常周密，在战士们状态最好的时候全力出击，这时候罗马军队正准备前往冬季营地，他们自认为一切都很安全，不需担心任何事情。从这一点来看，罗马军队对地形很不熟悉，完全处在下风，而起义军则占据优势，因为游击队只有利用自己的游戏规则时才可能取胜。而日耳曼人最主要的优势就是实力占优的罗马人认为自己不会受到威胁，导致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之前的情报工作存在明显失误。
　　罗马总督瓦卢斯从之前管理过的边境区域得到经验，也认为必须要在他的职权范围内推进罗马化。这是一项棘手的任务，因为这会使当地群众感受到压迫。他的政策包括将日耳曼贵族子孙吸收进罗马社会和军队，以获得这些精英的支持。在海尔曼家族看来，他们已经达到了目的，海尔曼指挥着日耳曼辅助部队，而且在罗马领导层中享有很高声望。他的哥哥弗勒维斯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忠诚，他的叔叔塞格斯特斯也只是暂时表示顺服。
　　阿米纽斯是拉丁语名字，后来路德称之为“条顿人”海尔曼。他虽然担任罗马帝国军事指挥官，但却没有完全融入罗马社会。他起义的真正原因到现在也不清楚，可能是为了获得权力，也可能跟他的爱情故事有关，还可能是为了反抗瓦卢斯的罗马化政策。总之，在罗马人的夏季营地，可能在明登附近，阿米纽斯作为指挥官带领日耳曼辅助部队，他利用职务便利对敌情进行深入了解，在敌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制定了作战计划，并集结起自己的死党和追随者一起作战。
　　阿米纽斯通过情报和军事侦察工作就能知悉罗马人的力量和军事实力，如果罗马人能及早发现，就可以避免这场惨败。罗马人的军队里有了起义军的间谍，最终使自己的军事部署被对方洞悉。现在来到了罗马帝国崎岖的边界，这里他们得到了特种部队的支持，他们派出的探子在敌境进行侦察，并通过自己的渠道把信息送回罗马。但为什么日耳曼人的阴谋没有被察觉呢？是因为他们在谋划时非常小心谨慎，以至于罗马人根本没机会发现吗？不可能，因为瓦卢斯的亲信塞格斯特斯（忠诚的切鲁西部落首领）是阿米纽斯的叔叔，之前曾警告过瓦卢斯总督，自己的侄子正在秘密谋划反抗罗马人。而瓦卢斯并未把塞格斯特斯的话当回事，他有自己的理由反对阿米纽斯融入罗马社会，因为阿米纽斯想娶他的女儿图斯内尔达，而她的父亲并不赞同。但是，在塞格斯特斯的警告被忽视之后，没有人再关注这件事，这是一个巨大的失误，不仅仅对于即将发生的事而言。如果这些指控毫无依据，也是瓦卢斯的失职。作为在这样一个不平静的边境地带的前线指挥官，瓦卢斯应该确信塞格斯特斯说的不对，或者不应该因为家庭事务而毫无理由地谴责自己的侄子。毕竟切鲁西人对罗马人的敌意由来已久，而且他们的反抗令罗马人记忆犹新。显然，经验丰富的瓦卢斯忽视这个重要问题，或者侦察者并未证明塞格斯特斯的警告言之有据。日耳曼领袖提前约定的会面没有让罗马人察觉或当回事。另外，他们没想到过对占领者的仇恨能让日耳曼各部落如此团结，而且最终联合起来，否则他们宁愿彼此之间长期争斗。而这个联盟并没有存在下去，阿米纽斯最终也成为自己人的牺牲品，可能因为他太强大了，这是另一回事。瓦卢斯的致命错误使他走向末日，也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性命。罗马人之所以失败，不仅因为其失败的日耳曼政策，也因为他们对内部的日耳曼人的情报工作，以及罗马帝国版图之外的日耳曼人领袖都不够重视。
　　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对于公元9年瓦卢斯战役或“条顿堡森林伏击战”的地点，及其在罗马帝国历史上的意义始终争论不休，数百年后成为德意志民族的谜团，至今仍被视为德国历史上的“宇宙大爆炸”。当然日耳曼人不是德国人，所谓“德国历史”也是几百年以后的事情。日耳曼人对罗马占领者的大胜现在不仅是个开端，更是之后建立在德国领土上的德国历史的前奏。出于习惯，我们认为这一事件开启了德国历史，而且瓦卢斯的失败和阿米纽斯的胜利证实，在德国历史开始之前，间谍已经产生了影响，而起义策划者阿米纽斯就是德国第一个间谍。
　　间谍活动的开端
　　间谍是一个古老的行业，对于强权者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古代技术手段并不发达，信息的提取比现在困难得多。间谍的历史比两千年前的瓦卢斯战役更悠久，而且也不是罗马人发明的。其实间谍这个行业也不能说发明，就像不能说发明了战争和政权一样。几千年来特工就秘密为各自的雇主搜集信息。最古老的间谍活动出现在古埃及。公元前2000年，一名探子向主人报告了某个民族的神秘火符，他必须解开火符的秘密。埃及帝国必须对内对外都维持自己的统治，因此各代法老都拥有一个广泛的侦察、外交和通信网络。在波斯王国，特工向皇家特勤局局长“皇帝之眼”报告。一个国家地域越广、民族越多样，统治的难度就越大，全方位搜集帝国特别是边境地区的信息也就越重要。第一本间谍手册来自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公元前6世纪的军事理论家孙子认为，应通过诡计、隐秘和欺骗取得军事上的优势，如果不能做到高度保密就无法取得胜利。同样重要的是尽可能全面掌握对方信息。孙子非常看重间谍的作用，建议让间谍渗透到对方贵族和武将内部，这样可以尽可能地全面收集信息，包括那些看起来不重要的信息。他同样提醒要灵活警觉，因为在己方阵营里也可能有对方的间谍。后世的军事手册、谋士和统治者的遗嘱纷纷效仿孙子对间谍的看法，从古代晚期到中世纪，再到近代早期，罗马理论家弗朗提努斯和韦格蒂乌斯的著作也受到高度重视，被人大量阅读。弗朗提努斯认为欺骗是取得对敌优势的有效手段。韦格蒂乌斯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如果想要和平就必须做好战争的准备。他特别强调间谍的重要性，认为向敌方派遣侦察员跟俘虏敌方士兵一样重要，这样才能尽可能多地掌握敌方的意图。
　　《圣经》中隐藏了很多间谍故事，例如《旧约》中约瑟夫向他的兄弟们刺探情报，因为他想为被他们卖到埃及做奴隶而复仇，也是为了找到“应许之地”。摩西派出12个探子，要他们在40天内找到要去的迦南地，“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又看那土地是肥美是瘠薄，其中有没有树木？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这里显示出至今有效的矛盾冲突：约瑟夫对兄弟们的谴责中显示出对间谍持怀疑态度，另外他也使用探子，因为他认为这很有必要。直到现代，间谍在战争中得到认可，并且没有在政治或社会领域受到怀疑，或者被认为是犯罪。
　　以上这些是最早的间谍活动留下的一些印迹，但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更早。有时候甚至会产生最微不足道的争论，谁代表了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妓女还是间谍。现在这两种职业的名声都不太好，它们在历史上不断产生联系。最早的女间谍同样出自《圣经》：大利拉受非利士人委托查出参孙神力的秘密并杀死这个强壮的以色列人。但从一开始，间谍职业中的女性都被作为“性”工具，男人对于性诱惑的恐惧，以及男性编年史学家的偏见，都对女性在历史上负面形象的形成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如果追溯人类间谍活动的历史，取消间谍活动的希望几乎与取消其他类似的古老组织，如战争或政权一样渺茫，虽然取消他们都有道理，但却徒劳无功。
　　但是历史会追溯到哪里呢？在广泛的意义上，间谍活动是通过隐蔽的形式获得有用信息，从而取得对敌优势。作为决断的基础，掌握的（相关）信息越多，对信息的处理越好，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决定性优势则在于获得对方小心保守的秘密信息。由于人类对于信息的好奇是天生的，而且自从人类试图依靠其智慧在自身环境中生存以来，拥有获取信息的优势，间谍活动就开始了。获得本来不应该知道的信息不仅是因为好奇，而且可能与性命攸关。信息会让人掌握主动，不管是处在敌对环境中，还是与野生动物、自然灾害或者其他人的斗争中，都是如此。
　　信息可能关乎生存必需的食物来源，或者其他人的食物仓库。就像人类的组织形式发生变化一样，获取信息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猎人和收集者的敌对联盟要取得决定性优势或获取食物的优先权，一个地区的人口越密集，越会导致食物来源紧缺，更会凸显信息的重要性。稳定的农业生产者也许想获知其他人产量更高的秘密。
　　学者们争论史前时代如何产生了不平等，而早期的间谍活动无疑有相当比例造成了不平等，或者在急于刺探情报的人眼里获得平衡。间谍活动的第一个高峰伴随着政权的产生出现，作为辅助或获得、扩大或维系权力的工具。但是，间谍活动留下的书面记录却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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