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春秋思想史”，全书通过对前孔子时代的春秋时期思想文化的具体研究，阐明了春秋时代的文化与西周文化在精神气质上的连续性，具体体现了春秋时代精神生活的变化和文化各个领域的生动发展，并呈现出儒家思想及整个灿烂的先秦哲学发生的文化前提与环境。本书交叉运用了宗教学、神话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哲学等多学科的方法，对以往单一思想史的研究具有突破性。书中提出的独到深入的思想论点，对春秋思想史的研究好诸子学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陈来，1952年生，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央文史馆馆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华朱子学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等。
文明起源与历史特性
20世纪晚期古代文明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已经将中国文明起源纳入和世界历史相关的框架中引出全新的认识。从这样的观点来看，中国文明的活动舞台，与其他文明相比，极为广阔；中国文化的连续性，与其他文化相比，最为久远。中国文明起源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共同关切的重要课题。在考古学、历史学的长足进展面前，思想文化研究的学者应当如何参与，并在吸收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成果的同时做出自己的特殊贡献，这是我自1990年代初以来反复思考的问题。
考古学文化区域类型的建立，将中国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又将六大系分为面向海洋的三大系和面向欧亚大陆的三大系。在这样的视野之下，中国的东西两半分别与世界的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相连接，中国在人文地理上的此种态势和格局，为在黄河、长江流域发展出古代世界四大文明之一的中国古文明提供了基本的环境和条件。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考古学发展表明，东西方古代文明发展经历了相似的进程，在由氏族到国家的转变、彩陶的产生、从红陶彩陶为主到灰陶黑陶为主等文化变化方面，东西方的发展基本是同步的。然而，世界上没有一个像中国如此之大的文明体有始自百万年前而至今不断的文化发展大系，“从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到万年前的文明起步，从五千年前后氏族国家到国家的发展，再到早期古国发展为多个方国，最终发展为多源一统的帝国”。
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中国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中期，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农业经济。七八千年前的中国黄河、长江流域的史前农业已经不是所谓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由于黄土自肥的特点和作物耐旱的特性，在中原和北方，在主要使用石制农具、不依赖大河灌溉的情况下，已发展出集约化农业。因此，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相比，中国早期文明虽然也发生在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的中下游地区，但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决定了中国的早期文明不属于大河灌溉的文明，中国农业缓慢、稳步地积累的成长道路，也影响到它的文明的整个发展。
在世界上有过宗族性的血缘组织的民族不乏其例，但像中国早期文明社会中所见的宗族组织与政治权力同构的情形，却属罕见。古代中国文明中，宗庙所在地成为聚落的中心，政治身份的世袭和宗主身份的传递相合，成为商周文明社会国家的突出特点。尤其是西周，政治身份与宗法身份的合一，或政治身份依赖于宗法身份，发展出一种治家与治国融为一体的政治形态和传统。在文化上，礼乐文化成为这一时代的总体特征。
中国古代从西周到春秋的社会，其基本特点就是宗法性社会。这里所说的“宗法性社会”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并无褒贬之义，乃是指以亲属关系为其结构、以亲属关系的原理和准则调节社会的一种社会类型。宗法社会是这样一种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一切社会关系都家族化了，宗法关系即是政治关系，政治关系即是宗法关系。故政治关系以及其他社会关系，都依照宗法的亲属关系来规范和调节。这样一种社会，在性质上，近于梁漱溟所说的“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关系的特点是在伦理关系中有等差，有秩序，同时有情义，有情分。因此，在这种关系的社会中，主导的原则不是法律而是情义，重义务而不重权利。梁漱溟认为中国伦理本位的社会是脱胎于古宗法社会而来，是不错的。春秋后期以降，政治领域的宗法关系已经解体，但社会层面的宗法关系依然存在，宗法社会养育的文明气质和文化精神被复制下来。
与文明史和文化史研究不同，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古代历史的研究，是注重于对私有制的起源、阶级国家的产生的说明。而近代西方以魏特弗格为代表的研究则注重于所谓中国专制主义之产生的解释。从文明和文化的长久发展来看，社会—政治组织比所有制更重要，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和历史特性并不一定能从它的生产和交往来获得解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并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统治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 这只是在指16世纪以来的亚洲历史的意义上是正确的，如果追溯到西元前一千年以来的亚洲社会发展，历史的辩证法是不会对中国和亚洲另例看待的。亚洲当然经历了无数的社会变迁乃至革命的过程，更不用说一般意义上的变化了。同样重要的是亚洲分为中亚、南亚、东亚等不同文化，东亚中又有中国和日本、韩国的不同，要说明这些文明体及其文化的特殊性和特殊发展路向，就绝非一般地从私有制、专制政治这样的角度所能解释的，正如，无论是“亚细亚社会”或“亚细亚生产方式”都不能说明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区别一样。因此，不仅东方与西方不同，东方之中埃及、印度、中国各自有着自己的文明起源方式，由此决定了各个文明区系的不同历史发展道路和文明特色。可见，文明起源方式形成的文化基因，不仅决定了各个国家的政治形式的不同，更决定了各个民族的文化面貌和思想传统。
事实上，晚年马克思自己已经看到，东方体现的是那种渐进性的文明发生类型，而西方则为一种突发性的文明发生类型。在东方，进入文明的状况完全是在社会组织自然扩大的进程中实现的，因此东方的变化是渐进的，不是突发的。但渐进性的文明仍各不相同，在自然地理、人文语言、亲属组织、原始信仰等方面都各个不同。而这一切所共同构成的进入文明门槛之前的既定约束，导致了人类各个文化各不相同地大放异彩。在这个意义上，文明的历史就是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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