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大选与美国内外政策走向_黄平，郑秉文主编_9787520303330

2016年11 月，由中华美国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及四川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了“2016年大选与美国内外政策走向”研讨会，本书是一年一度的中国美国学会的年刊，在全国美国研究学者的共同参与下，年刊汇集了美国政治与2016年大选、大选后美国外交战略走向、美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等文章，另有著名美国研究学者的笔谈，普及性与学术性并重。

　　前言
　　2016年的中华美国学会年会蒙四川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承办，各路学者云集成都，围绕一个主题展开：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当选后的美国。无疑，这个话题既是主题，也是热点；既引发争论，也有待观察；既与美国下一步如何变有关，也与中美关系今后怎样走相连。两天的会，发言者众，讨论声哗，给与会者的时间太少，很多人没抢到发言。
　　美国2016年大选的结果，那时已经揭晓。此前多数人、多数媒体、多数机构都没有预料到，已成为了一段世界性的“历史”。有说飞出了一只黑天鹅的，有说冲进来一匹黑马的，还有说谁当选也跳不出美国的基本格局的，甚至说世界进入新一轮不确定的……
　　这本文选只是对这次年会热烈讨论、争论的一个初步汇集，很多鲜活的东西并没有都反映出来，即使是那组笔谈，也把当时学者们的风采遗漏太多，这不是编辑之过，而是由现场语言向书面文字转换时的“天然流失”。虽有遗憾，但也无奈。
　　回想起来，我们的年会，可以说开得正是时候。但如果是讨论大选后的美国内政、外交和中美关系，也可以说，又开得太早了！当选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的团队，到我们开会时也才入住白宫。通常情况下还要给新任总统100天，何况这次也确非“通常情况”。这次的美国大选的确非常特别，结果的确很出人意料。尽管与会者、发言者众并非没有事先预料过谁将当选之人，连我自己也在2016英国退欧公投前夕说过、写过“今年最大的不确定性，不是英国退出欧盟与否，而是谁将在美国当选”，但毕竟，预言特朗普将当选者不是主流，他们事先的说法也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
　　这些，现在看都不重要了。最要紧的是究竟美国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以及背后的一整套制度设计，是不是出现了人们说的缺陷？为什么没有被普遍看好的人和他所在的党，不仅拿下了总统宝座，连参众两院也都拿下了？美国社会是不是出现了撕裂乃至分裂？美国国内外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层面的变化，反映到选举和选举结果上，是不是已经是结果，尽管这样的结果又一定会——并已经开始——影响到美国国内外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是什么样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变迁导致了这样的结果？是一次偶然、一次事件、一次非有意的结果，还是反映了（或预示了）美国之变、时代之变、世界之变、人心之变？
　　在这里，与其把文集中各位与会者的高见再来一次未必准确的总结更未必精炼的概括，不如把今天我们怎样看待急速变化中的美国、我们怎样看待急速变化中的世界、怎样看待我们看待美国和世界的急速变化的我们自己，这样的问题也一并提出来，供大家思考，更请大家批判。
　　我认为，今天，不仅美国，也不仅西方，世界各地都正在见证着经济大变化，政治大动荡，关系大重组。经济大变化，从“冷战”结束后新一轮的全球化就开始了，到了2007—2008年的金融风暴以及它所引发的经济危机，就已经很明显了；政治大动荡，其实在美国大选前的英国退欧公投、欧洲难民潮、中东之乱局、“9·11”的冲击，大选前后各国各地都纷纷以不同形式和程度出现的逆全球化和保守主义思潮，都可以看见端倪；关系大重组，也是在这个时期，原有的同盟结构要么瓦解，要么不灵，新的伙伴关系和合作框架、地区组织，到处开始出现。
　　从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以来，我们不仅在美国见证了从冷战结束到一超独霸、从“9·11”到单边主义先发制人，从次贷危机、雷曼兄弟倒闭到华尔街金融风暴，从茶党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到两级分化、两党极化，从桑德斯现象到特朗普当选……而且，也在欧洲见证着从希腊债务问题到欧元区危机、从克里米亚归属问题到乌克兰危机、从经久不衰的非法移民问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规模最大的难民危机、从英国的脱欧公投到欧洲各国正在或将要举行的大选……如果再加上中东之乱局、非洲之困局、拉美的“陷阱”，亚洲的兴起和各类可能的冲突，在它们背后，其实是结构变迁、科技革命、能源之争、地区纠纷、宗教冲突，而这些，又无不以变化、变迁、变动为最基本的特征。在欧美，乃至在整个世界，更深刻的变化，其实早就开始发生着了：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或人口构成的多样性，经济的多元化或空心化及所导致的就业不足与福利不够，贫富差异的日益悬殊和外显化，本地人外来人的矛盾或移民带来的各类族裔矛盾所导致的“我们是谁”的认同危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孰轻孰重，沿海和大城市带与内地和小城镇居民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的差异与分歧，代际之间在生活方式和价值上的不同模式和追求，资源、能源的短缺，粮食、淡水的匮乏，气候的变化和生态环境的危机，这些都不仅仅是在谁当选、什么政策、如何推行这样的政策层面上就能解决的深层次经济政治社会难题。
　　甚至，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变化，已经成了常态；风险，正随时与我们相伴；危机，也常常说来就来；不确定性，更是成了当今世界最基本的关键词；最后，社会科学（国际问题研究、国际关系研究也属于它的一部分）18—19世纪以来所一直孜孜不倦地追求的确定性，已经变得如此不确定，我们因此是否真的迎来了——或正迎来、将迎来——一场范式转换的科学革命？现代性，曾让“所有凝固之物都融化为了一缕青烟”，而今天的全球化，是一场颠覆现代性的后现代革命吗？后工业、后国家、后冷战、后“9·11”、后金融危机……在这些“后”的后面，又是什么在驱使各国和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变迁和走势呢？而在美国，无论怎样看待特朗普的当选、无论怎样研判和估量美国的硬实力软实力或综合实力的变化，面对如此罕见的大选和隐含的政治分裂、社会撕裂和上下割裂，不得不承认，本次大选过程中所具有的“戏剧性”，不仅黑天鹅一只一只的出现，而且媒体的一次一次误判（和误导！），不过是这种大变化大动荡大重组的外在表现和具体个案罢了。
　　美国研究、国际关系研究、世界政治研究，特别是研究中国与美国、中国与国际关系、中国与世界政治，也因此变得更有难度、更加迷人、也更有意义。
　　仅此，作为前言。
　　中华美国学会会长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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