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问学录_[美]张凤_9787229101503

本书是一部哈佛学人回忆录，是从民国大家到当代新锐的海外汉学界的集体素描，其中记录的人物包含了读者耳熟能详的学者和大师，如赵如兰、张光直、杜维明、李欧梵、王德威、孙康宜、叶嘉莹、夏志清、鹿桥等。作者张凤曾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任职二十五年，是书写哈佛最的学者，本书的记录极富人情味，除了学者的核心学术思想，更重描画个人风貌，使得学者和大师的个性与人生跃然纸上。阅读起来，极富风味，也是近年来难得的哈佛学者的集体亮相。

铁屋中的呐喊

——解读城市现代性、中国现代浪漫文学教授李欧梵

李欧梵，1939年生于河南太康，曾任哈佛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

李欧梵学生时期，曾先后跟随学术巨擘史华慈等人学习，并曾在台湾大学与同学白先勇、陈若曦、欧阳子、王文兴等人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

李欧梵自台湾大学毕业后，先后求学于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并执教于达特茅斯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印第安那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等多所大学，为华裔首位哈佛族裔委员会主席、台湾“中研院”首位中国现代文学院士。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现代文学及文化研究、都市文学、现代小说和中国电影。王德威赞誉李欧梵“但开风气不为师”，其著述包括《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中西文学的徊想》《上海摩登》《狐狸洞话语》《范柳原忏情录》《东方猎手》等。他创立的中国文化工作坊演讲会，迄今仍是哈佛最盛的研讨。

初来波士顿这个文化重镇，绍光就被一些合唱团的朋友请去指挥，在圈子里就听得谈论写有《西潮的彼岸》《浪漫之余》的李欧梵教授和他那声乐家妹妹李美梵的音乐造诣，对这位现代文学专家的才艺之宽阔，很是讶异。1990年“五四”刚过，他应王德威教授之邀，回到哈佛费正清中心来参加“中国当代文学的创新与传承”大会，我总算得见当年曾与陈若曦、欧阳子、王文兴、白先勇等人创办《现代文学》的他。

当时李教授正被哈佛及加大洛杉矶分校两校拉角，分身乏术。经过两年的迂回，1992年他先回哈佛任客座教授，1994年正式任教哈佛东亚系。

李教授是河南人，长在新竹，1961年毕业于台大外文系。1970年，即在获哈佛博士前一年，他已在常春藤盟校之一的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任教，1970年冬至1972年1月任教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1972年1月至1976年暑假任教普林斯顿大学，1976年至1982年任教印第安纳大学，1982年至1990年任教芝加哥大学，在芝加哥大学最后三年兼东亚研究中心主任，1990年至1994年任教加大洛杉矶分校，1994年终于返回母校哈佛任教十年，2004年荣退后客座香港各大学。

李教授1939年生于河南太康。父亲李永刚（影桦）先生与原籍江苏的母亲周瑗女士，是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的同学，在20世纪30年代初，由念书相恋到结婚，成为佳偶，颇有“五四”的浪漫精神。成婚之时，李永刚先生正任教河南信阳师范，抗日战争也已开始。李教授说：“他们婚礼那天，信阳师范全校师生列席参加，日本人也来凑热闹，派了数十架飞机来‘贺喜’！家父母这一代人由‘五四’的浪漫心态转向抗战的爱国奋斗精神，心情上的变迁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和社会史上可以大书特书的。”

从李教授父亲珍藏了三十多年后才发表的一本日记《虎口余生录》中，可明了他们一家于1945年3月到6月间在河南山区逃难的来龙去脉，深感这类真实生动的家史之鲜见又可观。

1945年正值抗战尾声，那时学校就是一个大家庭，学生流亡在外，他们的父母早已把他们交给老师。李教授的父亲曾任信阳师范的教务主任、代理校长和校长（胜利后），母亲是音乐教员和女生指导员，所以真可说是学生们的父母一般。当时信阳师范校址迁到豫西的师岗，学生大部分是穷乡僻壤的贫民子弟，逃难所接触的大多是农村老百姓。

李教授记得幼年时父亲往往数日不归，住在学校办公室内料理校务，这种献身教育的精神，是这一代教书的人包括他自己都望尘莫及的。这是谦辞，其实他尽心教学早已有名。

当时父母全校集合欲逃难前往西安，一家流落虎口。李教授说：“我实难辞其咎，当时刚满六岁，患了严重的伤寒。”他父亲公私两忙，睡眠更少，1945年3月30日他父亲显然面临重大的决定，是该以责任在身率领学校大家庭西行，还是为一己之私而放弃出发？

李教授的母亲以眼泪倾诉，其弟亚梵在师岗病逝，此时母亲极不愿损失欧梵这个孩子，想暂时脱离大队，等他病势稍轻，再设法西去。父亲也不愿丢掉这个孩子，只好忍痛告别学生，仅将行李书籍随同运出。

最后所有藏书丢尽，他父亲身边仅带一本《英文会话文件辞典》和小提琴：“父亲在大学从马思聪先生学小提琴，又从一位奥地利教授学指挥，更喜欢读翻译的西洋小说，可算是典型的西化人物，即使在紧要关头，仍不忘他的西方嗜好。”

李教授全家逃到了山区。那个4月，正是他们兄妹过生日的初春季节，不想却赌上了命运。在河南山区，本以为安全，全家躲在牛棚。两岁大的妹妹连吃了五个冷鸡蛋，李教授自己正坐在山坡下的竹林中玩耍，突然山头出现一队黄制服的人，接着就有声音噗噗地响起来，像放炮，似乎是儿戏，事后回忆犹有余悸。

他父亲在4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昨夜狂风，今晨见天色阴晦昏暗，七时许，开始落着小雨，村里的军队都在岭上布防了，重机枪手雄伟地站在土岗上，凝望着前面。今夜会与敌人遭遇吗？机枪声清越可闻。大炮则二三分钟一发，震动山谷。每一发炮弹，都是‘砰’一声响后，隔三五秒，甚至约十秒，才听到哗啦炮弹落地声，随着是群山的回声呼应，声音的路线历历可寻。彳亍在生死的边缘上，人本能地趋于自求生存的自私，把妻儿们安置一下，就爬上山顶去……”

他父亲与友人，把手枪埋在碎石堆里，把日记本也塞在石头缝里，处置好后屏着呼吸，等待最后的命运。半小时后，不见动静，一切都沉在死寂里。他父亲总觉得所躲的地方不安全，又沿着山沟，爬到巨石堆积的另一山坡，躺到山洞中，在从石缝里取回的日记上潦草地写着：“离开妻儿们已经两三个小时，不知道他们安全否？生命系于一线，随时可断……他们如果遇到不幸，我的一切都完了，我会傻、会疯，也许会死——死，多么可怕的字。几十声枪响，断续地掠过头顶；一阵寒栗自脊背而下。”在死亡的阴影下他们相顾失色。

李教授回顾这段虎口余生时，只有庆幸，并有种天地不仁的罪咎之感：“为什么这几个家人因我而落入虎口，但今天音讯全无生死不知，反而没有我幸运？重读同学陈若曦的《尹县长》，也同样有犯罪的感觉，人世间有幸有不幸，往往幸运的人得以生存，是很多不幸人的生命换来的，我这个幸与不幸的看法近于迷信命运……”

逃避日本人的噩梦，早已被他的下意识压抑下去了。对于继续从河南边境逃入陕西，越过秦岭而至西安的“原始旅程”，记忆反更清晰。也可能是最后一段漫漫长途，使李教授突然从幼年进入“少年”。据他母亲说，在某些地方，他的心理竟然相当“成熟”。当时李教授当然还不能了解父母贫困到变卖订婚戒指的程度，但于世事也有了深切的体会。大概是在安康，全家寄住在父亲的朋友梁冰潜伯伯家，两三家人至少有一个多月不知肉味。有天母亲带他到市场，偷偷买了个牛肉烧饼给他吃——说不定是用典当衣物后的钱。他津津有味地大吃大嚼后，母亲对他说：“我们李家的孩子最乖，能吃苦不乱闹，所以给你一个烧饼吃，用作奖励。”他听后并不自鸣得意，却突然想哭，“从此之后，在我的脑海里，‘乖孩子’就等于‘能吃苦’，也就是‘懂事’，似乎对于整个人生也看‘乖’了。”

那一段旅程，他家一路上处处靠朋友照顾，至今难忘。他父亲的朋友像他父亲一样义气，又因河南民风淳朴，老农的真挚待客，也与沿途壮丽的山路一样深留记忆。

群山之下常有清溪，李教授的父亲有疾怕湿气，走在山上，他们则沿溪山上山下呼应，非常有趣。他父亲以诗人之笔记道：“遍山青绿，异常鲜丽。春匆匆来，又匆匆飞去。黑暗留在后面，敌人所占据的山地留在后面，前面是光明，是自由，是祖国的大好河山。”身历其境，他犹记得最后从群山中走出来，突然看到生平从未见过的平原，那一片一望无尽、欣欣向荣的自由美景，使他顿时对将来生出一股幸福的憧憬。多年后，他在台大，想把这初望平原的心境，做讨论人生小说的象征主题，可惜当时未能写出来。

一般抗战时期的报道文学，经矫揉造作的文字修饰后，不忍卒读，可以说是浪漫精神的不良影响。他记得威尔逊（Edmund Wilson）论南北战争文学时说：战乱时的作品，往往带煽动性或新闻报道性，有思想深度者极罕见。他颇客观地说：“在真实战乱下写的东西，是不可能夸张做作的，因无时间在文字上下功夫，这种言简意深的作品，反而令人感动！”

战火再起，李教授的父亲考虑举家迁台之时，在一张台湾地图上发现了新竹——好雅的名字，又是距离大陆最近的地方，于是全家真的在新竹定居下来。父母亲同在新竹师范任教，也把献身精神带给新竹师生。李教授从小在学生堆里长大，家里来访的学生络绎不绝。他们全家在小城住了八年。

多年前的新竹，到处是风沙脏乱。记得小时候赤着脚，穿过稻田中的小径去上学。放学后，在泥泞中打弹子，阴沟里抓泥鳅，有时也会在屋后的草丛里捕到几只彩色缤纷的蝴蝶；还记得夏日骄阳如炙下的柏油马路，走起来脚底烫得发热，远处冰店传来靡靡之音……

他们一家四口挤在一间斗室里，三家人共享厨房，十几家人共“享”公厕，就这样安定了下来。战争的梦魇，逐渐在回忆中消失，新竹遂变成了他真正的家。

“淳朴的生活，成了我的习惯。在这八年里，我不知道生命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只知道念书。”早晚恶性补习，由竹师附小入新竹中学，初中升高中，高中考台大，这就是人生的大事。进了中学后，他不再赤足上学。

父亲为他买了一辆脚踏车，他每天骑着车子，穿着土黄色的学生制服，在风沙里疾驰。学校在半山上，每天清晨，当他背着书包骑车上山，总觉得是段漫漫长途，目的地虽遥遥在望，“但我知道，抵达目的地后，我的负担会更吃重，一天的课业压在心上——数学习题、国文作文、英文考试、化学试验，从早到晚，似乎永无喘气的余地。于是一天又一天，周而复始，难道这就是生命？”

书本和学校以外的世界，他很少接触，父母也不准接触。但唯一的例外是电影院，这成了他的避难所，看电影也成了他心目中的美事，有时不禁感到奔波于家门和学校间，目的就为了周末可以看电影。周六晚和周日午后是他的黄金时光，一场接一场地看，在漆黑的座椅间，忘记身外一切逆来顺受的难关苦楚，完全陷入银幕上的理想世界。

他可以在黑暗中放胆遨游，把银幕旁幻灯片上的剧情任意渲染，织造出更美丽动人的故事。他得到不少安慰，更发现了西方世界：古希腊的废墟、古罗马的竞技场、中古欧洲的城堡、美国西部的原野……好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

散场后，从戏院走出来，他猛然感到小城的窒息，幻想将来要远渡重洋，到西方世界开创自己的天下，将在陌生的国度里，遍尝人生酸甜苦辣，再悄悄回来走进戏院旁的咖啡店，静静回味。夜晚，在万籁俱寂的街上，看完电影，骑着单车，迎着皓月，驰骋在更绮丽浪漫的梦幻中。

李教授从读书以来，兴趣一直在文学。1957年考上台大外文系这个十分热门的系，同届共一百多位同学，原本相当疏离。到1958年5月20日才由陈若曦、陈次云发起“南北社”，他和几个好朋友白先勇、欧阳子等人被邀加入，王文兴、戴天、席慕萱等人后来加入。这个社早期多游乐联谊，桥牌、郊游、座谈，因为都对文艺感兴趣，又写又谈，并在1960年年初白先勇任社长时，正式创立“现代文学杂志社”。刘绍铭、丛甦、王祯和、刘大任、蔡文甫、朱西宁、陈映真、黄春明、施叔青、李昂、林怀民、七等生、三毛、荆棘、李黎、水晶、奚淞、余光中、叶维廉、杨牧、张错、钟玲、郑恒雄、杜国清、柯庆明等许多现在文坛上举足轻重的人，都曾帮忙写、编、校，尽各种努力。2008年9月20日，由台大和“国家图书馆”主办的“蓦然回首：现代文学”座谈演讲，邀请他和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叶维廉等人畅述那段风风火火的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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