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进京供职翰林院是咸丰七年（1857）十二月十八日。半年多之后，他接到了应试南书房的通知。
在这之前，郭嵩焘已经通过陈孚恩与肃顺相识，并很快受到了肃顺的宠爱，成为“肃府六子”中的一个。
当时，南书房的最高领导是翁心存，职务上称“南书房师傅”。由他出面保举郭嵩焘入南书房。所谓保举，就是“提名”，能不能进入南书房，还要经过种种考试。
郭嵩焘并没有考好。试题是“拟唐王勃《九成宫东台山池赋》”，作五言八韵。郭嵩焘的古文底子很是深厚，诗文辞赋，许多篇他能够倒背如流。但碰巧王勃的《九成宫东台山池赋》他背不下来。这样，要求照《九成宫东台山池赋》作赋，他自然砸锅。
考后，能不能进入南书房，得有皇上“钦定”。郭嵩焘虽没有被录取，但还是见到了咸丰帝。这表明，肃顺、陈孚恩等人的良苦用心。
咸丰帝知道郭嵩焘在湘军和太平军作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决定再见他一次。咸丰八年十二月初三，也就是第一次召见四个月之后，咸丰帝第二次召见了郭嵩焘。
咸丰帝见郭嵩焘后说：“文章小技，能与不能，无足轻重。”随后，君臣二人的谈话进入实质。咸丰帝问郭嵩焘：“汝看天下大局，宜如何办理？”这样的问题，现成的答案就装在郭嵩焘的脑子里。他回答说：“天下大局，督抚与将帅并重。已失之城池，责将帅收复；未失之土地，责督抚保全，大局始有转机。”咸丰帝又问：“究竟从何处下手？”郭嵩焘答道：“据臣愚见，仍当以讲求吏治为本。”
咸丰帝没有明白郭嵩焘的话的全部意思，时局究竟如何的问题一直让他放不下，所以回过头来，又提起旧的话题。而且令郭嵩焘想不到的是，咸丰帝对于第二次见面的他，竟然问了一句让他感到心惊肉跳的话：“汝看天下大局，尚有转机否？”
这句话换一种说法就是：“你看咱们大清江山还有没有救？”
这可是一个天大的问题。
郭嵩焘是一个思想敏锐的人，他不可能体味不到问话的分量，也不可能认识不到皇上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的极不寻常。
实际上，当时的形势让咸丰帝不得不提这样的问题。两年前的夏天，太平军已控制了上自武汉下至镇江的长江一线，拥有江西、安徽之大部和湖北、江苏之一部。那年七月，太平天国发生“天京事变”。内讧迭起，大大消耗了自己的力量，清廷抓住机会，调动各个战场的力量向太平军发动猛攻，太平军连连失利。但似乎天不绝“天国”，太平军渐渐缓过劲来，尤其是洪秀全起用年轻的将领李秀成和陈玉成，太平军的颓势很快得到扭转。就在召见郭嵩焘的当年六月，李秀成和陈玉成约集太平军各地守将在安徽枞阳会合商讨军务，会上，“各誓一心，订约会战”，制订了下一步作战方案。七月，陈玉成率部再克庐州，随后挥师东进。八月与李秀成部在滁州乌衣镇会师，大败德兴阿所率之江北大营军和胜保的骑兵，又在江浦境内击溃江南大营的援军。接着，两师合军直下浦口，攻破江北大营。两师乘胜连克江浦、六合、天长、扬州。清军江北大营经此打击，一蹶不振，被迫撤销。九月，太平军主力与湘军战于安庆。接着，湘军大败于三河镇。三河之战，对湘军打击极大，使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
这是召见郭嵩焘前夕与太平军作战的形势。太平军是不是不可战胜？大清国是不是气数已尽？这都是咸丰的心病。
还有更严重的问题，就是如何对付洋人。当时，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在进行之中，英法军队已经打到京城的大门口，事态究竟向什么方向发展，咸丰帝心中无数。与洋人较量，咸丰帝的父亲道光皇帝吃了大亏。咸丰帝不会不记得，由于与夷人签订了屈辱条约，割地赔款，父亲临终前曾有遗旨，不要把自己的名字列入太庙。现在，洋人气势更盛，自己会不会步父亲的后尘？这不容咸丰帝不犯嘀咕。
郭嵩焘并不像咸丰帝那样悲观。他认为有湘军在，太平军就成不了气候。至于对付洋人的问题，他觉得，如果照他的主意去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郭嵩焘应对了咸丰帝的问话。
郭嵩焘不愧为文章里手，他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而是先把问题拉开去，说：“皇上，天也。皇上之心，即天心所见端。”并说：“皇上诚能遇事认真，挽回天意，天心亦即随皇上为转移。”咸丰帝遂问：“如何便能转移？”
郭嵩焘又回到“认真”上，道：“不过‘认真’两字。认真得一分，便有一分效验。”随后，郭嵩焘把问题与湘军挂上了钩，说：“湖南、北所以较优，亦由抚臣骆秉章、胡林翼事事认真，吏治、军务两事，都有几分结实可靠。一省督抚办事能认真，便也能转移一省大局。”
讲了这些，咸丰帝还觉得郭嵩焘“尚有不能形之笔墨”的话要讲，要他畅所欲言。郭嵩焘确实有更多的话要讲。
年轻时，他和他的朋友们就对现实不满。他和刘蓉、曾国藩多次指点时弊，意气风发。他们常谈的是“吏治不廉、贿赂公行、民业日荒，奸民日众”。认为这种状况不作改变，国将不国。到京城之后，郭嵩焘的不满情绪有增无减。当时，在南方，与太平军的作战异常紧张。在北方，英法联军正向大沽、天津开来。而北京的官绅却对此无动于衷，依然醉生梦死。官府、名馆，灯红酒绿，所谓“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与此相对，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百物翔贵，米薪蔬菜，以及日用必需之物”，“皆增价十倍”，民不聊生。问题是，这些现象就摆在皇帝面前，为什么皇帝浑然不知呢？
郭嵩焘认为这主要是上下相隔。他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向咸丰帝讲一讲这个问题。他对咸丰帝说：“天下之患，在上下否隔。”他进而说：“今日总当以通下情为第一义。王大臣去百姓太远，事事隔绝，于民情军情委屈不能尽知，如何处分得恰当？事事要考求一个实际，方有把握，故以通下情为急。”随后，他又谈到选拔人才的问题，说即如人才，岂是能一见即定他为将才、为名臣，亦多是朝廷立定一个主意鞭策之。人人晓得朝廷志向，自然跟着这一路来，久之积成风气，便觉气象光昌。故总需是朝廷立个榜样才好。
这次应对很是成功，咸丰帝让郭嵩焘进入了南书房。
召见之后，郭嵩焘感到言犹未尽，随即赶写了一奏折递了上去。奏折中，郭嵩焘大胆指出了造成清廷官场不求实际、欺上瞒下恶劣风气的根本原因：权力过于集中。
对郭嵩焘的建议，咸丰帝没有理睬。此后，郭嵩焘被派往大沽，与僧格林沁一起筹办海防。
（选自第一章《生平》中的第五节《三起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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