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长期研究成果的精要。内容包括以下部分:一是外国文学理论的危机和中国文学理论的历史机遇;二是对康德审美价值美学的突破;三是对历史和现代文学现象的宏观和微观结合的阐释。其中,作者提出的真善美的“错位”范畴和文学形象的“三维结构”,确立了以错位(既非统一,又非对立,部分交叉)为核心的原创理论基础;又以“错位”范畴,批判继承了康德的笑乃是期待失落和柏格森的笑乃是预期的落实,提出幽默逻辑的二重错位律;把康德的审美情感论和黑格尔的美乃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结合起来提出“审智”范畴。在批判了俄国形式主义陌生化,美国新批评的反讽,结构主义的矩阵模式中,指出西方文论已经发展到公然否定文学存在的程度,说明其已经陷入自我否定的危机之中。作者指出其普遍坦承对于文本解读“一筹莫展”的根源乃是西方文论在观念上的美学哲学传统的形而上、神学传统,方法上的偏重演绎的偏颇。在多年探索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诗话、小说戏曲评点等创作论传统,对近四百篇文学文本进行了有效的解读,从而原创性地建构起文论文学解读学。其宗旨乃是为解决存在于海峡两岸在语文、文学教学文本解读低效和无效的痼疾,提供中国式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操作方法。全书行文流畅,内容丰富,既见作者深厚理论功底,又赋作品较高的学术价值。
孙绍振,1936年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福建师范大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心研究员,文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学术著作有《新的美学原則在堀起》《文学创作沦》《美的结构》《论变异》《月迷津渡:古典诗歌个案微观分析》《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探险》《演说经典之美》《审美价值结构和情感逻辑》《幽默心理与幽默逻辑》,散文集有《满脸苍蝇》《美女危险论》等共二十余部。2009年,《孙绍振文集》八卷由韩国学术情报出版社出版。
西方文学理论的危机和中国文学理论的历史机遇
西方文学理论的危机和文学文本解读学的建构
从西方文论的独自到中西文论对话
Turnlng the De FactO Monologue IntO a Gerlulne DialogLle—Speec:h at the Symposium of(;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美国新批评“细读”批判
俄国形式主义“陌生化”(OCTpaHeHHe)批判
中国古典诗歌神品和词语非陌生化
西方结构主义模式和叙事学批判
对康德审美价值论的突破和重构
论审美价值的错位结构
真善美三维错位结构对主客观对立统一的二维结构的超越
形象的三维结构和作家的内在自由
审美感知变异和情感逻辑变异
论幽默逻辑
论小说形式的审美规范性和开放性
散文:从审美、审丑(亚审丑)到审智:兼论其逻辑与历由的统一
对历史和现代文学现象的宏观和微观结合的阐释
古典诗歌欣赏基础:比喻、意象、意脉、意境和直接抒情
中国诗话词话的创作论性质和中国诗学十七世纪的突破
苏轼的赤壁豪杰风流和智者风流之梦——《念奴娇·赤壁怀古》解读
从李白《下江陵》中看绝句的结构
杂文家鲁迅和小说家鲁迅的矛盾
论新诗第一个十年
世纪视野中的当代散文
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
“朦胧诗”回忆录
后记
《桂堂文库:文学的坚守与理论的突围》:
从根本上说,解读就是把被理论抽象掉的生命的血肉还原、焕发出来。还原就是还魂。还魂之术,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也是解构主义活的灵魂。而具体分析,就是把在普遍概括过程中牺牲掉的特殊性个别性还原出来。从方法上说,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抽象上升具体。马克思所说的抽象,不是通常的相对于感性的抽象,而是内涵贫乏的概念,而具体也不是通常所说的感性具体,而是内涵丰富的具体。具体分析就是把艺术形象的内涵有序地归纳出来。其规定性,越是丰富,就越是具体,越是统一,越是有序,多种规定性越是达到统一,就越是深刻。说朱自清的《背影》动人之处,是亲子之爱,是抽象的,说其亲子之爱的特殊性是:儿子爱得很隔膜,很惭愧,很痛苦,很内疚,很秘密,则比较具体。说陶渊明的《饮酒》,表现了他的清高自赏,是抽象、肤浅的,分析出他的清高自赏是由于第一,“无心”于外在世俗的虚荣,第二,超脱了内心的一切欲望,包括有心寻求美的动机(悠然见南山,而不是望南山),第三,甚至对这种自由的境界也没有语言渲染的压力(此间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就比较具体,比较深刻。
具体分析,是普遍方法,对于文学解读学来说,其特殊性在于,在宏观与微观之间.更着重于微观,可以说以微观为基础。这种微观分析的关键在于,对于情感和语言的唯一性有高度精致的敏感和洞察力。这对于习惯于用文学理论演绎法和例证法的人士来说,具有相当的挑战性。在微观的具体分析中,每一个层次都是一次直接归纳,这种归纳不像演绎法是从现成的大前提中间接推理而来的,而是从感性经验中直接概括出来,这就意味着把体悟转化为有序的话语,给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感悟以第一手的命名,这需要微观的原创性,至少是亚原创性。但是,不管是原创性的,还是亚原创性的,这种微观直接概括工夫,是文学理论所不能提供的。
正是因为这样,文学文本解读学不像文学理论那样满足于理论的概括,而是在具体个案分析,特别是在微观分析的基础上建构解读理论,再回到个案中,对文本进行深层的分析,从而拓展衍生解读理论。
我国古典文学权威理论和西方文论最大的不同,一是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创作论为核心,二是,诗话词话、小说、戏曲评点,以文本解读学为基础。朱熹将《诗经》三百余篇每一篇都作了解读,才写出《诗集传》,金圣叹对整部《水浒》做了评点、删节改写才提出了“性格范畴”,清沈雄(顺治年间人)和贺裳、吴乔解读了大量的诗词才提出了抒情的“无理而妙”说,相当完整地提出了无理向有理转化的条件,乃是“深于情”。在情与理的矛盾这一点上,我国17世纪的古典诗论领先于英国浪漫主义诗论一百年以上。
可惜的是,我们不是从这样的宝库中进行发掘,建构中国为学派的文学解读学,反而用西方美学去硬套,好像不上升到美学就不是学问。可是,越是上升到美学,越带形而上的性质,越是超验,就越是脱离文学文本的有效解读。不论中国还是西方,似乎都陷入一种不言而喻的预设:文学理论只能是宏观的、概括的理论,文学理论越是发达,文本解读越是无效,甚至是“误效”,滔滔者天下皆是,这就造成一种印象,文学理论在解读文本方面的无效,甚至与之为敌是理所当然,是命中注定的。文学理论就这样陷入了空对空封闭式的自我循环,自我消费的怪圈。然而,世人对文学理论的自我窒息的严峻形势,视而不见,感而不觉,最严重的后果是,单因单果的线性思维猖獗,不仅是在文学文本解读时,满足于从论点到例证模式,而且更为严峻的是,造成从定义出发否定文学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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