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1年在怛罗斯发生了一场传奇性对战,唐朝人杜环竟因此战达成了伟大成就。此战的前情后果究竟是怎样的呢?
从被迫抛弃家园,到创建辉煌的帝国霸业,到后来无声地消失:塞人迁徙后在西南亚定居、建国、扩张和衰亡的鲜为人知的历程。
从与北元的主要会战,以及蓝玉流星般的人生,看建国早期的明帝国。
伴随着大国间的政治博弈与恩恩怨怨,俄国海军为在南方夺得一个出海口做出了7次努力。
一场资料缺乏的早期战争,如何复原?作者以清口之战为例,做了一次示范。
1099年十字军攻陷耶路撒冷后,历经整整一代人的励精图治,拉丁人在黎凡特站稳了脚跟,直到一个名叫伊马德丁·赞吉的突厥人登上历史舞台。
且看《战争事典030》。
怛罗斯之战是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在各自扩张极限上的一次著名对决,然而因为史料的缺乏,此战的起因、战场细节,甚至投入兵力和胜负原因一直都众说纷纭。《双雄的第一次碰撞——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的怛罗斯之战》将通过多方中外史料的对比分析,尽可能地从政治、军事、经济等诸方面还原这场亚洲两端的最强盛帝国军队间的第一次对决。
古印欧人,作为最早的游牧民族,曾给定居民族带去了无尽的恐惧与劫掠。塞人作为他们的后裔,则在迁徙至西南亚的印度地区后,开始了定居、建国、扩张和衰亡的漫漫传奇。这就是《塞人的最后荣光——印度—斯基泰和印度—帕提亚王国兴衰史》一文将要介绍的。
1368年,布衣天子朱元璋强势建国,而新兴的明帝国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终结了元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此后明帝国更在捕鱼儿海之战中,让曾经震撼世界的黄金家族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大将扬威捕鱼儿海——明帝国与北元之战及名将蓝玉的沉浮人生》一文将再现那段波澜壮阔的战争史诗。
自2011年3月开始的叙利亚危机,让俄罗斯海军借此得以再次回归地中海,续写俄罗斯南下地中海的千年战略。《七入地中海的巨熊——俄国海军对南方出海口的千年情节》一文旨在回顾俄罗斯海军围绕着地中海出海口进行的多次战略尝试与海陆鏖战。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即军事行动,即战争。然而受限于文字载体相对不足、记述形式相对落后,很多历史上的战争连基本的经过都无法复原,留下莫大的遗憾。《复盘宋魏清口战役——从实证角度尝试复原中国古代战役》一文则想在广泛获取和梳理资料的基础上,利用已有的各种研究手段弥补这份遗憾。
1099年十字军攻陷耶路撒冷后,历经整整一代人的励精图治,拉丁人总算在黎凡特站稳了脚跟。在这短暂的平静氛围中,一个名叫伊马德丁·赞吉的突厥人却激起了阵阵涟漪。《埃德萨的征服者——枭雄赞吉》将扼要介绍这位枭雄的起浮人生。
指文烽火工作室,由众多资深历史、战史作家组成,从事古今历史、中外战争的研究、写作与翻译工作,致力于通过严谨的考证、精美的图片、优美的文字、独到的视角为读者理清历史的脉络。目前已经出版军事历史类图书四十余本,其中包括《战争事典》《战场决胜者》《透过镜头看历史》《信史》四款MOOK系列丛书,以及《中国古代实战兵器图鉴》《倭寇战争全史》《明帝国边防史》《拿破仑战记》《秘密战三千年》《帝国强军:欧洲八大古战精锐》《帝国强军:中国八大古战精锐》等专题性图书。
前言
双雄的第一次碰撞——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的怛罗斯之战
塞人的最后荣光——印度—斯基泰和印度—帕提亚王国兴衰史
大将扬威捕鱼儿海——明帝国与北元之战及名将蓝玉的沉浮人生
七入地中海的巨熊——俄国海军对南方出海口的千年情节
复盘宋魏清口战役——从实证角度尝试复原中国古代战役
埃德萨的征服者——枭雄赞吉
当然,大唐帝国在内陆的统治地位并不是没有挑战者的。7世纪后期,曾被太宗皇帝灭亡的(东)突厥汗国在蒙古高原故地复起。历史上唯一的一个从青藏高原崛起的强盛势力吐蕃也北上东进,成为唐廷劲敌。与此同时,另一个从远方兴起的帝国也将触角伸到了中亚,这就是阿拉伯帝国,唐代称之为“大食”。这其实是一个张冠李戴的错误。“大食”(Tazik)在今天通常翻译成“塔吉克”,是突厥人对中亚地区说波斯语的穆斯林的称呼。但当时的阿拉伯人恐怕不会乐于接受这个称呼,因为阿拉伯帝国正是萨珊波斯帝国的毁灭者。
阿拉伯人征服战争的冲击波,实际上也是几个世纪以来闪语部族向阿拉伯半岛以外迁徙的总爆发。阿拉伯帝国大规模扩张的序幕在第二任哈里发欧默尔(634—644年在位)时代拉开,不到30年,萨珊波斯帝国便已宣告灭亡,而东罗马帝国也丢掉了一半的土地。两大帝国崩溃之迅速可能都超出了阿拉伯人自己的意料,正如当代伊朗学者所说,“在伊斯兰教之前,在阿拉伯人的心目中伊朗民族和罗马民族是政权、外交、庄严、雄伟的最完美的象征,在穆斯林战胜了伊朗和罗马这两个大国之后,这种形象却被击败了”。
在当时,阿拉伯人的扩张还在继续。根据《中亚塔吉克史》的记载,“阿拉伯侵略者从侵入伊朗时起,就提出了征服阿姆河以北的中亚地区,即马瓦拉痕那儿(阿语‘河那边的地方’)的任务”,在阿拉伯地理学家亚库特的著作和纳尔沙希(公元10世纪人)的《布哈拉史》中,可以见到阿拉伯人的如下传说:“似乎伊斯兰教创始者穆罕默德本人曾经宣称,征服河中地区是他属下教徒的神圣而又光荣的职责。”
同时,唐帝国对西突厥汗国的毁灭性打击给阿拉伯人进入中亚以可乘之机。“西突厥汗国的崩溃,极有利于阿拉伯人进驻玛瓦郎那尔(粟特)。阿拉伯的编年史家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自661年起,阿拉伯帝国进入了倭马亚王朝时期。这一王朝的创立者穆阿威叶将向中亚阿姆河外地区扩张看成是其首要事业。从663年起,穆阿威叶以巴士拉为基地,花了近8年时间(663—671年)彻底征服了呼罗珊地区(今伊朗东北部与中亚南部)——萨珊波斯帝国最后残存势力所在。673年以后,阿拉伯帝国以呼罗珊为基地,开始了对中亚的初期征服。
脱离了西突厥的保护伞,粟特人的国家无力对抗阿拉伯的铁骑,何况这些国家彼此之间还在钩心斗角。“当地政权多而分散”,“河中地区各统治者之间的不和,使中亚各民族难于团结一致抵抗外来侵略者”。这些国家,即使在抵抗还是妥协的重大选择上都不能达成共识,“那时,阿拉伯征服者多次渡过阿姆河,袭击河中地区,每次,布哈拉王都向阿拉伯人纳贡或送其他礼物,以便缔结和约,从入侵的危机中解救自己的国家。”结果,681年,大阿拉伯军队进入粟特并占领了撒马尔罕。弘道元年(683年),呼罗珊新总督萨勒木已在布哈拉驻军。
不过在此后很长一段时期,阿拉伯人的扩张止步于锡尔河。统治集团的内讧(30年内更换了9任呼罗珊总督)、复兴的后突厥势力进入中亚,都影响了阿拉伯人的征服事业;直到哈里发阿卜杜勒·麦立克统治时期(685—705年),在结束了国内争夺政权的内讧,镇压了被征服国家的起义后,阿拉伯贵族才下定决心夺取河中地区,开启阿拉伯征服史上的第二个时期。705年,彻底征服河中地的任务被交给了呼罗珊总督屈底波(705—715年在位)。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屈底波连续攻占了吐火罗斯坦的首府巴里黑及撒马尔罕、布哈拉、塔什干及花剌子模等大片土地。714年,屈底波出兵费尔干纳,阿拉伯人的兵锋几乎抵达喀什,将阿拉伯帝国在东方的扩张活动推到了顶峰。
可惜好景不长,次年,苏莱曼(715—717年在位)继位为哈里发。屈底波知道苏莱曼对他的敌意,遂与其家族一起迁往费尔干纳,意在脱离哈里发国家。但是对10年之久的持续血战感到厌倦的阿拉伯军队不再服从屈底波,杀了他及其家人。屈底波死后,他的“伟业”并未被苏莱曼新的东方将领所继承。可以说,屈底波的死,不但标志着阿拉伯在中亚 25 年的征服的结束,也标志着其衰退的开始。
以后,其继任者都没有超出他的征服范围。突骑施(“异姓突厥”)政权的兴起更使阿拉伯人面前出现了一个劲敌。724年,阿拉伯军队攻拔汗那,围渴塞城,突骑施可汗苏禄之子尔微特勤驰袭,阿拉伯军队狂退,在药杀水又遭粟特人军队进攻,伤亡重大。这实际上是阿拉伯人 15 年中对河中的最后一次入侵,西方史籍上把此事称为阿拉伯人蒙受灾难的“渴水日”,这次灾难在阿拉伯征服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严重打击了阿拉伯人的威望。从此以后,阿拉伯人发现自己成了防守的一方,并且逐渐地被从阿姆河外的所有地区驱逐出去了。
727—729年间,河中爆发反阿拉伯人起义,苏禄又一次入援,“把阿拉伯人赶过了阿姆河,甚至布哈拉也被其攻下”,“突厥人甚至攻掠到了呼罗珊”。在一次战役中,阿拉伯人安排了两名神箭手对苏禄进行狙击,两箭射中苏禄的面部,却不能取其性命——苏禄身上穿着当时负有盛名的只露出两只眼睛的吐蕃锁子甲。
731年初,呼罗珊总督居纳德(Junayd)率军渡过阿姆河,向撒马尔罕进军。阿拉伯军队受到突厥(即突骑施)可汗军队的阻击。突厥军中有当地的粟特国家军队。突厥人采用火攻,阿拉伯军队饥渴交加,一败涂地,居纳德仅率千余人逃脱。阿拉伯历史学家塔巴里(Tabarī)将是役称为“关隘之战”。
此后,盛极一时的突骑施改变了对唐廷的恭顺态度。734年夏,苏禄率军围攻疏勒,大有吞并西域之势。这对唐帝国在西域的统治构成了威胁,于是出现了“唐朝与大食计会连兵”,两国在东西两面几乎同时对突骑施实施军事打击。
734年秋,唐玄宗密诏安西节度使,征募万名胡汉士卒,防备突骑施。按其诏令,河西节度使派兵2万往取瓜州北部,以便开道西域,又令朔方军于瓜州征募士卒2万,选定十二月上旬联合安西各县发起进攻。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作战计划未能付诸实践。
在737年,阿拉伯方的呼罗珊总督阿萨德也发兵进攻河中的撒马尔罕,但未能占有其地。同年,阿萨德征集大批军队,在哈里斯坦(Kharistan)附近的会战中,大破苏禄与粟特人的联军。这一战役关系重大,它“不仅是阿拉伯在中亚命运的转折点,而且预示着突骑施的衰落”。738年夏,苏禄死后,突骑施内乱频发,最终走向崩溃与灭亡。到740年左右,阿拉伯帝国重又控制了河中各地。
这一时期的河中国家通称为“昭武九姓”,包括康国、石国、米国、何国、史国等众多粟特人小国,“昭武”可能是“城主”的意思,用来称呼其部族首领。对于他们来说,新来的阿拉伯人实在算不上是一个仁慈的主人。与“圣战”的表面主旨大相径庭的是,阿拉伯人对榨取河中的财富远比传播先知的信仰更感兴趣。阿拉伯帝国向来对各中亚属国横征暴敛,实行竭泽而渔的政策。据10世纪中叶波斯历史学家纳尔沙喜记载,呼罗珊总督逼迫布哈拉(唐称“安国”)赔款100万迪拉姆,其数额相当于布哈拉5年的税入;又强令撒马尔罕(“康国”)一次缴纳200万迪拉姆,以后每年交纳20万迪拉姆以及3000“头”奴隶(每名奴隶折价200迪拉姆)。各国负担十分沉重,有国王向唐廷上表,国内库藏宝物及部落百姓,并被大食征去。
当地人摆脱沉重负担的唯一希望在于皈依伊斯兰教,因为改宗以后就可以免交人头税。问题在于,当大众开始改宗时,赋税收入随之减少。结果呼罗珊总督在718—719年间下令,只有接受割礼和熟悉《古兰经》的改宗者才能免交人头税。这立即使得新皈依者陷入进退不能的窘境,一方面,逃避赋税的希望破灭;另一方面,《古兰经》规定叛教者只有死亡一途,这就阻断了这些人重新回归原来信仰(主要是祆教和佛教)的可能。
于是,在 720—722年间,河中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反阿拉伯人起义。在竭尽全力镇压了这次反抗之后,呼罗总督试图减轻人民的不满,下令所有人改宗都可以免除人头税(728年)。这一次,许多人热烈地做出回应成为穆斯林,几乎没有人再需要缴税了——这与阿拉伯人的利益冲突,呼罗珊总督当年就自食其言,结果又引发了以布哈拉绿洲为中心的大规模起义。这也使得河中地区“被认为是阿拉伯哈里发国家最靠不住的边陲之一”。
到了750年,阿拉伯帝国经历了改朝换代的剧烈动荡。747年,一个获释奴隶阿布·穆斯林率众在呼罗珊起义。到了两年后的749年,倭马亚王朝军队已经被打得溃不成军。起义者占领库法城后,于749年年底在库法清真寺宣誓拥戴阿布·阿拔斯,是为阿拔斯王朝的第一任哈里发。由于这个新王朝的旗帜尚黑色,在中国史籍上被称作“黑衣大食”。750年1月,倭马亚王朝的军队在底格里斯河上游支流扎布河畔覆没,末代哈里发麦尔旺二世西逃,8月他在埃及遭阿拔斯军队追杀而死,倭马亚王朝宣告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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