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叶，70后代表作家，1972年生于河南修武。现为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认罪书》《拆楼记》、小说集《最慢的是活着》、散文集《天使路过》等多部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人民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
打火机
一
余真家所在胡同的名字叫老柳巷。老柳巷很长，如果站在一所高屋的房顶往下看，就会发现老柳巷的轮廓真的活像一棵歪歪扭扭的老柳。余真的家就是一片小小的柳叶，窝藏在老柳枝干的一角疙瘩里。门牌号是七十三。“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七十三，八十四，不死也是儿女眼里一根刺。”在民谚里，七十三就是一道坎。都觉得这个门牌号不吉利，可门牌号码不是垃圾袋，想换就换。于是对此大家心思尽有，却只是谁都不说。怕或许本来没有，一说反而招了来，成了乌鸦嘴。也仿佛是不说就可以躲过去似的，有点儿掩耳盗铃的意思。多年之后，一次，余真回娘家和母亲一起包饺子，闲话聊起单位的新房，说三楼四楼因为贵没人要。母亲说要是她她就挑四楼，虽然贵些，可光线好，七层住宅楼里正属于不上不下的位置，也安全。余真说我决不要四楼。母亲问是不是嫌四不好听，余真不语。母亲得意道：“其实有些讲究也是没道理。像我们家七十三号怎么了？你们几个平平安安成家立业，不是也没什么糟心事？一条巷子比起来，也算好的了。”
余真放下饺子，走到卫生间，眼泪已经掉了下来。她伸手去抹，从化妆镜里她看见，她的脸被沾了面粉的手抹出了一片淡淡的云白，如扑粉一般。
十六岁那年，余真被强暴了。
那一年，她正读高二。看着是爬坡爬到了半中间，其实她一点儿都不费力。因为根本就不想爬，只是被推着，不得不走。之所以于百忙之中腾出了点儿精力勉强把学习成绩挂在中游，是不想在同学中间太没面子，也是让父母不至于对自己太绝望，从而比较容易地套点儿零花钱。她的主要兴趣就放在玩儿上。二老是双职工，为了俩工资整天忙得屁都不能站着放一个，从小就对她粗养粗放，胡同里的男孩子又极多，长着长着，她就把自己调教了出来，成了有名的坏孩子。
坏似乎是从幼儿园就开始的。起初也不坏。人之初性本善嘛。后来就不行了。一个小朋友向她要糖吃，她不给，他来抢，她推了他，结果她被老师罚了站。余真明白了其中的规律。第二天，她把程序颠倒了过来：抢别人的糖，他推她，最后罚他站。老师要求大家把太阳画成圆圆的，余真画成方方的。老师问为什么，余真说我把太阳裁了边儿。于是又被罚站。下一节课她就不再画太阳。老师问，她说今儿阴天。小学，老师教大家右手写字，余真用左手，结果小学期间她没有同桌。一个人宽宽展展。也很少有老师提问她，因为老师一张口，往往就会被余真反追得瞠目结舌。
“余真，请谈谈你未来的理想。”
“老师，理想本来就属于未来吧？”
“可以这么说。”
“那您为什么还要说未来的理想呢？”
“哦。那，谈谈你的理想吧。”
“什么是理想？”
“就是你十年后、二十年后想要的那种生活。”
“你十年前、二十年前也有过理想吗？”
“当然。”
“是您目前的生活吗？”
“……不是。”
“为什么没有实现？”
“呵呵，很多原因。其实大多数人的理想都实现不了。呃，还是，谈谈你的理想吧。”
“既然这样，谈一个很可能并不能实现的东西又有什么意思呢？”
…………
上了初中，老师让交日记，每篇日记都要求有主题。一天，学校请了一名解放军来做讲座，日记主题便是军人。余真闭着眼睛都可以想象出同学们会怎么表达对军人的崇拜和敬佩。她也写了，写的是自己对军人的羡慕，原因是军人穿衣服吃饭都不掏钱，还有枪，威风。日记交了，老师批注：你这素质成不了军人。她在老师的批注下继续批注：成不了军人我也要成为军嫂，成不了军嫂我也要成为军妈、军奶奶！从此她就有了不用再交日记的特权。讨厌政治课，她大无畏地举手报告，要求读小说。看着政治老师铁青的嘴唇，觉得自己比那些放在抽屉里偷读小说的人更磊落。她整日里瞒天过海地说谎，无事生非地找碴儿，小桥流水般地花钱，被爸妈像揍男孩子那样狠揍。——或许，大家都认为她坏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她不像个女孩子。
她确实不像个女孩子。也不想像个女孩子。她不会跳皮筋，不会踢鸡毛毽子，翻墙爬树是个高手，弹玻璃球水平也不错。在不知道导尿管为何物的时候，她就发明了类似于导尿管的东西，想让自己像男孩子一样站着尿出来。和父母吵架一砖头一砖头地撂句子，把妈妈的胸罩带子剪断当鞋绳，十二三岁还不喜欢穿内裤，夜晚，她关好门，就裸睡。梦中明明感觉到例假来了也懒得起床，把床单和被子弄得血迹斑斑。第二天让妈妈给她洗红旗。最有名也最神气的是和八个男同学勾肩搭背组成了一个“九英党”，张口他妈的，闭口他妈的。哪个同学骑了新自行车一定要抢过来挨着遛一圈，向谁借钱或者讨要零食不得逞，晚上必定偷偷地砸他家后窗玻璃。义务劳动的时候，他们跟在看不惯的人后面轮番丢蒜皮。有腼腆点儿的孩子穿件衣服时髦得让他们硌眼，就山呼海啸地朝他打口哨，吓得人家绕着走。总而言之，就是淘，活脱脱一个小太妹。“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气坏公安，难坏法院”，就是她那时候的生动写照。
谁都拿她这淘没办法。等二老缓过神来想要管教她的时候，她已经是没脸没皮，油盐不浸。母亲为此哭过无数次，最大的恐惧无非是怕她将来嫁不出去。就这德行，谁敢要啊。一天，她放学回家，听见一位街坊大妈正娓娓道来地安慰着母亲：“……好葫芦开好瓢，好桃树结好桃，你好人有好报，好饭迟起灶。再怎么说，真真她还是个孩子呢。”余真咣的一声撞进门去，蹲到妈妈面前，一丝不苟地重复道：“是啊，真真她还是个孩子呢。”母亲扑哧一下笑了出来。
十六岁那年，余真学会了喝酒。当然是白的。酒多半是董克搞来的。董克是“九英党”成员之一，长得又瘦又小。余真他们本来是看不上他的。可自从他哥哥犯了抢劫罪进了监狱，他妈妈又病死之后，他们就把董克吸纳了进来。从此董克在校园里不再受任何人的欺负。家门不幸，无以解忧，董克的老爸就特别爱喝酒，每天都要呷二两，董克就每天从他瓶子里匀一点儿出来，存在一个瓶子里，放在床底下，十天半个月就能攒满一瓶子，拿到学校，他们几个分着喝。酒其实是真不好喝，余真喝只是因为：一、它不好喝。二、他们同学，尤其是女同学都没喝过。三、学校和家里都不让喝。
那天晚上，她也是喝了酒。喝酒的由头是“九英党”要庆祝期末考试胜利结束。按惯例，考试结束后放假三天，等老师改卷登分。之后还要再上大约两周的新课才会放暑假。炎热的六月，余真穿着一件宽大的白衬衣，套着一件自剪了腿的八分牛仔裤，和那几个男孩子偷偷地钻到一个背街小巷的酒馆里。他们中有五个人都从自家偷了白酒，什么“桃杏沟”“双清渠”“五家村”，都是当地的杂牌子。什么度数的都有。他们要了几个两块钱一份的小素菜，花生米、拌粉丝、拍黄瓜、海带卷什么的，一边喝一边讨论着三天假期的安排。照着以往的作风，他们绝不会浪费这宝贵的三天假期。
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多白酒，而且还是如此庞杂的白酒，余真自然而然地喝多了。不知道喝了多长时间，透过小酒馆肮脏的玻璃窗，看看天黑得已经不像个样子，他们摇摇晃晃地分手，回家。董克家离余真家最近，要送她，余真和他一起走到胡同口，就把他骂回去了。她不想让爸爸妈妈看到自己和一个男孩子纠纠缠缠的，那会被他们误会为谈恋爱。一个以捣蛋著名的女孩子居然开始像别的女孩子一样谈恋爱，即使不是真的听着也够腻腻歪歪，该是多么没有面子的事情啊。
那个夜晚，余真跌跌撞撞地拐进老柳巷，一眼就发现巷里第二盏路灯瞎了。老柳巷一共就三盏路灯，均等地安在拐弯狠些的地方。每盏都能管好多户人家。余真家在第三盏路灯后面。不知怎的，她心里有些怵。但家就在前面，怵也得过去。她紧着步子，到了那盏瞎灯下。一阵风从后面过来，她的腰突然就滞住了。两眼一黑，喉咙一紧，然后，她被拖上了一辆车。
喝了酒的她没有一点儿力气。一上车她就被剥光了。他把她的嘴巴塞住，手脚绑住，蜷放在前后座之间的空隙里。很凉。很冷。很冰。很硬。但她却是软的。很软。没有骨头的那种软。
不知道行驶了多久，车终于停下。她嗅见浓郁的青草气息，似乎是到郊外了。她听见他打开前车门，下去。又打开后车门，上来。骑上她的身。他亲吻她，抚摸她，嘴唇是颤抖的，手也是颤抖的。整个儿的他都是颤抖的，和她的身体一起，宛若两个琴弦的合鸣——陌生的合鸣。
他做了两次。第一次很凶猛，迫不及待。第二次，他的节奏便如出了峡谷的河流，变得舒缓，温柔。
很疼。很疼。
他替她清洗了下面。——车上居然备有热水和毛巾。他替她穿好衣服。然后，车开始启动。也不知道是忘了还是怎的，他没有再捆绑她，她完全可以解开眼睛上的布。但她没有。
不知过了多久，她被放回到了路灯下。他把她抱下去之前，她清楚地记得，他仿佛是无限留恋地摸了一下她的头。在他的手离她的头越来越远的时候，她能清楚地感觉到有几根头发还在依依不舍地追随着他手指离去的方向。
在他的车发动的一瞬间，世界又回到了她的身边。她全身上下的血液重新开始欢快地奔涌。
她慢慢地把眼睛上的布解开，发现再往前走几米，就是她的老柳巷。路灯的光如刀子一般，唰唰地闪着她，把她的眼睛照得刺痛刺痛。
只是，她的大脑一片空白。他的手是根魔杖，把她的什么东西拿走了。永远地拿走了。不，这东西不是她身体内的那层薄膜，这东西是看不见的。是属于脑子的，属于心的。
但那东西到底是什么，在很长时间里她都不能确定，也不能明白。
…………
二
又是六月，余真被批准到避暑胜地北戴河休假。
早就听说省厅在北戴河建有一个休假中心，这是她第一次来。规定可以带爱人和孩子，全额公费。其中来往路费由单位报销，其他一切到了北戴河都由休假中心包圆儿。这样的好事必定也是物以稀为贵，全局每年只有一个名额。今年局委班子研究出的结果，轮到了她。要说轮到她也是有些勉强。在局里她算年轻的，资历比她老的有的是，多少人还都没去过，她自然该往后排。但正如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无缘无故的恨一样，世界上也没有无缘无故的休假。她虽然年纪轻轻，却是局里的办公室主任。公车、接待、财务，都是她分管。一个很敏感的中层位置。银行拉存款、出差报旅费、司机讨油钱，都得过了她这层手。下面趋奉的人是有的，上面拉拢的人也是有的。没人和她过不去。因为没人和好处过不去。一进单位仿古的翘翘檐大门，传达室的师傅都会对她多敷衍一分钟笑脸。
对这些，她都是明白的。
当初他们办公室仅副主任就封有三个，她是最年轻的。谁也没想到她会被扶了正。对此，只有她自己心里有数。当办公室主任无非就是算计领导的心思。她要是乖起来，顺起来，圆滑玲珑起来，投其所好起来，没人能比得过她——正如她当初野的时候，也没人能比得过她一样。如果说当上办公室主任算是一种成功，那她成功的秘诀就是以失去智慧的方式让智慧显现，以失去主意的方式让主意确定，以失去名字的方式让名字刻下——以失去自己的方式让自己存在。这么说有点儿玄，举个例子。领导想找个有特色的地方吃饭，她知道哪儿合适，但她一定不说。她给他推荐几个路线一顺儿的饭店，让司机开着车，饿着肚子找。那几个饭店比较起来，领导选择的肯定是她想推荐的那家。吃了，喝了，满意了，高兴了，领导还很有成就感，回去打电话的口气就是这样的：“哥们儿，我刚刚发现了一个好去处……”
让你的用心变成他的成就。无非如此。
凭着这点儿功夫，她当上了办公室主任。她没有给谁送过一分钱的礼。可以说，她升职的过程完全是纯天然无污染绿色环保。一位副局长曾经不无遗憾地说，如果她多少能喝点儿酒的话，他确定她的升职速度会比现在更快。
但余真不喝酒。
既然局委班子研究过了，一研究就成了组织决定，余真推三让四，做够了一番人情，当然没人会接，于是就去，去得无可奈何，也去得理直气壮。送行的时候，局长说：“好好玩儿。平时都是你跟着领导鞍前马后地服务，这次你就把自己当领导，好好地服务服务。”
儿子马上就期末考试了，要去还真是有些不放心。丈夫说他在家盯着，让她尽管去：“平时都是你陪儿子，过够瘾了，风水轮流转，该我新鲜两天。”瞧，对她全都是这么通情达理，体贴关照。不去都不好意思。
余真有点儿忐忑地上了火车。一个人清清静静地休一星期假，想想都莫名其妙地觉得奢侈，觉得于心不安。她的日子一向都是紧巴巴的。不，这紧巴巴与金钱物质无关。这紧巴巴，以前她总以为指的是时间。因为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单位，她总是一副日理万机的样子，似乎头顶永远悬着一根弦，这根弦嗡嗡地弹着，从来不能让她大大地喘口气。现在，当她坐在火车上的一瞬间，她明白了：这紧巴巴指的也不是时间，而是心里。坐在火车上的她百无聊赖，闲得发慌。那根弦仍然在嗡嗡地弹着，弹着。一股艺无止境的劲头。
真是要命。
出租车停下，下午六点十分。休假中心到了。确实是个幽雅的所在。鲜花，草坪，一棵粗壮高大的核桃树下支着几张白色的木桌，配套的是同色休闲木椅，样式稚拙可爱。草坪后面疏疏落落地竖着几栋白顶红砖的小楼，玩具一般，让人一望就心生向往。
大门关着。按通知书上的号码打电话，没人接。余真无所事事地站在门外，看着门口路标上的仿宋绿字：草厂南路。是。通知书上写的地址就是草厂南路。草厂，这是个好名字。她喜欢这个名字，这是一个可以嬉戏的名字。有一种扑面而来的乡间气息，仿佛可以看见多年之前这里生机勃勃的翠绿村庄，村庄之外有大片大片的青葱麦田，猪羊圈外堆着大垛大垛的喂牲口的干草，钻到草堆里，躺下，会被清洁潮湿的草气淹住，用打火机点着，一根草就会燃出一根焦香……十六岁之前，余真会干这些。那时候的她啊，口袋里什么都可以没有，决不能没有打火机。打火机的用处太多了，点树叶儿，点烟，自习课无聊的时候点前面女同学的辫子，哪位老师的自行车后座上绑着捆芹菜，她一准儿用打火机把绳儿给燃断。打火机是个好玩具。口袋里没有打火机的小余真，就像现在的她包里没有手机一样，失魂落魄。
余真捏捏自己的包。包里除了手机之外，还有许多必需品：钱包，“心相印”纸手帕，“雅客”木糖醇口香糖，小镜子，小梳子，唇膏，防晒霜，通信录……没有打火机。十六年来，她再也没有装过打火机。
余真摇摇头，想要把泛起的十六岁摇走。十六岁的花季？你没有啦。她对着传达室的窗玻璃照照自己的脸。已经三十二岁的她看起来顶多二十五六岁的样子，粉嫩圆润，不胖不瘦，清水挂面头，黑漆杏仁眼，完全是个漂亮少妇的模样。可是，十六岁的花季她确实没有过。她的十六岁，是被腰斩的。
她的神情一派安宁祥和，和脸盘不相称，但与年龄很般配。十六岁，她被强暴了，但现在的她看着还可以，既不愤世嫉俗，也不忧伤沉痛。这是中年的表情吧。中国人中年的表情。中国人的中年一向是提前的，和国际不接轨。据说联合国规定四十四岁以下都是青年，四十五岁到五十九岁是中年，六十岁之上才是老年。要这么说，她还年轻。
年轻？余真继续在窗玻璃上照自己。太阳还很毒，脸上已经被晒出了油。但，真的，看起来还是那么年轻。——屋里有什么东西明晃晃地花着眼。余真定了定神：柚黄色的桌子上闪着一串钥匙的金光，而另一面墙上的铝合金窗户有一扇没关严。太好了。一刹那，余真做了个决定。既然没人看见，既然她还年轻——余真朝自己做个鬼脸，放下行李，蹬着大门上的横线铁格，翻了进去，然后双手一按，跃上那个窄窄的窗台，伸手进去，把门拨开，拿过钥匙，一试，果然有一把打开了大门上的锁。她把行李拿进来，将钥匙和窗户都恢复原位，正想把大门再锁上，一个男人的声音忽然响起来：“丫头，功夫不错。”
回头。大门对面的树荫凉下，站着一个戴墨镜的男人，身边放着一个黑色拉杆箱。也是来休假的？
余真对他笑笑。等他进去，和他一起来到二号楼大堂。有一个服务员站在总台后面，浑身湿淋淋的，像一条刚刚从海上跃出来的鱼，狼狈不堪地向他们问好。余真问她怎么刚才没人接电话，她说厨房的水管突然爆裂，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跑去处理水管了。
怪不得传达室会荒。
“为什么不买最好的水管？厅里拨的钱不少啊。”男人一边登记一边说。余真探过头，看见了他正在写的名字：胡。哦，他姓胡。
胡？他姓胡？醒一醒神儿，余真的头发几乎都要直竖起来。再四舍五入地浏览一下墨镜下他的脸，终于确认：她见过他。他去他们那里视察过工作。
他是他们的厅长。省内本行业最大的领导。
“我们在哪里见过吧？”他边登记边说。当然，他有资格说这话。全省这一行里，他是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余真惶惶地报出自己局的名字，几乎是逃也似的拖着行李来到房间。第一天就丢了这么大的人，还是在厅长面前。她想象不出他看着自己踢天蹦地拨门撬锁时的心情，他会怎么想她？这是一个地狱般黑暗无边的问题。真是不该来休这个假。如果不休假她就不会这么放松，不会这么没谱儿。要知道她有多少年都没有让双脚离开地面五十厘米了啊。
死期到了。
等等。余真定了定神。他不是还说了一句“丫头，功夫不错”么？即使是讽刺，也还可以确认他并不是那么讨厌她，甚至还有点儿欣赏。这是一个关键的评价，她得抓牢它，瞅个机会把自己救上岸。三
余真的房间是二五一六。二是二号楼，五一六是房号。一人一个大标间，外带一个大露台。确切地说，是一家一个标间。无论你是一个人还是十口八口，一个名额给够你这一个标间就得了。小茶几上放着休假中心的服务簿。余真翻了一下，里面介绍说有棋牌室、健身室，晚上多功能厅有电影，阅览室可以读书上网，五脏俱全。服务簿后面还附着一张北戴河地图，她用比例尺合算了一下，这儿离海边仅仅五百米。太方便了。她发短信把房间号码告诉了丈夫，丈夫马上打来电话，问条件如何，余真说非常好。他说那他就放心了。她撒着娇叫“好老公”，他也嗲着声叫“好老婆”，儿子在一边带着哭腔抢过了电话，今天星期天，他在家。儿子说他也想去，可还得考试。她只好安慰他，承诺给他带一艘玩具军舰回去，他才破涕为笑，连声叫“好妈妈，好妈妈”。
一番热闹，挂断电话。好老公好老婆好爸爸好妈妈好儿子……这是沿着电话线传真过来的温馨家庭，一切都好。努力了这么多年，她终于进入了这些个“好”。多少年前，这些个“好”曾是她觉得需要奋斗终生也不一定能抵达的巨大目标，但现在，“好”来了。就攥在她的手心里。
看起来，一切都无可挑剔。自己不错，家里也不错。丈夫在劳动局，儿子正读小学三年级。调皮顽劣尽有，比她当年虽是差了些，从身为父母的角度看却是正好。正如丈夫勤谨呵护鱼水之欢也都尽有，却也都不过分。对于一个三十二岁的女人来说，一切都是三十七八度的洗澡水，最适宜的温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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