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报告文学_李炳银_9787020114689

　　本书汇集了2015年度全国各实体期刊、杂志发表的影响广泛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力求全面展现当今社会发展的风貌，以及2015报告文学的整体水平。在传统报告文学的基础上，增加了可读性的选择。2015报告文学的编辑，力求视野较之以往更加开阔，选材更加合理，且有开拓性。

　　重症监护室——ICU手记

　　周芳

　　引子

　　镰刀，轻轻掠过

　　深夜3点醒来，白茫茫一片在眼前晃动。

　　白茫茫的，是五床，65岁，行肺癌切除术。最初的病灶被手术刀剔除，叫癌的细胞却埋下隐祸，它在跑，跑得肆无忌惮，跑得比手术刀还要快，快千百倍。跑到了肝，跑到了淋巴，它占领了这具肉体。

　　白茫茫的，是八床的脑梗，42岁。每天探视时，八床的家属海啸一样涌来，扑在玻璃窗前，他们呼喊八床。强、强子、志强、强叔、强儿。他们已呼喊他28天了，他们把八床从冰冷的代号里抽出来，还给他自己的名字，还给他各种身份，还给他亲属链上的某个重要环节。他却不肯醒来，他遇到了梗。梗是什么呢？梗是肉体里的一根刺，吞不下去，将生命死死卡住。护士长说，梗在大脑司令部，肉体的整个机能就瘫痪了。再多的金钱，再大的权势，都不过是个虚弱的笑话，没有力量抗得过它。

　　许多的白茫茫，都无法抗过。白茫茫的床单上，白茫茫的死亡。它在我的3点醒来。

　　这已是这3个月来的常态了。我无法一夜安睡到天明。2013年11月24日，以一个义工的身份进入ICU前，我告诫自己淡定、从容，如战地记者。可是，这个告诫如同谎言。对于我这样一个黏液质的人来说，ICU，根本不可能是零度现场。我不可能绷得住。

　　不，不仅是我这样黏液质的人，不仅是你这样胆汁质的人。

　　所有的人。

　　所有习惯了活着的人。

　　对“活着”这件事，我们习惯了。我们恋爱，评职称，我们钩心斗角，呼朋引伴，我们上街买小白菜，看美国大片。

　　不会想到这是活着。习惯意味着麻木。

　　我们出生后，一直活着，从未死过。死,是别人的事。

　　这里却是ICU，Intensive Care Unit的缩写。它的中文意思是重症监护室。重症，监护，一下子就说出了生与死这两个字。这是两个大字，而此刻却异常具体。具体到痰培养，到肾上腺素大量注入，到20厘米的引流管插进身体的每个漏洞。漏洞里，住着死，也住着生，它们在进行着拉锯战。

　　在ICU门前，会看到许多张面孔，焦灼的、悲伤的、木讷的、期盼的。从凌晨到深夜，他们在这门前游荡、呆坐、失神或者痛哭。如果有喜悦，那便是历经艰难的等候获得生命的大赦。

　　门内，一群人，躺在白茫茫病床上，正一分一秒死去，一分一秒从死亡线上跑回，一分一秒学会重新呼吸重新微笑。

　　一分一秒，天荒地老。

　　ICU，像一道咒语，箍紧命运。

　　监护室里一共10张床，空着的时候极其少，有人离去，有人不断地填补上来。离去的，有承蒙上天眷顾，历经九死一生，得柳暗花明，终究转到了普通病房；有山穷水尽后，漏洞继续溃堤，家人不得不放弃的。戴上简易借氧面罩，被家人飞奔带回家，最后一口气落在自家床上。带不回家的，我们只能交给那个身影，他已驻足等候许久。

　　我们从没邀请过他，他以他的方式走过来，他无声无息，他在每个角落里踯躅。他是安静的，不慌不乱的。只取走他想要的东西。他有着冰冷而颀长的手指，手持镰刀，在我们头顶掠过。

　　房间里什么声息都没有了，只有他，他在挑选，他是唯一的主宰。

　　“咔”，我们听见了，声音辽阔而苍凉。镰刀落下。一床监护仪上所有的数字归于零。他带走了。

　　分分秒秒，我与他共处一室，我的呼吸里有他，我的惆怅里有他，我的疼痛里有他。他穿透我，将一个习惯置入我的血液。

　　习惯死亡。

　　ICU给我当头一棒：我得重新开始一种习惯。关于死亡的种种。

　　一床一床地来，一床一床地走。死，死里逃生、九死一生、生死攸关、死不瞑目，是如此普通的存在状态，铁一样钉在钉子上。我每天都在经过。有个声音提醒我，或者我该怀疑，我与生命到底有多大关联？那些花枝招展的活着，那些锱铢必较的活着？那些名利双收的活着。它们真的存在过？如果活着的，只是肉体，我还有什么理由爱这活着？肉体多么不堪，镰刀在轻轻掠过。

　　我一日一日谈论着死亡。谈论每个肉身的千疮百孔，谈论每一寸终将被消亡的部位，谈论每个腐烂的穷凶极恶的细胞，我被囿于一个新的言语表达体系。

　　但，这只是折射。死亡的隧道里，有没有一孔关于活着的天窗？

　　死亡，我不再对它不依不饶。

　　2013年12月15日

　　不存在的七加三

　　死者姓名：刘军兰。　　性别：女。

　　出生日期：1987年7月10日。

　　死亡日期：2013年12月15日。

　　直接导致死亡的疾病或情况：脑干出血，脑死亡。

　　一个死去的人正被屈医生填进一纸证明，《居民死亡医学证明》。5厘米宽，8厘米长，薄薄的一张。握在手里，几乎不被人看见。它却是必须的。作为尚存在我们视线内的一具肉体，经户籍销户，到火葬场火化，都得用上它。

　　生命的征程，不过是被无数次地证明，无数次的签字画押。诸如出生证、疫苗接诊证，诸如团员证、健康证??对于刘军兰而言，她已缴械投降，不再前行。她不再需要结婚证、初婚初育证、婚检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带着这最后一份证明，结束她完整的肉身。

　　我们曾经设想过，从她完整的肉身上能留下点什么。前两天，一个护士给我算过有关刘军兰的数字。　　眼角膜两个、心脏一个、肾脏两个、肺脏一个、脾脏一个。护士小刘扳着指头认真地数。小刘的意思是刘军兰的眼角膜可以捐给两个人，心脏可以捐给一个人，用器官捐赠的理念算下来，刘军兰至少可以让七个人受益。对，还有肝。扳到第七个，小刘又补了三个指头，他说，她这样年轻的肝可以移植给三个肝癌患者。

　　我们计算这些数字时，就站在五床刘军兰身边。她的床头标签上标明脑干出血，脑死亡①。我们还不能填写死亡证明，要等待传统的死亡标准“心跳停止”“血压为零”的到来。在心电图记录监测仪、多功能呼吸机、氧饱和度监测仪等医疗仪器设备的支撑下，刘军兰仍维持着心跳、血压这些生命体征，但她的脑干发生结构性损伤破坏，脑功能已经永久性丧失，任何医疗手段都不能阻止心脏的最终死亡。面前的刘军兰，可以命名为死亡者，也可以命名为待死亡者。她最后的出路也有两条分枝，是化为灰烬，还是成为一名器官捐赠者。

　　并不是所有的死亡者都可以成为器官捐赠②者。刘军兰是个例外，年仅26岁，车祸导致脑死亡，其他部位的器官和组织依然健康。作为捐赠供体，她是一位非常理想的潜在捐赠者。

　　刘军兰脑死亡前，并没有填写捐赠协议书，这表示在她死亡后，由其家人决定是否将部分器官捐献，所以能不能成为供体，决定权在刘军兰的家人。

　　一通电话正在红十字会负责器官捐献的协调员和刘军兰的父亲之间展开。

　　如果死亡是伤口，那“捐赠”二字就会是盐粒。多年的协调经验告诉协调员，人们仍旧将器官捐赠看成残忍的代名词。他小心地选择词语：可不可以让刘军兰的生命在其他人身上延续？比如说，她的眼角膜??

　　不要说了。协调员的话当即被生硬地打断。听着话筒里传来的一阵忙音，协调员倒是舒了口气，原本就知道第一次提及会被拒绝。虽然如此，协调员仍旧希望家属能慢慢地接受“生命延续，功德无量”这八个最有力的字眼。

　　刘军兰会不会成为第二个高巧巧呢？　　2011年8月，湖北省第11例多器官捐献者，也是年龄最小的多器官捐献者高巧巧，她的“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签字仪式就是在刘军兰现在所住的重症监护室的主任办公室里进行的。　　8月19日晚，13岁的农村女孩高巧巧不慎从自家二楼阳台摔下，头部遭受重创，迅速送到医院抢救。8月22日，病情恶化，做完紧急手术后再也没能醒过来，被确认为脑死亡状态。8月26日，面对女儿的不幸离开，高巧巧的父母作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将她的多个器官无偿捐献出来。巧巧捐献的一个肝和两个肾，连夜经过配型成功后，顺利移植给了三名患者。捐献的眼角膜也让两名患者重获光明。

　　高巧巧的父亲在“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上签下名字的那一刻，在场的工作人员满含泪水，向他深深地鞠躬。

　　裴多菲说：“生命的多少用时间计算，生命的价值用贡献计算。”当人们以奉献为乐事时，审美就会融入人的生死时限中，人们就会克服生、死、痛苦、忧惧的困扰，就会在审美的愉快中达到非功利性的超越。

　　人不仅向往生存，更向往生命之美。高巧巧失去年幼的生命，她的父母擦干眼泪，代她作出艰难的决定，为这世界留下宝贵的生命礼物，让她的一部分生命，仍能在这个世界上延续。这是对生物生命的超越，让有限的生命焕发出无限的光亮。

　　上世纪50年代起，逐渐成熟、被称为“医学之巅”的器官移植技术，已成为众多终末期患者得以延续生命的最后企盼。然而，我们现在面临的现状是，我国器官需求与供给比为150∶1。有90%的病人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死去。

　　器官捐献遇到了一只“拦路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安徽长丰县一位名叫程凤无的老人去世前签下遗嘱，要求捐献遗体和所有可用器官，老伴与子女同意执行遗嘱。安徽医科大学遗体捐献接受站工作人工员到了村口，被村里人拦住了。村里人将程家围了起来，大骂其子女不孝，老伴糊涂。尽管完成了老人的遗愿，但程家人却无法再在村里立足，只好搬走。

　　在国外，遗体器官捐献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但在我国内地却行不通，观念没有跟上，宣传做得不够。在内地各大医院，几乎很难看到器官捐献的宣传册子。家属们从红十字会那里第一次接触到“捐赠”，无异于往伤口上撒盐。协调员已经将盐粒撒到了刘军兰家属伤口上了，结局会怎么样呢？我们当然渴望着更多的超越。

　　4点钟探视时，刘军兰的母亲希望能进科室，再看看刘军兰。我们不忍心拒绝这位母亲。5天之内，她老去了50岁。

　　她呆呆地望着刘军兰的脸，那脸浮肿得变了形，像一个被无限发酵的馒头。蜡黄的皮肤被撑得薄薄的，吹一口气，就会破。她哽咽着，叫着兰，兰。她伏下身轻轻抚摸着刘军兰的手，摸了手背，又把手翻过来，摸她手掌。

　　你们来摸，她是热的，热的。刘军兰的母亲喃喃自语。

　　她又将脸贴着刘军兰的脸，贴得紧紧的。她说，这儿也是热的，热的。她猛地抓住一个护士的手，贴在刘军兰手上。你摸，摸，是不是热的，是不是？她盯着刘军兰的手，那手那么温热，这个热的女儿怎么会死？“热”纠住这个母亲不放，她大叫着：你们来摸，热的呀，热的呀！

　　她连男朋友都没谈过，她还只有26岁，她怎么就走了？刘军兰的母亲瘫坐在地上，失声痛哭。她一边哭，一边质问。谁能给她回答呢？她望着白茫茫的天花板，绝望地摇头。

　　我们搀扶她走出科室，她双手冰凉，浑身颤抖。这时，刘军兰的父亲和哥哥也提出了进科室的想法。护士小刘很为难地说，刚才不是进去看了吗？刘军兰的哥哥说，我们没进去。他语气低沉，眉头紧皱。像有根导火线缠在他腰上一样，只要我们说不，他就引爆。

　　刘军兰父亲掀开她身上的被单，只有下体处盖着一件病号服。他用手轻轻地触摸着她的身体，从脖子到小腿，他触摸得那么仔细。触到刘军兰右下胸时，他问道，这里怎么有刀口？这里肋骨撞断了。肋骨？当时救护车送过来时，就发现肋骨被车撞断了呀。哦。他应了一声，又一次从头到脚地触。一寸皮肤一寸皮肤触摸过去，他在寻找着什么。刘军兰的哥哥沉默着，他的目光在刘军兰身上一遍遍搜寻。他也在寻找。

　　在这具脑死亡肉体上，他们在寻找什么？

　　他们在寻找证据。刀口。取走器官的刀口。

　　我们回过神来，心底抽了一口凉气。他们以为我们已经取走刘军兰的器官，怎么会这样想呢？

　　如此荒谬，我们只有苦笑。这荒谬却是可以被原谅的。他们被“死无全尸”打倒了，刘军兰会缺个心脏缺个肝被送往火葬场？不。他们得让她完整离去。

　　把这边翻一下。刘军兰的哥哥吩咐。我们不敢怠慢，连忙将刘军兰的身体侧过来，他们低下头，仔细地看。

　　薄薄的被单重新盖上。刘军兰的父亲将她胸前的被单往上拉了拉。他冷冷地说，你们不要再打电话了。

　　打电话？

　　你们。

　　我们？没有啊，什么事？

　　不要再说捐赠的话。

　　捐赠？

　　捐赠，器官。他将这个句子截成两段，他说得很吃力。说完后，长长地叹了口气。

　　刘军兰的母亲原本坐在椅子上，一见他们出来了，赶紧站起来，三个人很快地交换了眼神。科室铁门快关拢时，刘军兰哥哥说，你们不要再打电话了，不要给我们提这个事。他的语气里有愤怒，有无奈。我们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们并没有给他们打电话，作为收治医院，我们没权利和家属谈器官捐赠这件事。这两天，是红十字会的协调员在和他们沟通。从他们刚才搜寻证据的荒谬举动里，可以想见协调员撒上的那盐粒太重，他们完全不能接受。刘军兰的亲人不需要赞美与敬意，只愿意这个连男朋友都没有谈过的肉体保持她的纯净和完整，“体面”地离开人世。

　　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尊重。小刘伸出的七个手指外加另外三个手指都只能是理论上的，它们起于医学，止于伦理。

　　凌晨5点10分，刘军兰停止心跳。7点53分，屈医生开始填写死亡证明。7点58分，她填了3分钟，刘军兰的一生填完了。

　　补记：

　　昨天下班前，护士长召开了一个简短会议。强调这两天与刘军兰家属打交道时要注意的事项。

　　第一，家属问起病情，就只说病情，与病情无关的任何话都不能提。关于“脑死亡”的概念，家属不问，我们也不要说。

　　第二，不要特意表现出对家属的关心和热情。其他家属可以，但这两天对刘军兰

　　家不可以。

　　说到第二点，护士长看了我一眼，补充上一句：特别是周老师，我理解你想多陪家属说会儿话，但刘军兰家比较特殊，一旦我们说错话，就会给我们造成大麻烦，我们得保护好自己。　　护士长的话引起大家的不满，这无中生有的事，怎么弄得像个真的。

　　护士长说，我们多理解一下家属吧，他们这样想，也情有可原。尽量做到让他们满意。

　　下班时，我第一次没有从科室正门出去，刘军兰母亲和大哥就坐在门口。他们严峻的眼神扫过每个从科室走出来的人：哪一个要将刘军兰的眼角膜、肝摘取下来。

　　我走另一个侧门，回家后，我打了两个电话。　　第一个打给爱人胡。我去红十字会填写器官捐献志愿书，好不好？

　　你疯了，神经病。胡骂了一句，电话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