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学是一门以地域为单元,研究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经过长期的探索,人们认识到它的核心是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形成过程、结构特征和发展趋向规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把客观存在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作为整体,加以优化和调控的可能途径和对策,其目的是为了谋求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我国古代在很多哲学、历史和文学的作品中包含了人类活动和自然界相互关系的论述,认为人地关系有和谐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这可以看作是人文地理思想的渊源。比较系统的论述则见诸历代的正史中的地理志、各类地方志和游记中,涉及面广,但零星而分散,又和其他学科交错在一起,因而古代人文地理学的个性是不明确的,只是知识和资料的积累过程。直到鸦片战争后,西方的近代人文地理学才随着其他科学技术开始传人中国,特别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通过外国学者、传教士和我国派往欧美的留学生而陆续引进。此后在大学中设置地理系,成立地理学会,并建立了专业的地理研究所,广泛开展近代人文地理学的讲授和调查研究,但限于经费,工作规模小,出版成果少。
解放后,地理工作者得到了良好的工作条件,配合各项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但在初期的十多年中,国内各项工作都向原苏联学习,我国地理学基本上也按原苏联的模式来发展,引进了不少原苏联地理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如农业区划、经济区划、地域生产综合体等,加快了我国人文地理学的现代化过程。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即三四十年代原苏联地理界在当时左的政治干预下,把人文地理学当作唯心主义“伪科学”加以全盘否定,以经济地理学取代人文地理学的观点也引入了我国,致使我国人文地理学中一度出现经济地理学“一花独放”,而其他一些分支学科被视为禁区的极其不平衡的状态。同时原苏联地理学强调发展二元论,把它肢解为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两门属性不同、互不联系的学科,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地理学的健康发展。
经过“十年浩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战略性的大转变,带来了科学的春天,使人们敢于从教条的、空洞的概念中解放出来,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地理学的理论和实际问题,重新评估和认识人文地理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自然环境和人文现象的地域差异性大,加以历史悠久而变化大,近年又处于改革阶段,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多种多样的问题,这就为人文地理工作提供了广阔的研究领域。正因为如此,在我国发展人文地理具有天赋的优越条件。1980年初,中国地理学会因势利导,在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发出了复兴人文地理学的号召,并相应地成立了专业委员会来组织、推动、交流人文地理研究。原国家教育委员会也决定在各大学地理系中开设人文地理课程,个别大学还成立了专业的人文地理研究所,出版《人文地理》学术期刊,很多富有才华的中青年地理工作者踊跃投入到人文地理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原先被冷落的一些人文地理分支学科,现在已成为热门;原先被视为禁区的一些分支,现在有人敢于钻研;至今尚无人问津的一些新学科,也有人开始探索。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人文地理学确实已走上复兴创新的道路。
今后的发展,总的目标是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地理学。这就要求联系我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实际,根据中国的国情特点,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和改革、开放、搞活的需要,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出现的一些具有明显地域性和综合性相结合的问题,主题是协调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并要求通过多方面的大量实践,逐步总结我国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配合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的各项人文地理研究工作取得的有效经验,系统建立我国人文地理学的理论体系。
已故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先生,生前曾主张要从五个方面来衡量一门学科是否成熟,即:一要有一大批高素质的专业科学家;二要有学科本身的理论体系;三要应用具有本门科学特点的方法;四要在为国民经济服务中发挥非其他学科所能替代的作用;五要有大量本门学科的成果资料的积累。这五方面的尺度是相互联系的,其中成果出版发行的数量和质量显然是最具体的衡量。
为了系统展示我国现代人文地理学的成就,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和科学出版社合作,计划组织人文地理学界合力编写一整套《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包括人文地理学及其主要分支学科,争取于近几年内陆续出版。这在学术上无疑是对中国人文地理研究的一个阶段总结,还可和80年代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自然地理》丛书相匹配,完善对中国地理的研究。甚望通过《中国人文地理丛书》的出版,把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人文地理丛书(典藏版):中国文化地理》:
四、金的兴起与宋、金对峙
在宋因改革引起的政治分歧之时,辽的东北境内的女真族开始兴起。公元1114年,松花江中下游的女真完颜部首领阿骨打起兵反辽。由于连连取胜,遂于翌年称帝建立金国,定都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子),称上京。
金建国当年,大败辽天祚帝亲率大军的进攻。翌年,攻下辽的东京辽阳府。公元1120年,金又攻下辽的上京临潢府。两年后,又依次攻下辽的中京、西京、南京,使天祚帝逃亡到夹山(今内蒙古萨拉齐西北)。到1125年,天祚帝被擒,建国218年(907~1125)的辽遂亡于金。
当辽在金的进攻下节节败退之时,宋认为是联金灭辽、收回燕云十六州的大好机会。宋遂与金在1120年签订共伐辽的“海上盟约”。盟约商定,金取辽长城以北辽地,宋取辽占的燕云十六州;宋将原给辽的岁币转给金。若宋不能按约出师,宋即失去对燕云的管辖。
当金攻辽长城以北之地时,宋正困于方腊在东南的起义,出师北上(1122年)已晚,而两次攻辽时反而又为其所败。结果,燕云十六州被金攻取,金只将其六州给宋,要宋除给岁币外,另加六州代税钱100万缗。当宋接受六州时(1123年),金帛子女皆被金席播而去,当下的只是空城。
在执行“海上盟约”中,金看出宋的腐败无能,遂决定乘宋无备南下灭宋。公元1125年10月,金分山西、河北两路大军南下,山西一路受阻,河北一路则直逼汴京城下。宋此时慌了手脚,徽宗急忙禅位于子钦宗后南逃。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金兵到汴京城下,主战派李纲临危受命,组织军民守城。由于宋勤王援军到达,金考虑孤军深入,在取得宋割中山、河间、太原三地议和后遂退兵。
汴京解围,宋以和议已成,遂遣还各军后,又罢黜主战派李纲相位。未想到,6个月后金又派大军南下,11月包围汴京,不久城破,钦宗投降。翌年4月,金大掠汴京,俘徽、钦二宗及后妃、宗室3000人北归,经历167年的北宋遂灭于金。
康王赵构为徽宗第九子,钦宗弟。在金二次围汴京前,被派往金营求和,途中形势变化,避于相州(今河南安阳)。汴京被围后,钦宗以腊书诏令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起兵入援。金兵北撤后,构遂于原宋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1127年)为高宗,改元建炎。
赵构即位后,怯于金军兵盛,采取消极避战。在金军南下追击下,先逃扬州,继避杭州,后又被迫乘船去温州。金原想乘胜追击,就可消灭高宗,占领江南。但在江南与秦岭受到很大阻力后,不得不改政策,以先巩固北方,以后再图江南。对南宋来说,虽然秦岭、淮河一线增强了防御,但无信心收复失地。另外,又怕打败金兵后,徽、钦二宗被送回,自己失去帝位;诸将又可能居功自傲,割地自立,影响自己权位。出于这种私心,高宗逐选议和偏安之策。
由于以上原因,南宋与金于1139年和议初成。南宋向金纳贡称臣,金将河南、陕西还宋。后因金主战派当权,毁约举兵南下,宋兵奋力抗击,岳飞率军在河南大胜,高宗怕失去和议机会,强令岳飞退兵。金因被岳飞所败也同意和议。1141年的“绍兴和议”除维持原和议外,则改为大散关至淮河为界,使宋又失去更多土地。和议刚成,高宗与秦桧就以“莫须有”罪名将主战派的岳飞父子杀害。从此开始了南宋的偏安与金的对峙。
高宗以后,宋、金基本和平交往,但先后仍发生4次战争。第一次,1161年金海陵王倾国之兵南下,被宋军阻于长江,后海陵王因兵变被杀,南侵失败。第二次,两年后,南宋主张抗金的孝宗派兵北伐,因军内不和,先胜后败,遂于隆兴二年(1164年)签订“隆兴和议”,宋对金不称臣而称侄,岁币也酌减。第三次是宁宗时的宰相韩侂胄乘金受北方蒙古侵扰时举兵北伐,但兵败,韩也因此被主和派所杀。嘉定元年(1208年)所签订的“嘉定和议”,宋对金改称伯,不但增加岁币,还付了犒军费(战争赔款)。其后,金在蒙古兵打击下,迁都开封,想取南宋江北之地以补其对蒙之失,遂于1217-1222年的5年内,三次以大军南侵,但因势力已弱,败多胜少,败退淮北,宋也无力乘机收复河南之地。公元1234年,金遂在蒙古与南宋联合下所灭,但宋的弱势又引起蒙古人的南下,于1276年兵进临安,如同北宋灭于金一样,南宋遂灭于蒙古。
在宋、金对峙下,南宋虽然在经济上继续发展,人口数约1亿,与北宋时全国相近。当时,都城临安的繁荣及人口总数都占世界的首位,为第一个世界上超百万的城市。在政治上,从南宋的几个皇帝来看,高宗是思想上畏金如虎,为保住自身的帝位,以不惜陷其父兄于异域,戮杀忠臣于监狱,称臣于金,签订和约。在海陵王破坏和议下,不得不退位,让位于孝宗,自为太上皇。孝宗立,遂以武力改变宋金关系,但宋军怯金及主将失和,不幸兵败,在太上皇干预下,以“隆兴和议”结束。孝宗仍不忘恢复中原,但太上皇的制约难以事成。到太上皇去世时,孝宗已过花甲之年,因不愿向新继位的金章宗称侄禅位太子(光宗)。5年后,外戚韩侂胄等迫患有精神病的光宗退位,立子为宁宗。南宋前3个皇帝都是内禅,从宁宗开始,其后的理宗、度宗却都是被权臣所拥立。因为南宋是宰相兼枢密使,从秦桧为相以后,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都是以权臣拥立有功而专擅朝政。而宁宗的昏庸无能、理宗纵情声色、度宗又荒淫无度,致使南宋的朝政腐败,社会矛盾加剧,蒙古铁骑终于在1276年2月兵临临安城下,即位仅一年半,年仅6岁的恭帝出城降于元。宋朝太祖时,为防止内部武将的割据与取代,而确立重文轻武、以文制武种种制度,结果积弱之弊始终无法克服,终于南、北两宋皆亡于外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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