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以中影股份领衔出品的电影《建国大业》为依据，用翔实的史料，讲述了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开国大典、组建联合政府、肃清匪患等重要历史事件，生动地反映了开国初期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诸多方面。共和国诞生初期的辉煌印记，恢弘再现；领袖与人民大众协力开创新中国的历史篇章，纵深记录。本书作为爱国主义教育读本，引领我们置身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更加深了对伟大祖国的热爱。
何虎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和当代中国民族宗教问题。出版《建国大业》、《洪流纪事》、《伟人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研究》等十余部著作，在重要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不仅中国人反对内战，就是世界舆论也都希望中国战后实现和平，尤其是对中国政局具有重大影响的美国和苏联，也都不希望看到中国再爆发内战。
全力支持和援助蒋介石来控制中国，是美国政府在抗战后期便确定下来的对华政策，但是，美国人知道国民党不可能在短时期内用武力解决共产党问题，他们表面上反对中国内战，声称美国不能援助一个被内战搞得支离破碎的国家；并且主张蒋介石在政治上做出一定的让步，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国共争端。
苏联当时承认国民党政权，尽管他们仍然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秘密联系。但这个与中国拥有漫长国境线的邻邦，曾经遭受到战争的创伤，由于要致力于国内的建设，因而也不愿看到中国内战，要为自己保持一个和平的建设环境，一个稳定的国共和平共处的邻国符合苏联的需要。
尽管蒋介石在抗战后期，便把注意力转到了如何限制并尽快消灭共产党的问题上来，然而，由于日本投降突然，国军精锐躲在大后方，因而，要立即发动全面内战，武力剿共，尚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因而蒋介石不得不考虑改变策略。
而且，当时苏、美都明确表示支持国民党政府，因而蒋介石存在幻想，只要苏联不支持中共，对中共施加压力，通过谈判迫使中共妥协，用政治手段削弱甚至彻底瓦解中共的力量，争取不战而胜。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决心打出和谈旗帜。
8月14日，毛泽东收到了蒋介石的第一封邀请电报。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加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1945年8月14日”
这封电报打破了由陈布雷起草的惯例，是由国民党政府文官长吴鼎昌起草的，事先连《中央日报》社的社长、主编都不知道。如此保密，可以看出蒋介石是准备在政治上对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想要打共产党一个措手不及。
8月16日中午，延安发出毛泽东起草的由朱德总司令名义致蒋介石的电报。随后，毛泽东复电蒋介石：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疑点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得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在公开复电的同时，毛泽东接见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政府驻派延安的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明确告诉他们，他目前不准备离开延安，希望他们转告重庆。
蒋介石洋洋得意，认为毛泽东退出朱德当自己的挡箭牌，而自己拒绝来重庆的反应正中他的下怀，有利于他的和平攻势。他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他是要和平的，毛泽东才是拒绝和平的那一方，他要将毛泽东置于进退两难的局面中。于是，8月20日，蒋介石又发出第二封邀请电报，电报先对他抢夺胜利果实的行径进行一番辩解，推说“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并企图借助“盟军”的名义，来压迫中共就范，然后又冠冕堂皇地说：
“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惠然之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电报用语之恳切，真让人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蒋介石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深明大义，以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为第一生命，体恤人民疾苦的人？值得注意的是，这封电报还未到延安，中央社的新闻电中已经发表了电报的内容。这一情况同第一封电报发出时的情况迥然不同。可见蒋介石用心之良苦。他的第一封电报是为了在政治上搞突然袭击，第二封电报则是为了进行政治宣传：是你毛泽东不考虑人民的疾苦，不以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为重。否则，你毛泽东为什么不肯接受我的邀请到重庆来共商建国大计呢？
为揭穿蒋介石的真实意图，表明中共的和平诚意，8月22日，毛泽东发出给蒋介石的第二封复电：
“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毛泽东为什么说从中央社新闻电中读得复电呢?这里蒋介石耍了一个小小诡计。当收到毛泽东第一封复电时，蒋介石便坚信毛泽东不敢来，所以第二封电报便先播发新闻后致电延安，让国内外皆知我蒋介石之和平诚意，而共产党拒邀则足其见心存分裂，缺乏和平诚意。
延安此时确实难下决心，中共政治局成员几乎全部反对毛泽东去重庆，因而在8月22日的第二封复电中对于他本人是否去重庆，避而不谈。事实上，毛泽东决定让周恩来出去谈，是想先作一番侦察，看看蒋介石开的是什么盘子，然后再就他自己是否去重庆做出决定。
蒋介石根据驻延安联络参谋的情报，断定毛泽东肯定不敢来重庆，他正好借题发挥，将“和平”的调子唱的更高。8月23日，他又在这种情形下发出第三封电报：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遇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接，特再驰电速驾！”
醉翁之意不在酒。蒋介石再三电邀毛泽东赴渝商谈，其理由也说得十分冠冕堂皇，大有刘备三顾茅庐之坦诚。他明知毛泽东不愿从命，却又故作姿态，再三邀请，等待毛泽东再一次拒绝，以便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不要和平”、“不肯合作”的大帽子扣在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头上。
正当毛泽东踌躇之时，斯大林的电报也到了延安。电报的语气与其说是规劝倒不如说更像是命令：
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覆灭危险。
“究竟是谁要打内战?”看到电报上的话，毛泽东不禁火冒三丈，一把将电报扔到桌子上。
面对蒋介石咄咄逼人的和平攻势和苏联的压力，8月23日下午，在延安枣园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大多数同志赞同周恩来的意见，认为不应轻易出去，还要看一看再作决定。朱德和彭德怀支持毛泽东去重庆。
正当此时，斯大林的第二封电报发到延安：
“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打内战消灭你们，但他已再三邀请毛泽东同志去重庆协调和平建国事宜，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来承担?我建议毛泽东同志到重庆去参加会谈，他的安全由苏美两家负责。”
到底是去还是不去？毛泽东猛地掐断烟头，把烟蒂往地上一掷：“去!他以为我不会去重庆，我偏要揭穿他假独裁真内战的阴谋，让全国的老百姓看清真相。”
毛泽东打定了去重庆的念头，哪怕是鸿门宴，也要去。重庆谈判就这样在国民党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定了下来。面对蒋介石扔来的带刺橄榄枝，毛泽东终于决定接过它。
蒋介石欲扛和平旗，熟料此事有变，如意算盘落空，所以重庆谈判尚未开始，蒋、毛的斗法中，蒋介石便已输了一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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