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出版背景如下：1970年，日本左翼作家大江健三郎发表了论著《冲绳札记》，由岩波书店发行。冲绳(原琉球王国)被日本吞并后，始终处在被“日本本土”歧视和利用的地位。二战末期，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为了在本土充分备战，命令冲绳驻军尽力拖延美军的进攻，而为了节省驻军的粮食，又诱使冲绳居民集体自杀。二战后，日本政府不顾冲绳人民反对，强行将美军基地安设在冲绳。日本右翼分子还通过其控制的舆论工具，抹杀冲绳人民的痛苦记忆，使本土青年一代无法了解冲绳问题的真相。大江健三郎通过实地考察指出，当今日本本土的繁荣是建立在牺牲冲绳的基础之上的，而本土人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甚至有意回避这一点。由此，大江对日本民族的特性进行了批判，提出了“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的疑问。该札记出版后社会反响强烈，至今再版不断，也引起了日本右翼的嫉恨。本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有助于我国读者了解当今日本社会转向右倾的来龙去脉，提高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警惕。
本书各篇论文揭示了冲绳战役中集体自杀的真相，指出二战以后，日本右翼思潮从未消失，近年来更加甚嚣尘上，思潮已演变为具体行动，右翼势力时隔多年提起诉讼的险恶用心，就是企图将悲惨的自杀美化为“美好的殉国”，以此蛊惑当代日本民众走上战场，为复活军国主义捐躯。本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有助于我国读者了解当今日本社会转向右倾的来龙去脉，提高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警惕。
寻求通往不远将来的“证言”
——完成冲绳战役之审判
大江健三郎
一
从2005年这场审判开始以来，直至最高法院宣布胜诉的今年（2011），我围绕这场审判，在报纸上名为“定义集”的专栏写了三篇文章。第一篇写于审判开始后的第二年，当时，文部科学省在审定2006年度教科书之际，从日本史教科书中删去了“集体自决”（“强制集体死亡”）是“被日军所强制”这句表述。我在《琉球新报》上读了文部科学省教科书科所作的如下说明：
围绕《冲绳札记》（岩波新书版）的审判，关于参考原告的“不曾有命令”这种意见陈述，“司法判断在现时点上尚未作出，但是当事者本人已在公开场所作出证言，因而我们无法全然不予参考。”
这场审判，是由特定集团怀有明显的政治意图发起的，倘若在司法判断尚未作出的时点上，文部科学省就以这种思路处理问题的话，教育将会受到极大扭曲。为了抵抗这一切，我这个被告必须获得胜诉。
第二篇文章则从我站在大阪地方法院的法庭上，阅读了原告方陈述书以及大量书面证据，得知对方在公开场所作出证言之事写起。原告方辩护人德永信一这样写道：
……在平成12年（2001）10月的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上，曾野绫子谴责大江的《冲绳札记》以“罪之巨块”等站在“神的视角”的立场上对原大尉赤松作出的定罪，指出“这种论调固化了‘蛮不在乎地牺牲冲绳县民众生命的魔鬼般人物’这种传闻，传播并扩展了憎恶之情，以‘自己是和平主义者，社会上却还有这种恶人’的形式给赤松（原）大尉定罪，深深伤害了赤松部队所属成员的内心……这无疑是超越人类立场的私刑。”（该审议会议事记录）
现从曾野的著作《某神话的背景——冲绳：渡嘉敷岛的集体自杀》中更为详细地将曾野的思考抄写下来。
大江健三郎在《冲绳札记》中写道：
庆良间集体自杀的责任者大概也在不断地试图如此欺瞒自己、欺骗他人。但作为人要为巨大的罪之巨块……（后略）（省略部分是《冲绳札记》中接下去的如下内容：“站在如此巨大的罪之巨块面前，他还是希望想方设法堂堂正正地活下去的。”后面将会详细讲述，这里所说的他，便是庆良间的守备队长。）
这种判断是我无法勉力为之的。使用“巨大的罪之巨块”这种最大级别的告发形式，有两个理由我无法做到。
第一，作为市民，我不能认定那是确实发生的事实，因为我当时并不在场。
第二，作为人，我无法以那种确凿的程度来证明他人的心理，因为我不是神。
我在法庭上作了证言。在我之前提供证言的赤松秀一表示，他之所以知道《冲绳札记》，是通过曾野绫子的著作从而取来《冲绳札记》，也只是跳着翻阅了一些。另一位原告是梅泽裕，他在稍后提供证言时也表示，在审判开始之前他并未读过《冲绳札记》。两位原告陈述了我将庆良间列岛两个守备队长当作“极恶之人”的旨趣，不过，毋宁说这是受到曾野的文章的影响吧。在《冲绳札记》中，不要说极恶之人，就连恶人这种话语我也未曾用过。原告们提出的所谓名誉毁损的根据，大致基于曾野的著作，而准备且推进诉讼，甚至炮制出在高等法院用“谎言”而一举获胜的新证人的，则是那些持有政治动机的人。
日军驻守冲绳的第三十二军和两个岛屿的守备队制造出“军官民等同生共死之一体化”这种纵向结构，强迫多达七百人的岛民“集体自杀”，对于这个“罪”，我作为一个从不曾将自己标榜为任何“神”的凡人，不是以“神的视角”，而是以人类的眼睛在进行批判。而且，我也不认为这个战争罪行是个体的人（因其为恶人）的行为。两位守备队长置身于“日军驻守冲绳的第三十二军以及两个岛屿的守备队”这种纵向结构的最前端。
我曾表示，作家曾野绫子的立论源于对《冲绳札记》文本的误读。首先，我要从《冲绳札记》中，复原被曾野省略掉的部分，在必要之处加上着重号并予以引用。
作为人所要进行的赎罪，就是站在如此巨大的罪之巨块面前，他还是希望想方设法堂堂正正地活下去的。
这里所说的他，是渡嘉敷岛的守备队长。罪之巨块，则是他在现场不可能没有目睹的、日军阵地旁的低洼处躺着的“巨大数目的尸体”。站立在罪之巨块前的他，是如何使得这罪之巨块成为可能的呢？
当时，我不愿写为“躺卧在渡嘉敷岛山里的三百二十九具岛民的尸体”。在准备高考期间，我曾借助绿色企鹅丛书读了《没有尸体的杀人》那类侦探小说，得知指他杀致死之遗体的corpusdelicti这个短句。倘若回到原初的拉丁语里，corpus是身体、有形物，而delicti则是罪恶的。我将这个指尸体的话语原样处理为“罪之块”这个日语，还从超过三百人的巨大数目这个语义上写为罪之巨块。守备队长就站在将他置于纵向结构前端的日军的强制所造成的集体死亡（自不待言，这里说的是大量杀人）、作为犯罪实体本身而累积起来的尸体面前。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会被误读成这位守备队长是罪之巨块呢？
对于原告方律师德永（他一度轮换下去，做好准备之后再度上场）的反对询问，我作了如此回答。在被告方直接询问这个环节，我们的律师秋山幹男要求我从书面证据中朗读《某神话的背景》中的一节。
当年集体自杀之际曾在赤松嘉次大尉属下任中队长的富野稔少尉后来出任自卫队一佐，曾野前往他任职的地方进行交谈，并摘取以下一段谈话放入自己的这本书里：
毋宁说，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以如此美好之心为国捐躯，为什么到了战后，那些人的事迹被说成是命令之下的被强制行为？这不是在自行藐视那种死亡的纯洁吗（自行：原文如此）？对此我不能理解。
“我坚信正是讲出这番话的人才是藐视人类。”我用这句话结束了自己的证言。
二
无论一审还是二审，我们都获得了胜诉。接下去，这个胜诉在最高法院得到了确定。最高法院宣判之后，我将自己的评述全文写在里：
因在柏林自由大学授课，我需要在柏林滞留一段时间，无法直接听取判决。现在，我很高兴我们的主张被全面认可。三十八年前，我之所以写下这部《冲绳札记》，是因为认识到冲绳的人们在日本现代化历史中被强加的诸多牺牲，清晰地自觉意识到那个责任。在冲绳战役之中，在渡嘉敷岛和座间味岛上，七百岛民由于军队的参与（通过接连出现的新的证词，我认为这是无限接近于强制的那种参与）而集体自杀，这便是冲绳民众的牺牲之典型。本土的我们清楚地记得这一切吗？我使用向包括自己在内的同时代的日本人询问这个问题的方式，写下了这本书。
我对于这场审判的基本态度，就是守护目前仍被持续阅读的《冲绳札记》这一作者的愿望。原告方明确表示了发起这场诉讼的政治目的，那就是用所谓“为国捐躯”和“美好的尊严之死”这个悲惨的牺牲蒙骗民众，从而使得民族主义的气势得以复兴。
在来日无多的当下，我要将对此的抵抗置于自己身为作家的工作之中心。这便是我的所思和所想。
这里讲述的内容，我想在目前这个阶段为其中两点加以附注。其一，是我刚才所说的、将“守护目前仍被持续阅读的《冲绳札记》这一作者的愿望”当作自己面对审判的基本态度。
在这场诉讼的审理期间，围绕《冲绳札记》的以下记述出现了“那不是歧视性表述吗”的批判。1970年春，读了庆良间岛遭强制的集体死亡事件之责任人为出席举办于渡嘉敷岛的慰灵仪式而前往冲绳这个报道后，我写下了当时的思考。围绕其中一部分内容，还产生了先前所说的误读，不过关于歧视性表述这种批判，则是出于“时隔二十五年后的屠杀者和幸存者的重逢，就连被甘甜的泪水所包裹着的和解不也有可能实现吗？对于存有渡嘉敷岛实际发生之惨剧的具体记忆的人来说，这却大概是他所能抱有的经不住正视且扭曲了的幻想”这段内容中的、现在被我加上了着重号的单词“屠杀者”。
我的这篇文章最初送往《世界》杂志连载之际，曾有人询问“‘屠杀者’该不是歧视性用法吧”，当时，我曾向来函的这位读者说明了我所思考的内容。我当然是在“杀死悲惨之人的人”这个语义上使用这个词语的，而且还经过了诸多思量。
执笔时，我曾确认现在的出版物（在自己阅读过的日本作家的著作以及翻译作品）中，并不存在作为屠夫那种为制作食用肉类而杀死动物这个职业的人之通称而使用“屠杀者”的例子。我认为或许会有“屠杀人”这种用例，便创出了从日语的感觉错开去的“屠杀者”这种用法。
“即便如此，把你的这个造词理解为歧视性话语的读者也还会有吧。”对于这个询问，我也没有答以“那是不可能的”的根据。但是，我想强调的是，自己想要守护这个造词。我还告诉对方，如果有人将其理解为歧视性话语的话，我将在公开场合进行说明。然后，我们之间的对话就此结束。
审判处于最高潮之际，某人（们）对于“屠杀者”的批判再度出现，就连我方律师也对我进行了询问，而我则述说了同样的话语，并将其写在了提供给最高法院的预备书面材料上。尤其是既然已成为审判的对象，我更怀有一种情感——想要一个词一个词地坚守写在《冲绳札记》里的文字。然后，审判结束了，倘若今后需要增印的话，我打算将这一行改写“时隔二十五年后的杀人者和幸存者的……”
我想加以附注的第二点，是关于评述中所说的“接连出现的新的证言”。审判刚刚开始，我方律师秋山幹男、近藤卓史、秋山淳三位先生随即动身前往现场并持续工作，他们是要从集体死亡事件的幸存者那里听取讲述。那是充满痛苦和悲伤的发言，他们还清楚地了解到一种危机感——那些幸存者中的大多数已然永久沉默，终将从教科书中抹去的危机感。这些证言将为我们带来胜利，更将超越这个胜利，为冲绳战役的历史结出重要的果实，我将其视为贯穿自己作家生活的最大自豪。
那些非人的惨剧难道可以被说成“为国捐躯的美好之心”所造成的行为吗？我希望能够阅读石原昌家的《冲绳之旅?系数壕和轰壕——当国内成为战场之时》（集英社新书版）、谢花直美的《证言冲绳“集体自杀”——在庆良间诸岛曾发生何事》（岩波新书版）。
三
在被告知最高法院的裁定之时，我仍处于东日本大震灾的冲击之中。我开始重新阅读《冲绳札记》，从曾经成为审判争议点的章节中，找出接近开首部分的、正确说来是第二章“《八重山民谣志》”69、第三章“面向多样性”这两章。我在这里讲述了写作这些章节时自己最为急迫的关注。直截了当地说，是“关乎覆盖冲绳的核战略体制”。
约翰逊总统命令全面停止轰炸北越后不久，从嘉手纳机场起飞的美军战略轰炸机B52坠落并引发了大爆炸，我为报纸上的这条新闻报道所触动，开始写作第二章，担心据说储藏于嘉手纳附近的美里村知花弹药库里的核武器也受到大爆炸影响的话……
我在反复思考发生于福岛核电站的核事故以及目前的普天间机场之事，更在思考亚洲核状况的前景。而且，我再度回想起自己开始写作《冲绳札记》时，尽管已经深刻意识到，却没能遵从自己的意愿深究下去（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那勇气）的问题还有不少，目前那些问题仍然原样存在。
审判开始之际，我决定在结束阶段必须写出结尾——把写下有关死于事故的冲绳友人的文章作为序章而起笔的《冲绳札记》的结尾。不过，现在我感到为此而使用的稿纸数量和时间都很多，毋宁说，或许会成为另一本新书吧。在这场审判的五年零八个月期间思考的问题和目前仍在持续思考的问题，都在不断凸起、膨胀。
谨抄录留存的卡片上的新内容。5月24日的《朝日新闻》刊载了如下新闻：政府与冲绳县共同设置的冲绳政策协议会的美军基地减轻负担部会已在首相官邸召开。在预定于6月下旬举办的日美外交、国防部长级（2+2）会议上，日美两国政府将对推进普天间机场在冲绳县内搬迁之事进行确认。在此之前，菅直人政府有必须预先对冲绳方面说明减轻负担的政策，据说减轻负担部会即是为此而召开的。然而，冲绳方面却未能接触到政府的具体构想。听说仲井真知事表示：“美国与琉球的关系极为糟糕。日美所希望的基地之稳定将难以维持。”
在那篇报道中，唯有一处显现出松本刚明外相对冲绳方面表现出建设性姿态。那就是依据东日本大震灾的状况，冲绳县民众提出在遭受灾害时希望能够前往美军设施内避难这个要求时，外相答以“将考虑积极支持美国与冲绳之间的交涉……”
冲绳本岛建有巨大的美军基地，冲绳县民众却被拒之于门外。在遭受灾难时，冲绳县民众（比如普天间机场近旁的学校的孩子们）希望能够进入美军设施内避难。这简直让人感到本末倒置，而日本政府说是将支持为获得这个许可而进行的交涉。
冲绳没有核电站，但如前所说，在我开始写作《冲绳札记》的时候，冲绳两家报纸集中报道了美军战略轰炸机坠落以及由此引发大爆炸这个危机性事件。那些报道的写作者将其视为冲绳所有岛民感觉到的切切实实的忧虑，因为与表面情况不同，得知嘉手纳附近的弹药库里储藏着核武器，很可能引发这种忧虑。
假如核战争爆发（无论是有准备而发动的，还是始于事故的核战争），美国核战略中的亚洲最大前线基地将会变得怎样呢？较之于百年一遇、二百年一遇那种规模的巨大天灾，核爆炸无疑更具有现实性。我们必须说出一种奇异的景象，就是我们对这个核爆炸不予考虑，或是作出一副不予考虑的模样而生活过来，并将继续生活下去。然而，我在写作《冲绳札记》第二章和第三章期间，就已经感到手足无措，一筹莫展。
且不说以上这种“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态，即便是关于“过去”业已发生的往事，我在《冲绳札记》中也未能挖掘出来。那些内容，以及在冲绳战役期间“军官民等同生共死”之一体化的吆喝声中、岛民被强制残酷死去的那一个个的集合体，作为清晰显现出来的新证言，在审判期间接连出现。我认为今后倘若《冲绳札记》中有新的东西出现，那将始于我收集的、为不远将来可能发生的可怕事态所作的证言。
对业已发生的往事所作的证言是多么重要啊！在审判中，我已强烈感受到并学习了这一点。来自于通往不远将来之现场的证言，则给予我们一种或许能够有效地避免悲剧不再发生的希望。这就是我将这本书（尽管从刚开始写作《冲绳札记》时，还在壮年的我就为反复哀叹“日本人是什么，能否将自己改变为不是这种日本人的日本人”而遭受嘲笑）和《广岛札记》置于自己工作之根本的理由。这也是我尽管步入老境，却仍然为了守护这本书而从正面接受审判的理由。
现在，我们正处于这场巨大的危机之中，日本人将如何超越福岛并立足于这个经验之上，从只能与核电站共存这个固定观念出发，前往不能与核电站共存这个新的信条并面向将来。在我来说，收集这些证言的工作已经开始。我要把它作为与年轻人的工作相互联结的手段，以收集不能与基地共存这种证言作为自己的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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