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条条通路通智慧：问题

目的和理论

选择和方法

第二篇

访谈录

保罗·萨缪尔森

肯尼斯·阿罗

詹姆斯·布坎南

罗伯特·索洛

加里·贝克

道格拉斯·诺斯

莱因哈德·泽尔腾

乔治·阿克尔洛夫

弗农·史密斯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

第三篇

条条遵路通智慧：答案

发现和洞见

结论

参考书目

译后记

　　《当代西方经济学经典译丛 通往智慧之路：对话10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您的博士学位论文写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的那个额外奖学金是有附加条件的，我得回到南方去，奖学金涵盖了多少时间，我就得待多长时间，否则我就得把钱归还给学校。所以我先是回到田纳西，时间是1948~1951年。1951年，我得到了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聘书。这件事是厄尔·汉密尔顿负责经办的，他当时在芝加哥大学。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正从一所全女子学校转制为男女混合大学，非常迅速地组建自己的教职员工队伍。我决定到那里去。我不知道为什么，但这是我所作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最佳决定。在那儿的教职员工中，有两个家伙，克拉克·艾伦和马歇尔·科尔伯格，他们均了解现代学术界是怎么回事，这是田纳西没人拥有的东西。他们懂得你必须发表论文。我们三人合著了一本教科书。就这样，突然之间，我变成了一个对写文章感兴趣的人。事情就是当我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时发生的。就在这时，邓肯·布莱克和肯尼斯·阿罗各自提出了他们的想法。我对简单多数规则的确切运行方式从来就不感兴趣，对社会福利函数也一样。但1951年，特别是阿罗，引发了汹涌如潮的讨论。我对那场讨论的整个论调感到不满。它实际上让我很不舒服，它看起来根本就不适当。在这整个背后，布莱克和阿罗均持有这样的观念：要是我们能够编制一个社会分类或福利函数该多好。在我看来，事情完全搞反了。他们的理想是一种我们不想要的偏好结构。我们需要避免统治，所以我们实际上想要的是一种循环。我曾写过的两篇最棒的文章，就是在1954年发表的，当时我就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主编厄尔·汉密尔顿把它们刊登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文章是对整场阿罗讨论的批评，抨击了社会福利函数的概念。这一概念在我看来没有意义，现在对我来说依然毫无意义。我从来就不明白保罗·萨缪尔森和艾布拉姆·伯格森的用意何在。我就是不理解这种不知怎地要有某种社会秩序的潜在愿望。于是，我写作了这些没人真正理解的文章，没人理解，只有阿马蒂亚·森①除外。总之，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学术界有什么反应吗？

　　那时没人给予关注。但是，当我现在回过头来仔细推敲我自己的东西时，我真的认为这是我做过的最棒的事情。

　　您写这两篇文章，其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

　　我不喜欢这场讨论中某些论述的隐含意义。我把这看做是一种努力，企图证明多数人将其意志强加于少数人之上是正当的或合法的。这一点要一直追溯到“南方人”思维上。实际上，我的着眼点是想要保护少数人免遭多数人的暴政。我希望尽可能减少人受人的强制。如果你接受布莱克和阿罗的文章的隐含意义，如果你认为少数应服从多数，那你就只会继续把多数人的意见强加在少数人身上。这就是我当时反对的东西，对我来说，是有不同凡响的潜在价值的。一直以来，我始终对受压迫的少数人非常敏感。这一点加上那个维克塞尔思想，让我对于使集体行为合法化，而非变成一个纯粹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方式作出了某种设想。之后，在我逗留意大利那一年（1955年），我的思想又有了转变，这一年强化了上述的许多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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