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_方长安著_9787516199695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项目批准号09BZW052，2013年结项，结果为良。主要内容是考察研究近百年来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既梳理、研究了新诗接受史的外在形态，又揭示出其内在嬗变逻辑、特征与根源；既研究了读者阅读接受与新诗创作、诗学建构的关系，从传播接受角度深化了对新诗情感空间、审美形式生成发展的认识，又论析传播接受对新诗“经典”生成所起的作用，敞开了“经典”塑造的历史，对新诗经典化现象与问题作了深入研究与反思。该研究对重新认识百年新诗“经典”具有重要意义。

　　方长安教授的专著《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人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付梓之前嘱我写几句话，我欣然应允。长安长期致力于中国新诗研究，是本学科点新诗研究方向的传承人。本学科点的新诗研究方向，由前辈学者陆耀东先生开创，已故中年学者龙泉明承教陆门，接踵其后。长安作为龙泉明教授的及门弟子，已是第三代传人。一个学科的研究方向，有三代人的学术积累，也可谓渊源深厚了。长安承接这样的学术传统，十余年来，孜孜砣砣于新诗研究，毫不放松，正应了陆放翁的一句诗：“锻炼无遗力，渊源有自来”，所以才有今天的成就。我在倍觉欣慰的同时，也深感一个学术研究方向的传承，全在于创新。以本学科点新诗研究方向的这三代学者而论，陆耀东先生是著名的新诗研究专家，是新诗史研究的拓荒者，穷毕生精力，成《中国新诗史》三卷，在学界广有影响。龙泉明教授的新诗研究，虽然同样走的是史的路线，却侧重于综合地论述新诗艺术的“流变”。长安的新诗研究，则于史的研究之途，另辟蹊径，将传播接受之学，引入新诗研究，是以有新诗接受史研究之说。
　　从传播与接受的角度研究文学，是最近一二十年来的学术新潮。这种学术新潮不是学者有意要赶时髦，而是因为其中确实蕴含了一种新的学术生长点，一种意义和价值增殖的可能性。以我个人的观察，这种学术新潮产生的近因，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从西方引进的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的影响，它的渊源，也可能与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的理论有关。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论述艺术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但他关于物质产品的生产与消费的理论，却对作为精神文化产品的艺术产品的生产与消费，产生了重要的启示和影响。也有论者说，文学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与大众传媒的兴起和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研究，包括比较文学研究有关，都是实情。这也说明这种新的学术研究的方法是由来有自，不是凭空杜撰。
　　借用一个经济学的术语，文学研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只注重供给侧的问题，即文学的创造过程与文学作品的功用和影响问题，却相对忽视需求侧的问题，即文学的接受过程及其对文学创造的作用和影响。包括从供给侧到需求侧的中介环节，文学的传播过程对文学产品的生产与消费的作用和影响。忽略了这些方面的东西，文学活动创造的产品，即文学作品是如何抵达社会人群，如何对社会人群发生作用，这种作用的结果又如何反过来作用于文学自身，对进一步的文学创造发生影响，都不甚了了，因而造成了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大缺陷。20世纪80年代，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的引进，虽然弥补了这一缺陷，却限于翻译介绍和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实践，真正将这一理念贯彻于文学史研究，改变传统的文学史研究以文学创作为中心，以作家作品为主体的局面，转而从读者的文学接受和接受的“效果史”角度研究文学史，由文学的创作史转向文学的接受史，由文学产品的生产史，转向文学产品的消费史，实现文学史研究的一次历史性的跨越和飞跃，却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演变过程。起先是偏重于具体个别作家作品的接受史研究，是谓微观接受史研究，进一步才是宏观接受史研究，即综合地研究整体的文学接受史，或一种文类的文学接受史，长安的新诗接受史研究，即属于后一种情况。就陋见所及，在新诗研究领域，这应该是首创之作，所以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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