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香一瓣》精选人民日报大地副刊资深栏目“心香一瓣”文章，从1980—2015年三十六年间的五百多篇怀念故人逝者的文章中选编百余篇集结成册。文章作者名家荟萃，能从中看到时代的流变，人与人交往的真挚感情，不同人对人生与生死大事的观点，得见那些不常见却尤其令人难忘的生命细节。
人间俯仰成古今
虞金星
“心香一瓣”，或许是《人民日报》副刊《大地》诸多栏目里最沉甸甸的。
一方面是因为它“资历深”。《人民日报》的综合性文学副刊定名为“大地”是在1983年，但“心香一瓣”栏目至迟在1980年就已经开设，而且至今仍在。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死生之事大。
这一点，古人在《兰亭集序》里说得最清楚：“人之相与，俯仰一世”，“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这是讲时间，讲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讲对“终期于尽”的态度。
无论如何，回忆逝者，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感情上的沉重是一回事，在理智上，要围绕一段已经告终的生命旅程发言，分量也是沉重的。
作为副刊栏目，“心香一瓣”的悼亡怀人之作，并不担负面面俱到的使命。在我看来，这些文章应该就和《兰亭集序》里说的那样，一方面是表达作者对逝者的怀念之情，显示生者对“终期于尽”持怎样的态度，另一方面，则是记录人与人的交往，补充那些让逝者依然鲜活在记忆里的细节、故事、神韵。
悼亡怀人，在我们的文学传统里，是有渊源可溯的。无数流传的文章让我们相信，生死间有至文。
人间最难将息，本就是生离与死别。而天涯相隔的生离或许还有挽回的机会，阴阳相错的死别，就只能靠追忆了。所以有苏轼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夜来幽梦，“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我印象更深刻的，还有明代归有光的名篇《项脊轩志》里那句“今已亭亭如盖矣”——留有共同记忆的枇杷树尚在长，生的树愈发生机勃勃，逝的人就越惹他追念。
所谓悼亡之作，在古典文学里多指的是像苏轼的“十年生死两茫茫”那样追念妻子的篇章。除这个类别外，古代追怀逝者的名篇里，袁枚的《祭妹文》也堪称绝唱。幼年相伴的欢乐情状，遽然逝去的无限哀痛，在袁枚的笔下，情真意切：
凡此琐琐，虽为陈迹，然我一日未死，则一日不能忘。旧事填膺，思之凄梗，如影历历，逼取便逝。悔当时不将嫛婗情状，罗缕纪存。然而汝已不在人间，则虽年光倒流，儿时可再，而亦无与为证印者矣。
旧日琐事，像影子一样，似乎十分清晰，真想细究回忆，又似乎已无处追寻。而斯人已逝，再无可以印证之人。这挽留不及的，不正是最幽微的人间心绪吗？
而当代的追忆名篇中，最易于想起的，大概是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这一篇又与那些朝夕相处、悲伤不尽的悼亡篇章不同，多的是“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与“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痛感、激愤。与之类似的，倒让人想起明代崇祯年间文人张溥所赞颂的“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五人墓碑记》）。
整理阅读“心香一瓣”栏目这三十多年间（1980—2015）的五百多篇文章时，我心头不时映出的，是这无数曾读过的名篇。
过去的名篇，和今天的“心香”，在无形中连成了一条滔滔的河流。
怀人，本就是散文里的大宗。追怀逝者的作品，往往能让人看到人之一生、人之身后复杂的社会风景，又蕴含着生死别离的无尽感触。
跨度几十年的文章重读下来，又比单篇多一种“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的感慨。许多曾经写文章怀念人的人，也在后面的文章里被人怀念。而许多文章里的个人回忆，联结在一起，又恍惚勾勒出了集体的记忆。时代的辗转变化，隐约其中。
这些文章，有的是亲人怀念，朝夕相处，满溢情感；有的是友人追忆，可能是君子之交，却总有令人难忘的细节……从五百多篇文章中选出一百多篇文章结集的过程，实在也是个舍不得的过程。最后只能勉强定下两个原则：一是在有多篇文章怀念同一位逝者时，只保留一篇，以便能使文章范围尽可能广；二是希望每篇文章无论风格如何，都能有动人心肠处。即便如此，也难保未有遗珠之憾。
生死离别与往来古今，个人心绪与历史记忆，希望这些文章值得大家一道去读，去借以追忆。
2016年8月3日
相信生活，相信爱
铁凝
汪曾祺老离开我们13年了，但他的文学和人格，他用小说、散文、戏剧、书画为人间创造的温暖、爱意、良知和诚心却始终伴随着我们。
汪曾祺先生总让我想到母语无与伦比的优美和劲道。他对中国文坛的影响，尤其是对中、青年一代作家的影响是大而深刻的。一位青年评论家曾这样写道：“在风行现代派的20世纪80年代，汪曾祺以其优美的文字和叙述唤起了年轻一代对母语的感情，唤起了他们对母语的重新热爱，唤起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他用非常中国化的文风征服了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的人，因而又显出特别的‘新潮’，让年轻的人重新树立了对汉语的信心。”他像一股清风刮过当时的中国文坛，在浩如烟海的短篇小说里，他那些初读似水、再读似酒的名篇，无可争辩地占据着独特隽永、光彩常在的位置。能够靠纯粹的文学本身而获得无数读者长久怀念的作家真正是幸福的。
汪曾祺先生总让我想到“真性情”。这是一个饱含真性情的老人，一个对日常生活有着不倦兴趣的老人。他从不敷衍生活的“常态”，并从这常态里为我们发掘出悲悯人性、赞美生命的金子。让我们知道，小说是可以这样写！窃以为，一个人不能将真性情投入生活，又如何真挚为文？有句俗语叫做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但在汪老这里却并非如此。他的人生也坎坷颇多，他却不容他的人生如“戏”；他当然写戏，却从未把个人生活戏剧化。他的人生就是人生，就像他始终不喜欢一个形容叫做“作家去一个地方体验生活，”他更愿意说去一个地方生活。后者更多了一份不计功利的踏实和诚朴，也就说不定离文学的本质更近。一个通身洋溢着人间烟火气的真性情的作家，方能赢得读者发自内心亲敬交加的感情。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境界呢。能达此境界的作家为数不多，汪老当是这少数人之一。
汪曾祺先生总让我想到“相信生活，相信爱”。因为，他就是相信生活也相信爱的，特别当他在苦难和坎坷境遇中。他曾被迫离别家人，下放到坝上草原的一个小县劳动，在那里画马铃薯，种马铃薯，吃马铃薯。但他从未控诉过那里的生活，他也从不放大自己的苦难。他只是自嘲地写过，他如何从对圆头圆脑的马铃薯无从下笔，竟然达到一种想画不像都不行的熟练程度。他还自豪地告诉我们，全中国像他那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人，怕是不多见呢。这并不是说，汪曾祺被苦难所麻木。相反，他深知人性的复杂和世界的艰深。他的不凡在于，和所有这些相比，他更相信并尊重生命那健康的韧性，他更相信爱的力量对世界的意义。我想说，实际上汪曾祺先生的心对世界是整个开放的，因此在故事的小格局里，他有能力呈现心灵的大气象。他曾在一篇散文中记述过他在那个草原小县的一件事：有一天他采到一朵大蘑菇，他把它带回宿舍精心晾干收藏起来。待到年节回北京与家人短暂团聚时，他将这朵蘑菇背回了家，并亲手为家人烹制了一份极其鲜美的汤，那汤给全家带来了意外的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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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汪曾祺先生的家乡，怀念他、热爱他的人们以这样的规模和如此的隆重来追忆这位中国现代文学的杰出人物，这一方水土的文化财富，使我感受到高邮润泽、悠远的文化积淀；我也愈加觉得，一个民族，一座城市，是不能没有如汪老这样一些让我们亲敬交加的人呼吸其中的。也因此，这纪念活动的意义将会超出文学本身。它不仅让我们在21世纪这个竞争的压力大于人与人之间美好情感相互赠予的时代，依然相信生活、相信爱，也唤起我们思索：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我们当怎样珍视和传承独属于我们民族的优雅的精神遗产，当怎样积攒和建设理性而积极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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