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做起文学艺术评论的（代序）
举凡出书似乎都要在书前有这么一篇序的，或自己写，或请名人及大家写，总之，无论谁写，序是不能少的。至于我的这本书自然也不能免俗，也是要有篇序的。关于这序，有朋友建议，叫名人写，或叫大家写，甚或有朋友两肋插刀，说如果我不好张口，他愿意出面为我请，我笑笑，谢了朋友的好意。
当然我知道，我的这本像读后感式的“文学艺术评论”是需要用名人的序来做幌子遮掩一下丑陋和浅薄的，可是我又迂腐得很，不想拉大旗做虎皮，不想狐假虎威，丑媳妇早晚要见公婆，读者早晚要读你的文章，请名人写序，名人给你吹得天花乱坠，说你是鲁迅在世，说你是当代李白，说你早就应该获得诺贝尔奖了……这样一吹，你以为你就真是了？ 你就真不知道自己吃几个馍喝几碗汤了？
我这个人不明，但多少总还有点自知，知道自己狗屁不是，虽然认识几个字，堆砌成了这么一些所谓的文章，被同道们誉为文学艺术评论家，那也是怕我难看，而给我戴的一顶三尺高的辣椒角高帽子而已，切不可当真。
我本不喜搞文学艺术评论。那还是４０ 年前，我高中毕业，回乡当了小学民办教师。那时生活资源紧张，缺吃少穿，文化资源也紧张，缺书少纸。除学校发的用来给学生上课的书本，没有任何书可读。还好，我家乡公社初中有位姓黄的老师，在他的用木板钉在墙上的简易书架上有几本鲁迅的书，有《野草》《朝花夕拾》《热风》《伪自由书》《且介亭杂文》《呐喊》《彷徨》等。当时我见到这些很为惊异，不揣浅陋，既想借读，又怕遭拒，最后还是怀着忐忑的心情向黄老师求借，不想黄老师爽快答应，并还夸了我一番。于是我就先借一本，读完奉还，再借下一本。有的我竟借阅三四次。当民办教师三年，黄老师的这几本鲁迅的书陪了我三年。此后便学着鲁迅的春秋笔法写些反讽之类的杂文，第一篇这样的文章写于１９７５ 年，在县广播站广播，之后几十年没间断，自然这些文章在那个时代也就是写写而已，并不敢拿出来发表。而用这种笔法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还是十几年前，我发表在《文艺报》上的那篇参与韩石山与谢冕争论的文章《也说韩石山是谁》。
构建在真实基础上的传记叙事
———评二十六集电视连续剧剧本《姚雪垠》
读二十六集电视连续剧剧本《姚雪垠》，我是有些敬佩郭书云的。尽管她的写作目前还不能使人为之默许，但就她写电视连续剧剧本《姚雪垠》的勇气已足以让人为之惊奇，且不说这部电视连续剧剧本的艺术价值了。
电视连续剧剧本《姚雪垠》无疑是一部具有传奇色彩的电视脚本。诚然它的传奇性不是因为剧本，而是因为传主姚雪垠这个被叙述的主体自身的传奇性。但问题的机密就在这里，传主自身的传奇性并不能代表作品的传奇性，而作品要想写出传主的传奇性，首先是在于作者能否抓住传主的传奇之神，而用他的神采之笔写出传主的传奇性。可以说，郭书云是成功的。她就是用她的如神之笔抓住了姚雪垠的传奇特征，写活了姚雪垠这个传主。
人物传记影视剧本是一个难写的文本。尤其是像姚雪垠这样既有着强烈自主意识、独立精神，不为周围事物所左右，而且又经历了复杂多变、激烈动荡的社会矛盾及意识形态斗争的传主就更难写，其个中原因是不需要解释的。对于这样的一个传主，我们的作者如何抓住他的个性特征、如何抓住他的精神主流，既准确、真实而又不人为拔高或贬低地写出传主的一生，确实是一个不易的创作实践。郭书云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明知这种写作的难度，却毅然选择了她的写作目标，我在读剧本的时候，即在心里不断地追问：这是一种写作的精神，还是一种写作的责任？ 是一种义气的使然，还是传主的倔强性格、不屈精神感动了作者？ 在我合上剧本，才发现我的追问是不需要解答的，因为它们是不存在取舍和选择的，作者唯有了这些写作的品性，才能坦然地走进姚雪垠的生活、思想、精神世界，再现出姚雪垠的人生轨迹。“行为产生意义是根据它们的后果”（海登·怀特语）。我想：二十六集电视连续剧剧本《姚雪垠》的存在就证明了郭书云的写作意义。
姚雪垠的一生是充满了传奇色彩的一生，是灾难与幸运错杂交替的一生。从他的出生险遭母亲溺死到他被土匪绑票后的认为螟蛉，从他的几次险遭捕捉到他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改造，从他上学时就有文章发表到他数十载如一日孜孜创作五卷本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从他在被强制劳动改造期间偷偷摸摸写作到他给中央领导写信，寻求写作支持……可以说姚雪垠的一生是动荡不安的一生，是不断争斗、拼搏、求索的一生，是一个认准了目标不懈奋斗的一生。在他的身上既蕴含着浓厚的古之士人的高贵品质，又蕴含着桀骜不驯的铮铮浩气，他不仅有着敏锐的思维，更有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行者精神；他不仅有着先知者的激进的思想，还有着严谨的求实品格。也许是因为这些，姚雪垠给人们的印象就显得有些扑朔迷离，有些传奇的神秘。面对这样的一个被叙事主体，作者选择什么样的叙述视角切入传主的人生，也就成了作者所为之深思的一个问题。在这里，我不得不承认，郭书云借助电视连续剧剧本的文本构建出姚雪垠的人生传记是一个机智的选择。它的好处，一是为姚雪垠走向荧屏奠定了文本基础；二是巧妙地完成了叙事视角的转换，作者不再是以“叙事者”的身份出现，也不再是以“第三人称”的旁观视角叙事，而是通过传主的画外音，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出现。这样，《姚雪垠》的述说者也就不是郭书云，而成了传主自己。这样叙事的好处在于，“当事件出现在故事的地平线上时，它们被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下来。没有人在言说，事件好像在述说它们自己”（杰勒德·吉奈特《叙事的极限》）。而对于《姚雪垠》，则是姚雪垠自己在述说着自己。
姚雪垠画外音：“我出生在中国辛亥革命的前夜，中原暮落的黄昏，当时军阀混战，土匪遍地，民不聊生。一路走来风风雨雨，八十多年过去了……”
随着第一集序幕的启动，“姚老放下毛笔，直起身来，炯炯目光放眼远望”的镜头推来，在读者的耳迹飘来姚雪垠的画外音，至此，我们谁还能想到这是作者在叙事而不是姚老自己在现身述说自己的历史？
叙事视角的选择是传记写作走进传主人生世界、精神世界、思想世界的一个决定写作成败的策略。郭书云在一部长达二十六集的电视连续剧剧本里，时时地让姚雪垠站出来，以传主的第一人称对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对时事的看法、对自己的思想演进、对写李自成的急切心情以及写作时的感触以画外音的形式出现，它的意义，其实也就是问题的实质，要在“实在”而非“想象”的虚构里，描写一个或为人知或不为人知的真实的姚雪垠形象。实践证明，郭书云的这种叙事身份的退隐是理智的，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仅是如何成长、如何成熟、如何成为一代文坛大家的姚雪垠，更重要的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姚雪垠的精神世界和心理活动，这就是传记写作所不可缺少的———不仅写出传主的成长历史，还要在这之中辅以一定的解析、表述，走进传主的内心世界。如姚雪垠对在樊钟秀部队当兵一段生活感受的画外音，关于在河大学习生活的画外音，关于文艺整风的旁白，等等，都可说是借助姚雪垠之口展示了他的心理活动，揭示了他的内在心理。按照康德历史叙事的观点，没有分析的历史叙事是空洞的，对于人物传记，没有心理活动、精神世界的展示和描写，那么这个传主也必定是空洞的、站立不起来的。而影视人物传记又不同于文学人物传记，前者是通过影像再现人物历史，虽然可以借助演员的面部表情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但对于复杂的、真正深层的东西还是无法表现的；后者则不然，它可以不考虑传主的在场与否，可以不受表演的限制，不受人物动作的约束，自由地走进传主的精神世界、心灵世界进行剖析和表述。影视人物传记要想处理好它的“技术性”问题，作者隐其叙事者的身份，让传主自己走出来或旁白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影视文学剧本是为人物走向荧屏提供脚本的。因此影视剧本的质量决定了影视的摄制质量。这就要求影视剧本写作者在整部影视剧情设置、故事线索构建、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的交织、人物关系的配置上都要有一个清晰的合乎情理的安排。尤其是现当代具有较大影响的人物传记影视，他们作为历史的公众人物，在历史舞台上比较引人重视，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些历史事件、历史事实，人们一般有所了解，对此，读者和观众对描写他们的影视作品的真实性要求也就更为苛刻。它要求作者必须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遵循影视剧的艺术原则进行写作。在这方面，郭书云的实践也就有其一定的价值。整个剧本故事情节按照传主成长的“时间顺序”向前推进。在推进时，作者避免了“编年史”的写法，而是抓住几个对传主成长具有较大影响的历史事件进行翔实的刻画和描写，真实生动地展现出传主的一生。如他的被绑票、他的南阳当兵经历、他的立志求学、他的河大被捕、他的征服病魔、他的抉择回豫、他的舍命上书等，都是姚雪垠一路走来的真实的生活足迹。这里没有虚构，没有杜撰。如有虚构，也是为了丰富一些细节，为了情节的需要而做的“真实”的塑造。应该说这部电视连续剧本虽然故事线索集中，但却不失其生活的曲折性和矛盾的激烈性；虽然是在展示现实生活的主旋律，却又不失人性
描写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作为感情线索，梁多对姚雪垠的感情是弥足珍贵的。它虽然是没有结果的，但却是纯净圣洁高贵的，是诗性的。这是一曲感天地、泣鬼神的爱。虽然这个“爱”字一生都没有点破，也许正是没有道破，才使这个“爱”字富有了惊人的力量，才显得更加震慑人心。我不知道梁多是作者虚构的还是真有其人，现在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给我们描写这个人的意义。我真该写一篇祭文，为这真实而又圣洁的爱做一首挽歌。
总之，郭书云创作的二十六集电视连续剧本《姚雪垠》是我近年所读到的电视连续剧本中一部比较成功的电视连续剧本，愿它早日走上荧屏，在影视剧之林再塑造一个真实的南阳人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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