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谈艺录》饱含傅雷对艺术的高超见解与热情,表达对中国之新艺术的殷殷期盼。
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全文收录《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围绕西方美术史本身的发展脉络和观念演进情况,从西欧美术史的转接点上,颉取其代表人物或者代表作品,细述了这样一种艺术的出现与发展,深度剖析其艺术独创性,并融入了对相关文学、音乐、哲学的感悟,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第二部分为傅雷艺术杂谈的精选,其论述东西融合,融会贯通,中庸有度,从西方的艺术中诠释对中国艺术的思考与建议。
谈美术,古今中外, 却不离其宗,无论“古典”还是“现代”,追求美,而不是追求“美名” 。研究中国艺术,知其土壤,借鉴外人经验,必经时势推移、理解贯通 。谈音乐,知其精深,却不晦涩。明因果,重研究,讲人心修养,触类旁通,为中国之新艺术做准备,这正是《傅雷谈艺录》想要告诉广大读者的。
傅雷对艺术的理解,一以贯之的观念都像对傅聪的要求一样:“做人重要,其次才是做艺术家,再其次才是做音乐家,最后才是做钢琴家。”《傅雷谈艺录》谈的是艺术,谈的也是做人,从诠释艺术延伸至人格操守,在艺术评介中不忘知人论世。如果说傅雷的书信呈现的是作为父亲、作为朋友、作为同事的傅雷,那么《傅雷谈艺录》所呈现的,则是一位作为专业赏鉴家、作为艺术评论家的傅雷。
傅雷(1908-1966),上海人,我国著名文学艺术翻译家、艺术鉴赏家、评论家。一生译著宏富,其中包括罗曼·罗兰、巴尔扎克、伏尔泰、丹纳等名家著作。译文信、达、雅三美兼擅,译作约五百万言。早年旅欧,专攻美术史及艺术批评,实地观摩世界名家的绘画雕塑建筑艺术;之后受聘上海美专,任美术史课教席,一生与国画大师黄宾虹等艺术名流过从甚密,对中国绘画体验深厚,西方美术造诣尤深,论画谈艺见解精湛、超卓、不同俗流。作为出色的美术批评家,傅雷在音乐、美术、文学等诸多艺术领域均有高超的鉴赏力。傅雷的艺术论著融文学、音乐、哲学、社会、时代于一体,在读者中享有很高声誉。
独一无二的艺术家莫扎特
在整部艺术史上,不仅仅在音乐史上,莫扎特是独一无二的人物。他的早慧是独一无二的。
四岁学钢琴,不久就开始作曲;就是说他写音乐比写字还早。五岁那年,一天下午,父亲利奥波德带了一个小提琴和一个吹小号的朋友回来,预备练习六支三重奏。孩子挟着他儿童用的小提琴要求加入。父亲呵斥道:“学都没学过,怎么来胡闹!”孩子哭了。吹小号的朋友过意不去,替他求情,说让他在自己身边拉吧,好在他音响不大,听不见的。父亲还咕噜着说:“要是听见你的琴声,就得赶出去。”孩子坐下来拉了,吹小号的乐师慢慢地停止了吹奏,流着惊讶和赞叹的眼泪;孩子把六支三重奏从头至尾都很完整地拉完了。
八岁,他写了第一支交响乐;十岁写了第一出歌剧。十四至十六岁之间,在歌剧的发源地意大利(别忘了他是奥地利人),写了三出意大利歌剧在米兰上演,按照当时的习惯,由他指挥乐队。十岁以前,他在日耳曼十几个小邦的首府和维也纳、巴黎、伦敦各大都市做巡回演出,轰动全欧。有些听众还以为他神妙的演奏有魔术帮忙,要他脱下手上的戒指。
正如他没有学过小提琴而就能参加三重奏一样,他写意大利歌剧也差不多是无师自通的。童年时代常在中欧、西欧各地旅行,孩子的观摩与听的机会多于正规学习的机会,所以莫扎特的领悟与感受的能力,吸收与消化的迅速,是近乎不可思议的。我们古人有句话,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欧洲人也认为早慧的儿童长大了很少有真正伟大的成就。的确,古今中外,有的是神童;但神童而卓然成家的并不多,而像莫扎特这样出类拔萃、这样早熟的天才而终于成为不朽的大师,为艺术界放出万丈光芒的,至此为止还没有第二个例子。
他的创作数量的巨大,品种的繁多,质地的卓越,是独一无二的。
巴赫、韩德尔、海顿,都是多产的作家;但韩德尔与海顿都活到七十以上的高年,巴赫也有六十五岁的寿命;莫扎特却在三十五年的生涯中完成了大小六二二件作品,还有一三二件未完成的遗作,总数是七五四件。举其大者而言,歌剧有二十二出,单独的歌曲、咏叹调与合唱曲六十七支,交响乐四十九支,钢琴协奏曲二十九支,小提琴协奏曲十三支,其他乐器的协奏曲十二支,钢琴奏鸣曲及幻想曲二十二支,小提琴奏鸣曲及变奏曲四十五支,大风琴曲十七支,三重奏、四重奏、五重奏四十七支。没有一种体裁没有他登峰造极的作品,没有一种乐器没有他的经典文献,在一百七十年后的今天,还像灿烂的明星一般照耀着乐坛。在音乐方面这样全能,乐剧与其他器乐的制作都有这样高的成就,毫无疑问是绝无仅有的。莫扎特的音乐灵感简直是一个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水源,随时随地都有甘泉飞涌,飞涌的方式又那么自然、安详、轻快、妩媚。没有一个作曲家的音乐比莫扎特的更近于“天籁”了。
融合拉丁精神与日耳曼精神,吸收最优秀的外国传统而加以丰富与提高,为民族艺术形式开创新路而树立几座光辉的纪念碑,在这些方面,莫扎特又是独一无二的。
文艺复兴以后的两个世纪中,欧洲除了格鲁克为法国歌剧辟出一个途径以外,只有意大利歌剧是正宗的歌剧。莫扎特却做了双重的贡献:他既凭着客观的精神,细腻的写实手腕,刻画性格的高度技巧,创造了《费加罗的婚礼》与《唐璜》,使意大利歌剧达到空前绝后的高峰(瓦格纳提到莫扎特时就说过:“意大利歌剧倒是由一个德国人提高到理想的完满之境的。”);又以《后宫诱逃》与《魔笛》两件杰作为德国歌剧奠定了基础,预告了贝多芬的《菲岱里奥》、韦伯的《自由射手》和瓦格纳的《歌唱大师》。
他在一七八三年的书信中说:“我更倾向于德国歌剧:虽然写德国歌剧需要我费更多气力,我还是更喜欢它。每个民族有它的歌剧;为什么我们德国人就没有呢?难道德文不像法文、英文那么容易唱吗?”一七八五年他又写道:“我们德国人应当有德国式的思想,德国式的说话,德国式的演奏,德国式的歌唱。”所谓德国式的歌唱,特别是在音乐方面的德国式的思想,究竟是指什么呢?据法国音乐学者加米叶·裴拉格的解释:“在《后宫诱逃》中,(《后宫诱逃》的译名与内容不符,兹为从俗起见,袭用此名。)男主角倍尔蒙唱的某些咏叹调,就是第一次充分运用了德国人谈情说爱的语言。同一歌剧中奥斯门的唱词,轻快的节奏与小调(mode mineure)的混合运用,富于幻梦情调而甚至带点凄凉的柔情,和笑盈盈的天真的诙谐的交错,不是纯粹德国式的音乐思想吗?”(见裴拉格著:《莫扎特》,巴黎一九二七年版)
和意大利人的思想相比,德国人的思想也许没有那么多光彩,可是更有深度,还有一些更亲切更通俗的意味。在纯粹音响的领域内,德国式的旋律不及意大利的流畅,但更复杂更丰富,更需要和声(以歌唱而言是乐队)的衬托。以乐思本身而论,德国艺术不求意大利艺术的整齐的美,而是逐渐以思想的自由发展,代替形式的对称与周期性的重复。这些特征在莫扎特的《魔笛》中都已经有端倪可寻。
交响乐在音乐艺术里是典型的日耳曼品种。虽然一般人称海顿为交响乐之父,但海顿晚年的作品深受莫扎特的影响;而莫扎特的降E大调、g小调、C大调(朱庇特)交响曲,至今还比海顿的那组《伦敦交响曲》更接近我们。而在交响乐中,莫扎特也同样完满地冶拉丁精神(明朗、轻快、典雅)与日耳曼精神(复杂、谨严、深思、幻想)于一炉。正因为民族精神的觉醒和对于世界性艺术的领会,在莫扎特心中同时并存,互相攻错,互相丰富,他才成为音乐史上承前启后的巨匠。以现代辞藻来说,在音乐领域之内,莫扎特早就结合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虽是不自觉的结合,但确是最和谐最美妙的结合。当然,在这一点上,尤其在追求清明恬静的境界上,我们没有忘记伟大的歌德;但歌德是经过了六十年的苦思冥索(以《浮士德》的著作年代计算),经过了狂飙运动和骚动的青年时期而后获得的;莫扎特却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做任何主观的努力,就达到了拉斐尔的境界,以及古希腊的雕塑家菲狄阿斯的境界。
莫扎特所以成为独一无二的人物,还由于这种清明高远、乐天愉快的心情,是在残酷的命运不断摧残之下保留下来的。
大家都熟知贝多芬的悲剧而寄以极大的同情;关心莫扎特的苦难的,便是音乐界中也为数不多。因为贝多芬的音乐几乎每页都是与命运肉搏的历史,他的英勇与顽强对每个人都是直接的鼓励;莫扎特却是不声不响的忍受鞭挞,只凭着坚定的信仰,像殉道的使徒一般唱着温馨甘美的乐句安慰自己,安慰别人。虽然他的书信中常有怨叹,也不比普通人对生活的怨叹有什么更尖锐更沉痛的口吻。可是他的一生,除了童年时期饱受宠爱,像个美丽的花炮以外,比贝多芬的只有更艰苦。《费加罗的婚礼》与《唐璜》在布拉格所博得的荣名,并没给他任何物质的保障。两次受雇于萨尔茨堡的两任大主教,结果受了一顿辱骂,被人连推带踢地逐出宫廷。从二十五到三十一岁,六年中间没有固定的收入。他热爱维也纳,维也纳只报以冷淡、轻视、嫉妒;音乐界还用种种卑鄙的手段打击他几出最优秀的歌剧的演出。一七八七年,奥皇约瑟夫终于任命他为宫廷作曲家,年俸还不够他付房租和仆役的工资。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八日
(原载《文艺报》一九五六年第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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