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沈从文的一生中，亦步亦趋
　　微妙的光，稀奇的色，以及万汇百物的动静
　　幻想更宽，寂寞也就更大了
　　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
　　我的忧郁就是我的娱乐
　　“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
　　拂去历史的迷雾与尘埃，褪尽传说的浪漫与传奇，你或许会发现一个曾以为熟悉实则陌生的沈从文。
　　十分儒雅，又有点匪气；爱情专一，却偶有旁顾；信念执着，又精神脆弱；极度自信，又非常自卑……请将人物的标签揭掉，放弃以往的定义，让我们重新接受一个真实的沈从文。

　　序
　　一般大会，总不免带有社交意味，陌生的与会者可由此成为熟人，久别的朋友可以借机聚首。近日在一个数百人的会上，与一位久熟而不常联系的儿童文学作家相遇，免不了互问手上的工作。我告诉她我在编沈从文，李伶伶在写沈从文。她听了立刻眼睛发亮，即约一同吃午餐，说要听听沈从文。类似的遭遇一再而三，使我不禁为沈从文感慨——隔了两三代，还是到处有喜欢他作品的人，还是不乏对他的人生兴趣盎然的人，大概这就是传说中的魅力吧。
　　沈从文的魅力不是一坛封缸酒，非经岁月的调制不得醇厚，他那些以少数民族风情、蛮荒之地传奇为题材的作品在当年就迷住了不少人。他在非常细致地描写奇风异俗与特殊环境的同时，也饶有兴致地将极度血腥的野蛮、极其残忍的杀戮呈现给读者，使人不禁想起莫言的作品来。沈从文那年若非突发心脏病而死，中国获诺贝尔奖的时间可能会提前二十多年——诺奖评委对中国作品的口味倒是一直未变。
　　沈从文，不是某种生命、某一种人的纯粹体。当然，生活中大多数人的性格、心理，都充满了各种矛盾，但是像沈从文矛盾到那种地步，是也不多见。他的心结，在外人看来，并未见得是死扣，但他自己就是无法解开，以至不得不像凤凰一样需用毁灭换取重生。沈从文的故乡叫凤凰，源于境内有凤凰山。不过涅槃的凤凰系存于西方的传说中，称为火凤凰，而中华本土的则为金凤凰。
　　“凤凰男”流行于当今的网络话语中，定义为来自农村、在城市立足，与城里人的妻子志趣、观念、习惯有异，呈敏感、自卑且自负性格。由此来看，沈从文略具几分凤凰男特征。即如他与张兆和的婚姻，虽因是师生恋被颂为佳话，其实未必是金玉良缘，这从有人微词于张兆和对沈从文不够理解就可略窥端倪，而张兆和到老也不肯按世俗标准评说自己的婚姻是幸福的，当然也意味深长。
　　或许因为历史是一部太过厚重的巨著，人们捧它在手，总是不肯从头细细读来，甚至不肯将一个故事原原本本地读完，满足于正中下怀的片断、颇合心意的情节。而在他充当转述者的时候，历史就成了碎片，误使聆听者以为一斑即乃全豹，或历史胜似小说。即如中国公学的史上经典：男老师穷追女学生，女生向校长求助，校长却加撮和。事实是，校长的胡适开始顺沈从文之意劝张兆和，可在了解了张的心意与态度后，随即反劝沈放弃。显然胡适的朝秦暮楚在这个引人入胜的佳话中是个败兴的情节，故而被人有意无意地略去了。而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到作者对于还原历史的努力，包括对于原始史料的着力追溯与别人忽略的末节缝隙处的细心体察。
　　王一心
　　2015年6月23日

　　三、沅州（今“芷江”）
　　1、榆树湾“天后宫”：今芷江县江西街83号
　　怀化镇“杨家祠堂”
　　关键词：参加清乡天后宫写碑文上士司书砍头全景式白描
　　人性角度三个关键人物改名“从文”
　　他在那里开始从文，尽管这时的“从文”并非专指写小说作文章。“会写几个字”，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当上了为死刑犯录口供的上士司书，还认识了几个有文化的人，“从文”的名字也是这个时候改的。
　　一个是内陆最大的妈祖庙，一个是阔大的大户人家的祠堂，开到芷江参加清乡的沈从文所在部队总是驻扎在当地最宽大的公家房子里。弄清楚怀化、芷江一带的地名变迁并不轻而易举。沈从文的回忆只提供了两个地名：榆树湾、怀化镇。榆树湾的天后宫是在现在芷江县的芷江镇上找到的；而怀化镇并非今天的怀化市。
　　与杨家祠堂消失无存不同，作为历史遗迹的天后宫如今仍然巍峨地屹立在芷江的舞水河畔，理所当然地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对外开放。早就听说宫内至今还保存着一块高大的、碑文由沈从文手书的石碑，进宫寻找，遍寻不得。向宫门内一位收钱卖门票的中年男子打听，方知它已被文物部门收藏在深闺。实物既无缘得见，只能在文本中细细揣摩。六百字的碑文乃墓志铭，是沈从文十八岁时在此任收税员时，受人所托为战死警备队长段治贤而手书。碑文的落款为：邓其鉴撰文，沈从文书丹，沈岳焕篆额。1987年10月12日，黄永玉曾经专程到天后宫拓印了这个碑文手迹。晚年的沈从文还记得当时手书墓碑的情景：“那是趴在地上写的，一连写了好几天，一天写不了几个字。”（凌宇：《刻在碑石上的足迹》）
　　专为石碑来，石碑却不在家！守门人一定看出了我们的失落，仿佛为安慰我们似的，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消息，令我们生出意外的惊喜：沈从文在天后宫驻扎时住的房间还在！那是在主殿一侧的一个小院里，是一个红漆木板的套房，小小的红漆门紧闭，门口没有任何标记。沈从文在自传里曾说当时他们“与清乡司令部一同驻扎在天后宫楼上”，与守门人指点不完全吻合，但那似乎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确在这个古老的妈祖庙里停留过。
　　沈从文之所以由辰州（沅陵）到沅州（芷江）是因为他所在的第一支队奉命去清乡。芷江是他的长官张学济的家乡。清乡只是手段，目的是通过清乡获取给养，按照沈从文的说法，清乡即就食。他说他们刚刚在天后宫里安顿下来，第二天“各处团总来见司令供办给养”，同时“用绳子缚来四十三个老实乡下人”。当然，那四十三个人很快被砍了头。
　　当初一听说要去清乡，大家都喜形于色，沈从文也不例外，他把为清乡而下发的一块现洋钱换成铜元，买了三双草鞋，一条面巾，一把名为“黄鳝尾”的小尖刀。拥有这把“刀靶缚了一片绸子，刀鞘是朱红漆就的”的小尖刀是沈从文最感兴奋的，他仿照苗人连长的法子，把刀插在裹腿里。他洋洋得意地去城门边吃汤圆，只为那份单纯的快乐。
　　相对于榆树湾，沈从文对怀化镇的印象更深切——《从文自传》中专门有一节写“怀化镇”，还有一篇把“怀化”写成“槐化”的《槐化镇》，《我的教育》、《入伍后》对怀化镇也有所涉及，可见他对这里如何得难以忘怀了——不仅是他只在榆树湾待了四个月，而在怀化镇住了一年零四个月，也不仅在于他在怀化镇看杀人砍头比在榆树湾看得多得多，而是他在那里开始从文，尽管这时的“从文”并非专指写小说作文章。“会写几个字”，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当上了为死刑犯录口供的上士司书，还认识了几个有文化的人，“从文”的名字也是这个时候改的。
　　若要了解沈从文在怀化镇时的生活状况，非读他的一系列作品不可。他在《入伍后》里说他们驻扎的杨家祠堂“大得怕人”，以至于他在那里住了一年多有的角落还不敢一个人去，怕有鬼；他在《我的教育》里说他们“每两人共一床棉被”；他在《从文自传》里说他们每天吃豆芽菜汤和糙米饭。无论哪部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以他最擅长的细致描写叙述犯人是怎样被砍头的；杀人后刽子手怎样去屠桌前割两三斤猪肉牛肉平分炖好后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还有狗肉是如何被炖煮成为人间美味的；上至参谋、军法副官，下至传达、伙夫是如何从犯人处勒索钱财的；伙夫、补充兵、书记、上士文书的薪水扣了伙食费后是多少，不扣伙食费的是多少等等，事无巨细，不厌琐碎。与其说，他早期的关于部队生活的作品是来自于生活的现实主义，不如说是对当时军队生态的一种全景式白描。它的意义，似乎历史的更大于文学的。
　　一方面，沈从文把砍人头像割稻草一样写得令人毛骨悚然——杀人时，士兵急着围在犯人周围，看刽子手用刀在那汉子颈上一砍，嗻的一声，再把头割下，也把看砍头的士兵的冷漠写得淋漓尽致——人头被挂在高处，有人爬上去拨那死人的眼睛，因此有一个人头就跌到地上了，他们争着用手提，争着抛出去，他有一次也上前踢了人头一脚，踢疼了脚尖。
　　另一方面，他笔下的士兵却并不因为看砍头看得多而心情灰黯，反而是活泼的健康的，常常“放肆得像一匹小马一样”。沈从文自己也是如此，他甚至认为那时的他“最康健与快乐”，他“学会了泅水，学会了唱山歌，学会嗾狗上山去撵野鸡，又学会了打野物的几样法术”。他和他的战友们骄傲地宣称：“我们的快乐是没有人能用法律取缔的，一直唱歌进到营里，就仿佛从什么远地方打了胜仗归来。”（《入伍后》）
　　沈从文们从甘愿赴死、坦然伸出脖颈让人砍头的犯人们或冷静或豪迈的表现中看见了“命运”，他们相信那些人是相信命运的，既然如此，他们也应当相信命运。被砍头的人之所以被砍头全赖于命运不好，而他们的命运还不错，至少当时当下还不错，那么，他们就应该泅水、唱山歌、撵野鸡，还有喝酒、吃肉。他们认为这是他们那个时段的命运，是命运安排他们快乐的。
　　在视人命如草芥的社会中，在等级观念严重的部队环境里，在丑恶与良善、乐观与悲观、明朗与阴郁交织的氛围下，沈从文更多地是从人性而不是政治的角度体察人生和打量社会。这使他没有像那时代很多愤懑于黑暗的进步知识分子一样怀揣着拯世救民的心态走上政治之途。
　　有三个人对怀化镇时期的沈从文影响深得足以改变他的命运，一个是《从文自传》里的“姓文的秘书”（本名文颐真，湖南泸溪人）。这个有着一张白脸一双白手的小个子，为沈从文展示了之前他未曾了解的中国旧式文人的生活方式：穿着青缎马褂的他一来就到各处拜会；他对任何人都客客气气，说话轻言细语，从不像沈从文他们那样满嘴野话粗语，更不说别人“杂种”，也不自称“老子”；他耐心劝张口闭嘴都是“老子”的沈从文不要学那些不好的，而应该学好的，他告诉他“世界上有多少好事情可学”。他不厉言喝斥，也不暴跳如雷，但沈从文就在这和风细雨下不自觉地缩回跷到板凳上的一只脚、放低了“老子”长“老子”短的音量，他自称在“他和气的样子”下，不由变得害羞起来。
　　虽然文秘书从沈从文那里了解了不少——狼嗥和虎吼的不同，野猪脚迹同山羊脚迹的区别；一个被杀的头如何沉重和“那些开膛取胆的手续应当如何把刀在腹部斜勒，如何从背后踢那么一脚”——但沈从文从文秘书那里了解来的似乎更有意义——火车和轮船鸣叫的声音、电灯电话的式样、美国兵英国兵穿的衣服、鱼雷舰艇是什么、氢气球是什么。
　　文秘书对沈从文所说的种种觉得十分新奇，而沈从文对文秘书所说的觉得十分古怪。但正因为古怪，才使他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更多了解的渴望。他惊讶地发现，那种种“古怪”在文秘书视若珍宝的《辞源》里都能找到答案。自称“老子”的他终于知道老子是谁了，也高兴地看到了一个更详细的“诸葛孔明卧龙先生”，他明白了氢气是什么，《淮南子》是什么，参议院是什么。视野逐渐开阔，他和文秘书，还有一个书记官各出四毛钱，订了一份《申报》。他意识到“报纸是了不得的东西”，他一方面学了更多的生字，一方面了解了比《辞源》还要多的天下人和事。
　　沈从文遇事平和的性情大概受了《逃的前一天》里的书记官原型的影响，这是这一时期对他产生影响的另一人。书记官脾气好，虽然抽鸦片身体被摧残得厉害，但他却有一颗柔软的心，他以父辈般的慈爱规劝想当逃兵的人，虽然他自己只爱看《七侠五义》般的白话小说，但他借经书给他们看，也愿意参与出资订报纸。他淡泊名利，不争不抢，幽静淡然，与他共过事的人都高升了，他却数年如一日安静地待在他的书记官的职位上，拟稿、造饷册，耐心地辅导新来的同事。显然，沈从文很欣赏他“不积钱不积德，只是很平安的过日子”的生活方式。
　　怀化镇时期对沈从文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三人是将沈从文的名字由“岳焕”改为“崇文”的《顾问官》里的那个高高胖胖的老军法长，此人本名叫萧选青。如果说沈从文的文明之路的领路人是文秘书——文秘书教他书法使他粗通文墨的话，那么，引他向更深文化领域探寻的则是萧军法长。作为常常被请吃狗肉的回报，萧军法长教沈从文学做古诗，还根据《论语》中“焕乎其有文章”的典故改其名。这里的“文章”并非一般意义的文章，而是功业，沈从文连文章都未做过，更何谈功业？但萧选青却把当时尚没有做过一篇文章的沈岳焕与“焕乎其有文章”联系在一起，恐怕不仅仅一个共同的“焕”字。不能不说他的预见很精准，但“预见”并非凭白无故，他洞穿了沈从文的潜力，他说他写的古诗有“唐味”。初窥诗门的沈从文令人啼笑皆非地把“唐味”听成了“糖味”。
　　动荡岁月，多的是弃文从武，但沈从文却弃武从文，他把“崇文”改为“从文”，表明了他的一种志向一种信念。从文后的他用过许多笔名，“焕乎”是其一，他自然不会忘记那些怀化镇时期的领路人。
　　2、沈从文旧居：芷江县清江路
　　关键词：沈从文旧居熊公馆务实学堂看书《芷江县的熊公馆》
　　“奴才主义者”“最反动文艺”警察所办事员初恋被骗
　　自卑离家出走
　　沈从文算来算去都算不明白，马泽淮何以今天借，明天还，后天再借，大后天又还，如此借借还还，最后竟还让他损失了一千元。有一笔账他是算得清的：母亲来芷江投奔他时，把卖房后所剩下的全部三千元交给他保管。也就是说，他的天真和单纯、他的固执和糊涂让家财的三分之一打了水漂。
　　被封“奴才主义者”
　　我们2014年春节、2014年8月两次到芷江，第二次才终于找到有幸保存下来的沈从文旧居，这是最戏剧性的一次沈从文足迹寻访。旧居往北不过百米有一个三岔路口，第一次探访时便是在这里向路过的行人、机关企事业单位门卫、等客的摩托车手与三轮车夫打听“沈从文”或“熊希龄”，担心口音差异而特地将两个人的名字写在纸上。原以为，无论沈，还是熊，芷江人不可能不知道曾经在芷江留下足迹和名声的他们，但面对白纸黑字的两个名字，却真的无一人认识。那懵懂、混沌、迷茫的眼神不由得让人从心底涌出悲哀，是底层生活的他们太无知于历史，还是沈从文已经距我们太遥远而被遗忘？与其埋怨他们蒙昧，不如反思我们何以那么快把历史遗忘，何以在生存发展中把文化遗弃。当又一次站在这个路口，蓦然回首，沈从文旧居其实看都看得见！想到上次的失之交臂，免不了感慨一番。
　　按照通常的说法，沈从文旧居在北街老人巷。现场探访，北街还在，老人巷却已无影踪，旧居的门前崭新的一条柏油马路即将通车，这条路叫“清江路”。破败的木板小平房就在清江路旁，或许它是因为“沈从文”而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中免遭拆毁的。原先那个深藏于小巷深处的旧居，如今露出真容挺立在马路旁迎来送往。门头上悬挂着的“沈从文旧居”牌匾提醒着每个经过此地的与文化有关的和无关的人们，这里曾经住过一个文人。
　　以“熊希龄”来找寻沈从文旧居并非缘木求鱼，关于旧居碎片式的信息中有一个是它位于熊希龄公馆附近，公馆当年的门牌号码是青云街2号。但如今的芷江已经没有了青云街。1919年，凤凰的故居被卖掉后，沈从文的母亲和九妹到芷江投靠沈从文，沈从文在距熊公馆不远的地方租房，一来沈熊两家是亲戚——当时，熊希龄任职于北京，住在熊公馆的是熊希龄的七弟，也就是沈从文的姨父——住得近彼此有照应；二来沈从文很喜爱熊公馆的图书室，那里是他常去的地方。
　　整整一个夏天，沈从文都在熊公馆的书海里徜徉，还在两个大书箱中发现了一大套林纾用文言翻译的西方小说和狄更斯的《贼史》、《冰雪因缘》、《滑稽外史》、《块肉余生述》等。他就坐在院子中的花架边台阶上读完了它们，从中受到不少教育也受到很多鼓励，因为他从故事中那些艰难挣扎的人物身上看见了自己。这一类的小说直接影响了他日后的创作，那就是更注重记述现象。有人不太喜欢他的小说琐琐碎碎、絮絮叨叨，细枝末节地铺陈现象，但他执着于此，他坦言他“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从文自传?女难》）。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作品只有“现象”而无“道理”，他最欣赏狄更斯把道理包含在现象中的本事。
　　在熊公馆的右侧，还有一个中级学校，叫“务实学堂”，梁启超在那里主讲过新学，蔡锷、范源濂是名校友。沈从文也曾在那里的图书室翻阅过《史记》、《汉书》和《大陆月报》等其他一些杂志。他对书的喜好，对书里的故事的痴迷都预示着他日后从文是一种必然。我们原本以为找到熊希龄公馆或务实学堂的遗址便能找到沈从文旧居，但公馆和学堂都已不复存在。
　　若想了解熊公馆，必读沈从文的《芷江县里的熊公馆》。他既详细描绘了熊公馆的陈设——三进三院、门廊、天井、正屋、大厅，还有客厅里的名人字画：清画家沈铨画的仙猿蟠桃、章太炎和谭组庵的祝寿诗、大总统黎元洪“有子今人杰宜年世女宗”的寿联等；也一一刻画了熊家的人，“心慈”的熊老太太、“心胸俊迈不群”的四老爷、“性情也潇洒利落”的四太太、“为人忠恕淳厚”的七老爷、“守老太太家风的七太太”。
　　在他的笔下，熊公馆是精致奢华的，生活富足得不能不令底层贫民羡慕嫉妒——仅仓库就有两个，一储粮食，一存杂物，所谓杂物，是金华火腿、广东烧腊、美国牛奶、山西汾酒、日本小泥人、云南冬虫草、熊掌等百十种，但熊公馆里的老爷太太们是“勤俭治生，自奉极薄，待下复忠厚宽和，人缘甚好”的。由黎元洪的那幅五言寿联说开去，沈从文说他最惬意“今人杰”三个字，从中他“见出人格的素朴和单纯，悲悯与博大，远见和深思”，更认为“这种人杰是国家进步永远不可少”。他罗列熊家数量庞大质量上乘的丰厚物资时，脑子里没有闪现出“侵吞”、“剥削”等政治词汇，相反，他说琳琅满目的那些东西“顶有趣味”。这是他习惯在看一切事物时从不把“社会价值搀和进去来估定爱憎”的结果，但这不能不令乱世下挣扎于贫困线上的穷人极感不满。他对熊家人极尽赞颂，或只出于他的个人真实感受，但不能不令阶级观念深重的人厌恶。不满和厌恶，“左翼”的冯乃超便是其一。
　　在《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里，冯乃超不无尖刻地说他在沈从文的文章中看见了中国文学的清客文丐的传统，他毫不客气地批评沈从文不惜笔墨“替一代一代的封建王朝，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他尖锐地把沈从文归于“奴才主义者”、“地主阶级的弄臣”的行列，更把《芷江县的熊公馆》提到“遮掩地主剥削农民的生活现实，粉饰地主阶级恶贯满盈的血腥统治”的政治高度。他对这篇文章下的结论是“典型地主阶级的文艺”、“最反动的文艺”。
　　沈从文对以熊希龄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赞美在1948年那特殊的年代下的确难逃“歌功颂德”的嫌疑，更触动了很多“阶级性”敏感的人的神经。紧随其后，郭沫若的一篇《斥反动文艺》把对沈从文的批判推向高潮。这让他始料未及。
　　失败的初恋
　　现在看来，我们与芷江“两次”的缘份似乎是注定的，当年沈从文也是两次到芷江，原本藏于天后宫的那块篆刻着墓志铭的石碑是他第二次在芷江时写的。第一次到芷江，他是随张学济部到此清乡；第二次到芷江，他已脱离了部队，投靠当警察所长的堂舅在小小的警察所当了一名办事员。
　　沈从文第一次脱离部队并非主动选择的结果。张学济的靖国联军第二军在芷江清乡时实力尚厚，但随着时间推移，内外形势发生变化，势力逐渐被削弱。内，在于部队内部因各种矛盾而分化；外，既在于杀人过频过滥造成民怨沸腾而不得人心，也在于陈渠珍掌控第一军后“力图自强，日有振作”，很快兵临沅水流域。张学济自知无力抵抗，压力之下决定把部队开往川东“就食”。匆忙之下，沈从文和战友们“用棕衣包裹双脚，在雪地里跋涉，又是小小的船浮满了一河”（《从文自传?姓文的秘书》）逃也似地往下游撤退。
　　“传奇”随即附身于沈从文。他因为年龄小而“同一个老年副官长，一个跛脚副官，一个吃大烟的书记官，连同二十名老弱兵士”被作为留守人员留在了辰州（沅陵）留守处。这一留，留住了他的性命。有关他们部队在川东遭遇不幸的坏消息不断传来，先是说他们在川湘鄂边区与当地自称刀枪不入的神兵接上了火，后又说他们难以招架退回了湖南境，最后由一位幸存下来的沈从文的上司发来的电报证实部队全军覆灭，营长、团长、族长、军法长、秘书长、参谋长等数千人悉数被杀，张学济饮弹自尽。
　　留守时，冬日软弱无力的阳光和无所事事使沈从文倍感寂寞，他找不到说话和讨论的人，他只能孤独地趴在墙头看驻扎在此的卫队操练，看教会学校的学生踢球、互掷绿色柚子、追赶扭打。或者，他到井边看人家接水洗衣，他甚至和老人谈天、帮妇人挑水。百无聊赖中，他不免怀疑起“当兵”这个职业来，尤其当他发现不少人对“兵”并无好感，甚至惧怕和厌恶后，他陡然怯懦和自卑起来，产生了重新选择人生的念头。他努力找寻着能够得到一份被人尊敬的法子，自以为是读书人的他不由想起了文秘书的那本厚厚的《辞源》，想起与人合订的《申报》，想起了《秋水轩尺牍》。那时，他似乎已经有向知识分子转变的意愿了。
　　在“熟人全杀尽了，兵队全打散了”的情况下，留守处自然已无存在的必要。沈从文领了遣散费，脱下了军装，返回了凤凰老家。在外混得久了，在家是待不住的。选择芷江作为再出发的目的地是因为那里有人可以依靠：沈从文的三堂舅黄巨才在那里当警察所长。黄巨才和芷江最有钱也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熊家七公子、也就是沈从文的七姨父是沈从文第二次在芷江时对他影响最深的两个人。
　　因为黄巨才，沈从文有了一份工作：每天抄写违警处罚的条子；每天黄昏和一个巡官拿一本点名册到监狱里去点名。监狱就在警察所的隔壁，犯人凄厉的呼号时时冲击着他的耳膜；点名时，他看犯人如何被加上枷锁，怎么将必须固定的犯人系在横梁铁环上。这些所见所闻让他在写监狱生活的小说《节日》时毫不费力。警察所接管屠宰税征收后，他被派去查验征税员是否舞弊，他每天往返于小时候逃学时就最爱逛的成衣铺、银匠铺、南纸店、丝烟店。寓做于玩的工作让他很快乐。快乐中还有一份得意：商店主人照例是本地绅士，很讨好黄巨才，而他是黄巨才的人，手中又有那么一点小权力，还与熊七公子沾亲带故，那些人自然对他也十分殷勤了。
　　跟在黄巨才、熊七公子身边，沈从文不绅士也绅士了。他们天天吟诗作诗，不会作诗的他学会了看诗，他看他们作诗，替他们抄诗，一边抄诗，一边练写小楷字。到离开芷江时，他已经学会了刻印章、写旧体诗了。尽管他在芷江的第一份工作得益于“关系”，但他并不因为有个警察所长的舅舅而懈怠工作，反而很勤勉。“不疏忽”的评价使他在黄巨才患肺病早逝后依然能够保住饭碗，“作了新机关的收税员”，由此他认识了更多的绅士。他的母亲和妹妹也来到了芷江，他在熊公馆附近租了房子，很多人都知道了他们沈家在凤凰也曾是望族，而熊公馆的七太太是沈夫人的亲妹妹，因而“无人不同我十分要好”（《从文自传?女难》）。
　　如果没有后来的意外，显然已经跻身于绅士圈子的沈从文尽可以笃笃定定地在芷江做一个知事，成为真正的绅士，娶一个绅士的女儿更是有可能。事实上沈从文的七姨父就很看重他，很欣赏他的工作态度和能力，选了四个出身好长相美的女孩让他挑，其中一个是自己的女儿。每次有人请他向沈从文母亲询问沈从文婚事时，他总是推脱，他的本意是想让沈从文娶他的女儿，也就是沈从文的表妹。似乎原本沈从文的生活就是那样的：做绅士，娶绅士的女儿，让母亲成为“沈老夫人”，让九妹过上大小姐的生活，然后，生四个孩子，吸食鸦片烟。但他偏偏要往“歧路”上走：爱上了一个脸儿白白身材高高名叫马泽蕙的女孩。
　　沈从文是先认识女孩的弟弟马泽淮的，白脸长身的马泽淮与他很要好。爱上马泽蕙后，已经学会做点半通不通的五律七律的他天天为她写旧体诗。他沉浸在他的爱情之中不能自拔，家人的劝说充耳不闻，也视而不见七姨父介绍来的那四个无论哪方面都比白脸女孩强好多倍的女子，连芷江被土匪包围他也不关心，他振振有词地说他有计划，他要按照他的计划行事。马泽淮充当他和马泽蕙之间的情书信使，他告诉他姐姐很喜欢看他的诗。这让他开心得不得了，一度以为这些诗会成为不朽之作。马泽淮开口向他借钱，他总是很慷慨——他的月薪已经“从十二千涨到十六千了”。马家姐弟都消失不见的时候，他吃惊地发现，他借出去的钱已达一千元。他切切实实地体会了一次“人财两空”的滋味。
　　他算来算去都算不明白，马泽淮何以今天借，明天还，后天再借，大后天又还，如此借借还还，最后竟还让他损失了一千元。有一笔账他是算得清的：母亲来芷江投奔他时，把卖房后所剩下的全部三千元交给他保管。也就是说，他的天真和单纯、他的固执和糊涂让家财的三分之一打了水漂。
　　一旦承认被骗，“乡下人”的自卑潮涌般汹汹而来。长期以来，沈从文一直喜欢自称“乡下人”，含有自嘲自卑的成分。他把鬼使神差般拒绝七姨父的婚事安排而执意迷恋白脸女孩归结于自己是乡下人，他感叹：“乡下人有什么办法，可以抵抗这命运所摊派的一分？”（《从文自传?女难》）他把母亲为此而哭泣片面地理解成“为的是我这种乡下人的气质”。大概在他看来，“乡下人的气质”便是愚蠢，因为愚蠢，所以才会被骗。他的不辞而别就是在这种羞愧、懊恼、自卑、自责的复杂情绪下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