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地茫茫呀_李长声_9787313173508

　　《文治堂雪地茫茫呀：李长声自选集》系旅日华人作家李长声三卷本自选集中的生活并审美篇。在此卷所选文章中，作者谈吃谈喝谈赏樱，也聊眼镜筷子自行车，日本生活在行云流水的文字间展开，看起来美又似乎没那么美。作者谈日，却不哈日，在其“审而不美”的文字背后，是一个“愿意交谈又离群索居”的观察者，冷峻中带着些温柔。

　　援笔写序，适逢端午，漠然想起一首诗，是去国之际以壮行色的，曰：
　　龙年竞舟日，逐浪到扶桑。
　　禅定似初入，童心未尽亡；
　　勤工观社会，博览著文章。
　　归棹十年后，知非一梦长。
　　所谓“十年后”，并非“十年一觉扬州梦”或者“十年老尽少年心”的学舌，当时真有点壮怀激烈，但是我属牛，跟共和国同生同长，年将不惑，也不免怀有十年过后怎么样的莫测与惴惴然。期以十年，殊不知岁月荏苒，几度端午几度中秋，一晃竟侨居日本三十年。
　　对日本的感受，老外当然和本国人不同。羁旅日久，便少了游客的惊诧，乃至处“震”不惊，有人把日子过得仿佛比土生土长的主人还红火，乐不思蜀。欧美人嘲笑日本：写一本“母国这么差，日本这么好”的书，出版社定会抢着出，轻松赚个一千万日元。颇多中国人都能写或者已经写出了这样的书，虽是异邦，也恍若“多半是情人眼里的脸孔，把麻点也全看成笑靥”（周作人语）。听说日本有人得“巴黎症候群”，特别是女性，旅游或移居法国却发现跟自己从传媒及文学得来的印象与憧憬不一样，深受文化性冲击，竟精神失衡。好像我们中国人凭着四海为家的气概，从不曾发生“东京症候群”之类的适应障碍。不过，也有个现象蛮有趣：北美移民口口声声说“我们北美”，而住在日本，即便已归化，一般也不说“我们日本”。大概这就是中国人对日本的感情纠结。
　　常听说，日本是熟悉的陌生人。周作人说过：“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所以不是梦幻似的空假，而亦与朝鲜安南的优孟衣冠不相同也。”异域陌生，古昔是熟悉的，熟悉的古昔果真健全地活在陌生的异域么？或许不过是流于表面的错认、误解。
　　网上流传一句话“崖山之后无中华”，据说是史学家内藤湖南的高见，不知确然否，他倒是有一个说法，可以撮要为“应仁乱后有日本”。这样讲的：“大体上为了知道今天的日本而研究日本历史，几乎没必要研究古代的历史，知道了‘应仁之乱’以后的历史就足矣。那以前的事只让人觉得和外国历史大同小异，而‘应仁之乱’以后是直接触及我们的真的身体骨肉的历史，确实知道了，可以说对日本历史的了解就足够了。”
　　关于“应仁之乱”，通说是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无后，让胞弟义视还俗接班，但翌年正室日野富子生儿子义尚。富子是日本历史上三大坏女人之一，托靠武将山名宗全，策谋义尚当将军，而武将细川胜元辅佐义视，势不两立，应仁元年（1467年）京都爆发了战乱，波及全国，长达十一年。世无英雄，诸侯们打来打去也不知究竟为何而战，京都却几乎被夷为平地。寺庙神社和贵族、武家的大宅院大半焚毁，文献资料化为灰烬，全盘从中国拿来的制度及文化破坏殆尽。在内藤湖南看来，这下子日本变成了一张白纸，才开始写最新最美的自己的历史。信其言，那么，从“应仁之乱”以后的日本来看，“虽是外国，但其文化的基本与中国同一，所以无论远看近看，都没有多大惊异”这说法就不大靠谱，虽然是周作人说的。
　　“应仁之乱”是日本历史的转折点，其后即步入战国时代，京都荒废一百年。1582年因部下造反被困在本能寺的织田信长自尽，曾为他把草鞋揣在怀中焐热的丰臣秀吉统一了天下，对京都施行历史性改造。筑堤掘壕，把市街围将起来，又强迁寺庙，集中到东面，沿鸭川构成“寺町”，北面高处又形成“寺之内”，大概也不无以寺庙御敌的用意。有些地方遗留了旧貌，但整个平安京失去对称构造。工商业者聚居的下京劫后残存，复兴并发展了京都的商业。当时人口只有十余万，后来城市不断向外围扩展，寺町也沦陷，以致现而今外国人赞叹日本的寺庙、坟地以及参天古木紧挨着生活。江户锁国二百多年，明治以来也几经天灾人祸，再加上现代化建设的破坏，我们走进京都一眼就看见长安残影、大唐遗风，“非现今中国所有”（周作人语），只怕是看走了眼。到日本找中国文化，思古之幽情可感，但需要先做好攻略的反而是中国的历史知识。
　　知日难，难在我们自以为知日，还难在能否历史地冷眼看日本。足利义政禅位给义尚，全不顾“应仁之乱”造成的民不聊生，大兴土木，在东山营造山庄。大权在握的富子敛财如狼，不给赋闲的义政出钱，以致山庄的银阁外壁只涂了漆，徒有其名，想来当时是黝黑发亮的。久经风雨，别具沧桑感，这就是“侘寂”之趣。义政他爷爷义满在北山修建的金阁若不是被人放火烧了个精光之后重建，后来又再度贴金，恐怕也早已剥落如癣，“侘寂”乎山水之间。鲁迅有感于土财主把土花斑驳的古铜器擦得精光，写道：“例如希腊雕刻罢，我总以为它现在之见得‘只剩一味醇朴’者，原因之一，是在曾埋土中，或久经风雨，失去了锋棱和光泽的缘故，雕造的当时，一定是崭新，雪白，而且发闪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见的希腊之美，其实并不准是当时希腊人之所谓美，我们应该悬想它是一件新东西。”所以，金碧辉煌的金阁是“近于真相的”，而银阁该当作“一件新东西”。金阁的辉煌与银阁的枯淡合起来才是完整的日本之美，特别地强调枯淡，无非为有别于中国文化的传统审美，终归是自卑的心理作怪。
　　说到日本的特性、价值观，其实大部分是在战败后经济恢复及发展被欧美惊为奇迹而不可一世的心态中编造的，近乎伪传统。某学人批评：连夏目漱石、森鸥外都不读，谈什么传统。如今倒像是我们中国人在替他们读，不仅读明治，而且读江户，日本朋友瞪大了眼睛：古书啊，那么难读的！我们读的是翻译成现代中国话的，甚至就当作今天的日本读。20世纪80年代后半大陆掀起出国潮，随波东渡，三十年来始终是一个旁观者。虽然有关心国家大事的积习，但毕竟没有选举权，也没有被选举权，用周作人的话来说：无公民的责任，有寓公的愉快。开门七件事，当今又多了一事——写。说是“写”，实际在各种键盘上敲打。聚会时围桌玩手机，大都是不知肉味的模样，令举箸者茫然。日本最容易引起中国人喟叹或扼腕，写起来往往带有使命感，主题先行。寻寻觅觅，总在找他山之石，或者浇自家胸中块垒，对日本说好说坏就免不了偏激。似乎小日本任谁都可以随意“敲打”，我也敲打了不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刘佩英总编认为这些鸡肋般的观感还算有滋味，嘱我选一选，以飨更多的读者。赵斌玮、杨揄熹、樊诗颖几位编辑费心尽力，帮我编成了三卷。天生的漫羡而无所归心，什么书都随便翻翻，什么事都想知道点儿，自以为知道了就敲敲打打，鸡啄米似的，真不好归类，总之写的是日本。美编把书装帧得这么漂亮，谁不想翻开来看看呢。可不是败絮其中，这点儿自信和良心咱还是有的。

　　《文治堂雪地茫茫呀：李长声自选集》：
　　日本人好酒，似乎作家尤其好。例如武田泰淳，据说写作要借着酒劲儿，不然，不好意思写。读完高中就闷在家里写小说的田中慎弥2012年获得芥川奖，每天写到晚，独酌几杯，次日继续写。西村贤太的小说《苦役列车》描写一个年轻人初中毕业后离开家，在港湾打工，没有朋友，没有目标，唯有喝廉价酒自慰，这是小说家本人的人生写照。2011年获得芥川奖之后，他还是喝廉价酒，但不用自己买了，酒是厂家馈赠的。以前有个《酒》杂志，仿照相扑力士等级表，公布了一张“文坛酒徒榜”：大魁天下的“横纲”，东为正原立秋、野坂昭如，西为梶山季之、黑岩重吾；位居第二的“大关”，东为三浦哲郎、池波正太郎，西为吉行淳之介、濑户内晴美。
　　我头一遭见识日本人喝酒，就是跟作家喝。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水上勉率团访华，我作为专门介绍日本文学的杂志编辑到北京饭店拜访。在他下榻的房间里，他拿出茅台，搜罗来漱口杯什么的，几个人就喝开了，一点儿抓头都没有。这种喝法，上山下乡的年代倒是也见过，对我们进行再教育的贫下中农在供销社里买二两地瓜酒或苞米酒，倚在柜台喝，那他也得捏一粒盐舔舔下酒。
　　在日本，花就是指樱花，酒就是指清酒。清酒是酿造酒，寡淡无味，压不住中国菜肴的油腻，正好配清淡乃至生鲜的日本菜。清酒的酒精含量和葡萄酒、绍兴酒差不多，但日本人半数以上是不能解酒的体质，易醉。好在他们乐于醉，而且有君当恕醉人的古风，对喝醉的丑态很宽容。平日里举止文雅，但一进酒馆，就走进另一个世界，像茶道一样脱离日常，虽然终于无酒道之说。作家并不高于生活，喝多了吵架斗殴。二十年前初到日本，有一阵子电视常播放这么个场面，叹为观止：电影导演大岛渚举办珍珠婚派对，预定野坂昭如致词，但大岛忘了叫他，这时野坂已喝得酩酊，上台给大岛一老拳，大岛也不示弱，用麦克风连击野坂老脸。事后当然是彼此谢罪，其乐融融。
　　濑户内晴美出家为尼，法号寂听，可叫作尼姑作家或者小说尼。僧尼喝酒不叫酒，叫般若汤。她四处讲演，说道：我能喝酒，曾喝得烂醉，滚楼梯受伤。医生说：你很年轻啊。问她为什么这么说。回答：我妈也八十六岁了，可没有你这般喝得烂醉的精神头儿。
　　坂口安吾写过一篇《教祖的文学》，论小林秀雄。开头一句是“去年听说小林秀雄从水道桥站的月台上掉下去，万幸地捡了一条命。烂醉，拎着一升装的酒瓶子，跟酒瓶子一起掉下去”。小林是建构日本现代批评的文艺评论家，但平素如秀才，醉了就变成无赖。战后之初，他辞掉大学教授，当出版社董事，编辑理念是编辑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书肯定能卖钱。每周开一次编辑会，编辑要大讲自己如何被所提的选题吸引，小林跟日后当二松学舍大学校长的佐古纯一郎论战，真就演变成战斗，佐古被他打得从二楼滚楼梯。记下这段往事的是隆庆一郎，他曾在那个出版社当编辑。隆庆一郎等小林秀雄死了以后才敢写小说，已年过六十。出手不凡，惜乎只写了五年就死于肝硬化。看来是喝酒喝的，写小说用的这个笔名是酒馆老板娘给起的。
　　喝酒讲规矩的是三岛由纪夫。他去喝酒总是要整装前往，而且绝不喝醉，半夜十二点回家执笔。他曾在《叶隐入门》中教训日本人：“在日本，酒席形成了不可思议的构造：人变得赤裸，暴露弱点，什么样的丢人事、什么样的牢骚话都直言不讳，而且因为是酒席，过后被原谅。不清楚新宿有多少家酒馆，在为数众多的酒馆里，上班族们今晚又把酒讲老婆的坏话，讲上司的坏话。尤其在朋友之间，酒席上的话题无非那些不像个男人的牢骚、鸡毛蒜皮的心里话，还有实际不会忘但说好第二天早上就忘掉的琐碎而卑陋的秘密。”
　　三岛是自爱型作家，而太宰治属于无赖派，自暴自弃，三岛从生理上厌恶太宰，公开说太宰的坏话，说了二十来年。无赖派作家离不开这几样：酒、烟、妓女、当铺和左翼思想。其他可以变，唯女人与酒是必需品，是素材与灵感的来源。太宰治有一帧照片很有名，他盘腿坐在高凳上，镜头仰视他，似乎正在跟柜台里的老板说笑。这是林忠彦拍摄的。他在银座的酒吧拍摄织田作之助，一旁的太宰醉醺醺说：不要光照他，给我也照一张。照出来就成为这位摄影家的代表作之一。他拍摄无赖派的作品相当多，譬如坂口安吾坐在满草席揉成团的废稿纸当间，一副写不出来的样子。
　　太宰治在短篇小说《樱桃》里发牢骚：“本来不是很能写的小说家，而是个极端的胆小鬼，却被拉到公众面前，惊慌失措地写。写是痛苦的，求救于闷酒。闷酒是不能坚持自己所想，焦躁、懊恼地喝的酒。总是能痛快地坚持自己所想的人不喝什么闷酒。（女人喝酒少就因为这个理由）”
　　太宰治是文与人合一，那样生活也就那样写，借文学来否定生活。这跟当今作家不一样，譬如村上春树，文与人完全是两码事。村上的人物几乎从不喝日本酒，进屋就打开冰箱拿啤酒喝。
　　日本人说，不喝酒的家伙不可信。高仓健不喝酒，却总是演一诺千金的硬汉。自1990年代过半，酒销售量趋于减少，原因是年轻人下班后不去喝酒了。当然编辑也不例外，他们不在酒桌上调教作家了，也不愿像金鱼拉线屎一样跟着老作家或当红作家去银座的俱乐部喝。以前编辑们在作家的家里喝着酒等稿，现而今网络发达，编辑几乎用不着跟作家照面，真成了君子之交。
　　大阪湾北岸叫滩的一带盛产酒，从那里用船运到江户，本来是醇酒，倒几次手，加几次水，端到食客面前已经能养鱼了，所以叫金鱼酒。除了清酒、啤酒，日本人几乎喝什么酒都兑水，夏天兑凉水，冬天兑热水，这是我初到日本时最讨厌的喝法，因为中国自古奸商卖酒才兑水。酒是百药之长，也是万病之源，过去多奉行前者，如今后者成戒条。酒伤肝，日本人喝酒有所谓休肝日，每周停杯一两天。井上靖喝酒在文坛是横纲级别，一辈子没得过像样的病，六七十岁以后酒量有增无减。他的喝法是喝了日本酒再喝洋酒，不兑水，除非在飞机上。
　　有一首打油诗，意思是没有酒，樱花也不过是河童的屁。屁是无聊的，即便是怪物河童（水陆两栖的吸血鬼，可能来自中国的河伯传说）放的屁。樱花盛开时，樱树下摆满酒席，倘若没有酒，这樱花也没什么看头儿，尽管它被叫作大和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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