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语言哲学力图通过思想把握存在的努力，实际上是努力用一种蕴含普遍性意涵的东西来指称世界本体而构思哲学语言的努力，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种抽象独立的概念王国。原本以语言与存在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存在论哲学，却演变成了以存在的意义及其范畴体系和逻辑结构为对象的形而上学。从古代存在论的沉降到近代认识论的生成又到现代语言学的转向，西方哲学总是与语言的构造交织在一起，其对形上语义的追问并没有实现对人的终极关怀。当传统人学的生存语义赖以立足的那些公共性文化根基渐渐谈出时，诠释学话语却广泛播撒并四处弥漫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其拥有的实践指向确立起了一种公共性姿态，从而能实现人文主义精神的当代复归。鉴此可知，唯有对诠释学哲学历史嬗变的动态原象进行学理追踪，才能阐扬其精微神妙的人学情怀和精神气质之于马克思哲学的文化意义。

    朱荣英，男，1963年9月生，河南省尉氏县人，1987年7月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治系，获哲学硕士学位，现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河南大学第三、四届人文社科学部委员。主要从事马克思恩格斯哲学问题研究，先后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研究》、《?郑州大学学报》、《中州学刊》《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等杂志上发表论文200余篇：其中部分文章被《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哲学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全文予以转载。出版专著8部，获河南省**社会科学成果奖两项、省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奖励基金特等奖二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