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丛书·中国革命：1925年5月30日，上海_(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 强朝晖_9787520108539

1925年5月30日将成为远东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日子，犹如欧洲的巴士底狱事件一般。这一天，中国革命从无序的泄愤转入了有目标、有组织之行动的阶段。作为德国*学术奖莱布尼茨奖、汤因比奖得主，《世界的演变》作者奥斯特哈默的成名之作，本书从五卅运动着眼，通过对历史的简要阐述，揭示中国革命共产主义转向的必然性。

出版说明

《中国革命：1925年5月30日，上海》是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早期的一部史学著作，它从五卅运动着眼，通过对历史的简要阐述，说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必然性，对其国内的、国际的、对手的、自身的因素均有分析。
本书逻辑严谨、论述周密，是一部难得的关于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著作。但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尔根·奥斯特哈默的某些观点我们并不认同，比如他对辛亥革命领导者孙中山的历史评价。为了让读者能够全面地了解奥斯特哈默的观点，我们对相关内容不做删减，也请读者在阅读时予以甄别。
以上种种，敬请读者了解。我们期盼读者的批评指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6月

中文版序

本书的德文版最早是于1997年出版的。我很高兴看到，在时隔20年之后，它能有幸与中国读者见面。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大家在这里看到的是未经修订的原版。我本应通过注释，对书中许多内容加以修正。此外，在本书与我今天从事的工作之间，并没有太多的相通之处。本书出版后，我的研究方向从中国史转向了全球史。在全球史领域，中国扮演着重要，但并非核心的角色。了解拙著《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一部有关长19世纪的世界史的读者想必会懂得，身为全球史学家，我所探寻并尝试论证的宏大关联是怎样的含义。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本书是一个历史文本，它代表了中国史研究中的一个特殊视角。该视角如今虽已变得较为罕见，但仍然值得人们予以关注。我们可以称之为历史社会学视角。这一点在书中并不十分醒目，因为本书是从对历史上的一天1925年5月30日的叙述开始的。其缘由如下：本书是《20世纪的20天》系列丛书中的一部。其编纂者的初衷是，通过对这些特定历史日子的描述，对20世纪史的重要脉络加以梳理。当人们问到我，应当选择哪一天作为立足点来观察1949年前的中国史时，我首先想到的是1919年5月4日。但后来我觉得，选择1925年5月30日这一天或许更合适。
这是中国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国主义浪潮开始的日子。然而它并非本书的核心主题，而只是后续阐述的一段序曲。本书以叙事作为开篇，后面的六个章节则以分析作为重点。在这方面，本书沿循了西方研究中国社会与政治问题的一项悠久传统。该传统早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时就开始了，它在卡尔·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的著作《中国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1931年出版）中得以延续，此后又在以毕仰高（Lucien Bianco）《中国革命的起源1915-1949》（Les origines de la révolution chinoise 1915-1949，1967年出版，英译本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5-1949出版于1984年）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中得到了发扬。所有这些著作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并不是讲述具体的历史事件，而是将关注点集中在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力量上，例如宗教、农业、官僚体制、军事主义等因素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本书是从一个论点出发展开论述的，该论点迄今在中国和外国仍然经常被讨论，而且并非每一位读者都毫无异议地对其表示认同。它建立在一条假设之上，即论述从19世纪末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段历史的最佳方法，是将革命与现代化的矛盾关系作为着眼点。我的另一条假设是：在这一时期，革命是相对更为重要的因素。早在1958年，我的汉语尊师傅吾康（Wolfgang Franke）在其著作《中国革命的百年》（Das Jahrhundert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英译本A Century of Chinese Revolution于 1970年出版）中便以经典方式对这种观点做出了阐述。革命在中国并不简单意味着推翻旧的政治制度：先是1911年的清王朝，然后是1948/49年的国民党统治。革命更多是对一系列历史进程的概括性定义，在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各个领域，人们都可以观察到这些进程的发展。
但是，这些进程所呈现出的特点是不规律和非对称的。因此，我一直在努力尝试在中国各个地域之间做出划分，并尽可能详细地说明，文中涉及的究竟是中国社会的哪些阶级和阶层。思想同样是革命这一宏大进程的组成部分，为此我特意用了一个章节的篇幅来论述中国政治的愿景与纲领。在我眼中，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章节。特别是在这一章中，我尝试通过与欧洲民族主义的比较，来分析中国民族主义的特殊性。我认为，这种做法在今天仍然是有益的。书中的阐述主要是针对1920年代和1930年代，因此乍看上去，这些分析似乎已不再有意义。但是，1920年代和1930年代是对中国的整体历史思维具有塑造性影响的一个时期，在其他许多国家亦是如此。当时形成的一些基础性理念直到20世纪末仍然对世界发挥着重要影响。
衷心感谢出版社促成了本书在中国的出版。特别感谢强朝晖女士，她凭借深厚的德文功底翻译了我的三卷本《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然后又翻译了本书。在我的书中不乏艰涩之处，这给翻译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
20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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