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安全秩序与中国周边政策转型_孙学峰刘若楠_9787520110594

本书集中关注以下三个问题，即如何理解当前的东亚安全秩序及其未来发展方向？地区安全秩序如何影响东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东亚安全秩序的发展变化已经或将要为中国周边战略带来哪些机会与挑战？对上述问题的深入思考，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东亚安全秩序变迁对中国崛起进程和周边战略成败得失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优化缓解中国崛起困境的战略思路。

序　　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更加显著，与此同时，中国与东亚国家的安全竞争和分歧也进一步显现。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中美围绕东亚安全问题和地区秩序的竞争也趋于强化。换而言之，中国面临的崛起困境愈加严峻，已经成为中国最为突出的外部挑战，尤其是在东亚等周边地区。在寻求缓解崛起困境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东亚既有的地区秩序安排对于中国的政策选择和实施效果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制约和影响。为此，本书重点关注的不是中国崛起如何影响东亚地区秩序，而是转换视角力图分析既有的东亚安全秩序如何塑造了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反应以及中国的政策选择，希望借此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中国缓解崛起困境的理论机制和战略思路。
全书共分为三部分，其中第一部分由三篇文章构成，力图从理论上说明国际秩序的含义和冷战后国际秩序以及东亚地区秩序的走向。第一篇文章的重点是厘清国际秩序的含义及其变化动力。国际秩序是国家依据国际规范采取非暴力方式解决冲突的状态，其构成要素为国际主流价值观、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安排。导致国际秩序变化的原因是国际格局变化，但是国际格局并不是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性质是国际权力再分配，即国际制度再安排的核心内容。建立国际秩序主要依靠体系大国，因此它们的国际秩序观影响着国际规范的类型。从历史纵向比较来看，当前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历史上较好的国际秩序，但仍有诸多方面需要改善。当前国际秩序中的三个构成要素都已出现变化的迹象，西方价值观的主流地位和执行西方中心主义双重标准的国际规范开始弱化，国际经济制度安排开始发生变化，改变其他领域制度安排的要求也在上升。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单极体系的发展趋势始终是国际秩序研究的核心议题。第二篇文章重点关注了围绕这一议题的学术争论。这些争论主要集中于三个问题，即体系制衡能否重现、如何制约美国实力优势以及美国自由霸权秩序能否延续。相关学术争论以及冷战后国际关系的实践表明，以近代至冷战时期欧洲经验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理论已难以充分解释美国单极体系的走向。为此，我们尝试更新分析框架，从美国安全等级体系的影响入手分析美国单极体系和未来国际秩序的发展趋势。研究表明，安全等级视角能够更为合理地解释美国单极体系发展趋势争论中的理论困惑。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秩序的变化显而易见，但是如何界定当今的东亚地区秩序却一直存有争论。第三篇文章试图从地区秩序的界定与分类入手，结合冷战后有关东亚地区秩序的争论，分析中国崛起对东亚地区秩序形成的影响，辨析和把握东亚地区秩序的发展方向。我们发现，冷战后有关东亚秩序的争论说明，东亚地区尚未形成得到普遍认可的秩序安排，但决定其未来发展走向的两个核心因素已愈发明确，即美国东亚安全保护体系的走向和中国实力地位的上升。决定东亚地区秩序未来的关键是既有的美国东亚安全保护体系如何与实力地位日益上升的中国协调合作，而这一进程将直接塑造东亚地区秩序的根本性质和未来走向。
第二部分集中关注东亚国家面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反应，具体包括三篇文章。第一篇文章的研究表明，对冲是当前地区国家应对中国崛起而采取的具有普遍性和主导性的战略选择，主要表现为强化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在与其他大国开展紧密安全互动的同时，也避免与中国的安全矛盾。东亚地区中小国家的战略行为是由它们所面临的体系压力和国家战略偏好两个要素共同决定的。在地区内崛起国与其他大国处于弱对抗态势的情况下，中小国家并没有面临明确的选边站队压力；而同时追求自主性、安全和福利三项战略目标，也使得它们倾向于在多方力量之间维持平衡。对冲战略能否持续，取决于地区结构转移和战略偏好变化的前景。如果东亚地区格局向强对抗体系转变，这些国家面临的权衡取舍将更加艰难，对冲战略的条件也将难以维持。
东亚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反应难以回避美国在其中所发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第二篇文章的研究发现，对美国而言，保持对东亚盟国对外战略一定的支配权对于维护其主导地位不可或缺。在当今主权规范被普遍接受的国际环境下，美国对安全保护国(或地区)对外行为的影响不是通过强制，也不完全是通过利益交换，而更可能是通过权威关系实现的。从权威关系的视角考察美国与东亚安全保护国（或地区）的政策互动机制，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与美国东亚安全保护体系之间未来关系的发展。
第三篇文章主要分析了与其他美国东亚安全保护国相比，泰国对华政治安全政策明显较为温和的原因。我们认为，推动泰国温和应对中国崛起的根本因素在于危机之后泰国不断强化其经济优先的国内战略。为了落实这一发展战略，与中国没有直接安全矛盾的泰国，乐于采取温和的政治安全政策以强化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深化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为其落实经济优先战略创造更为有利的外部条件。泰国的经验表明，与中国没有战略矛盾并不足以保证周边国家采取温和政策应对中国崛起。中国有必要针对东亚国家安全政策和安全威胁的不同特点，设计差异化的安全政策，以有效缓解周边外交中遭遇的崛起困境。
第三部分着重分析在既有国际和东亚秩序背景下中国周边政策的选择和效果，具体包括三篇文章。第一篇文章主要分析了2012年以来中国逐步转向奋发有为政策后，中国实力上升和政策实践对国际秩序走向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认为，中国崛起并不会在已有国际格局的集合中增加新的类型，但可能会形成极与极关系中新的态势。从实践看，中国在涉及主权、国家安全的问题领域，较多地采取了传统安全的做法；在推动地区合作、共同发展方面，中国做出了大国中最积极并最可能产生实际效果的努力。总体来说，中国崛起会给国际秩序带来某些积极变化，但程度可能非常有限。
第二篇文章重点关注2012年以来中国周边政策的调整及其走向。中国周边政策调整主要表现为，周边外交在外交全局中的地位获得提升，处理与周边国家经济关系的理念由强调互利到强调惠及，政策目标由维持周边稳定和密切经济合作提升为建设命运共同体，总体上突出更加奋发有为地全面推进周边外交工作。根据政策调整的主要方面，结合现实问题和关于周边外交政策的相关争论，本章重点分析了亲、诚、容、惠理念及其相应政策问题，认为周边外交工作的重点应偏向争端解决与区域合作等突出的议题。
中国钓鱼岛政策的变化是近些年周边政策调整的关键节点和重要体现。第三篇文章较为详细地分析了2012年9月日本购岛后中国利用危机采取进取政策，成功打破日方实际控制钓鱼岛的过程及其原因。研究表明，钓鱼岛争端由危机转入常态化后中国的钓鱼岛政策呈现较为明显的对冲特征，即一方面适度回应日本改善关系的诉求，另一方面在钓鱼岛争端上采取进取政策，以两手对两手确保战略主动。我们认为，中国钓鱼岛政策的变化反映了近些年中国对外战略转型的总体方向，既顺应了中国实力地位的变化趋势，也符合了东亚安全秩序的内在逻辑。
本书是集体协作的成果，没有作者们的群策群力很难想象本书能够顺利面世，为此我要向参与研究工作的所有学者致以诚挚的谢意！本书的研究和出版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亚安全秩序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研究（批准号14GBJ027）和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项目编号20121088003）的大力支持，在此也要表示深深的谢意！此外，要感谢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2015级硕士生李明泽同学在整理参考文献和编辑校对过程中耐心细致的工作！

孙学峰
2016年9月6日于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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