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不由己》收录了杨晓升的《身不由己》《介入》《红包》《天尽头》四篇中篇小说代表作。作品中的各色人物都是当今千千万万中国普通百姓生活的化身。读者从中能真切体味到当代中国驳杂斑斓的生活和复杂多样的人生况味。
我这个人向来是思想的独行侠，不会人云亦云，行动上也是能自我主宰、自我约束的。可大约是二十年前，我却破天荒有了一次身不由己。那一次我丧失了自我，我既非酊酩大醉，也非被歹徒绑架丧失了行动自由，可我还是实实在在地屈服于一种无形的力量，被这股难以摆脱的力量牵扯着，并且鬼使神差地进行了有悖我自己个人意志的冒险行动。
挖掘人性内涵和精神价值
雷达
杨晓升已写了数十万字的小说了。在我印象里，杨晓升首先是一个勤奋、优秀的主编，他主持《北京文学》、《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这些年，精心浇灌，保持住了两份刊物的质量、声誉，殊为不易，其中倾注了多少心血在里面。我也短期做过大型刊物的副主编，每期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眼胀身疲，那是我人生中一段并不轻松的日子。所以我对杨晓升的负担之重，感同身受。杨晓升给我另一个重要印象是，他是一位出色的报告文学作家，具有广阔的视野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当年对拜金潮的批判写起，一路写教育的，科技界的危机和问题，直写到独生子女意外伤害的悲情，特色突出。我约略知道他也写小说，但没细读过，没想到他写了这么多，这出乎我意料，引我好奇。这次他邀我为他的小说集写序，我正好就此研读一番，看他到底写了些什么，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和追求。
杨的几个大的中篇，我都读了，短篇也读了大部分，自觉基本掌握了他的格调和思路。他的小说，注重日常生活和民生疾苦，贴近生存，他的人物总是被置于两难的尴尬处境而无法自拔，他于是挖掘其中的人性内涵和精神价值。他的选材的人民性是非常鲜明的，一是关注当下，有充分的现实感；一是严格遵循生活内在的逻辑，具有强烈的真实性。他能咀嚼出生活内里的酸甜苦辣的味，善解人意，所以我每每被打动。读他的小说容易诱发共鸣感，你在生活中遭逢的苦与乐，乃至进退维谷的窘境，会从记忆深处浮起来，形成交流，忍不住发一声长叹。
《身不由已》便是一篇背景比较弘阔，充满荒诞和幽默，但又极真实，颇有几分辛酸的作品。写的是，在狂热炒股、股票虚涨的年头，主人公，一个博士，高校青年教师胡文生，受家乡的一家民企老板所托，为其获得证监会上市公司的名额指标而奔走钻营，但他遭人愚弄，受尽奚落，四处碰壁，越陷越深，一败涂地的故事。小说通过胡博士的经历，演示在茫茫现代大都会中，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的尴尬与无奈，颇有几分卡夫卡《城堡》永远不得其门而入的况味。尤其是，作品揭示了乡土中国社会里人情与面子的不能承受之重。平时稳重儒雅的胡博士之所以一切都乱了套，被弄得团团转，疯狂打电话，垫钱送重礼，轮番请吃，四处拜乞，无奈中甚至印制假名片，当了一回副总，全因为老父亲在家乡吹嘘他名声很大，地位显赫，而他隐藏的虚荣心，以及潜在的发财欲，也是暗中动力。着墨无多的社会油子高兴，那一副可憎多变的市侩嘴脸，给人印象深刻，是作者的一个贡献。这个荒诞剧不啻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奇观，但谁又能说，它不是随时上演的常态呢。
杨晓升小说的另一特点是，善于透过外在事件，剥露裹藏其中的伦理道德冲突，新旧观念冲突，直抵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的某些弱点。《介入》就是一部值得重视的有份量，有深度的作品，也是集子里在艺术创造上最值得称道的一篇。主要人物郭秀英脱颖而出，小说也从事件为主上升为以人物为中心。小说写一向健壮的郭老汉，突患肝癌，急坏了孝女郭秀英，她干练，操劳，身为长女，勇挑重担，抢救父亲。她认定，必须掩盖病情，不然病人会被吓死，只有隐瞒得密不透风，才是对父亲的爱。为此她煞费苦心，身心交瘁，把肝癌淡化、改写成肝囊肿。她固执地要求全家上下都服从她的爱隐瞒。也曾有明智的声音出现，那是身在美国的妹妹秀梅，要求给父亲以知情权，认为人对自己的前途，命运，抑或疾病，都有权知情并选择，知情才能更好地配合治疗，却遭到秀英的压制，仍是以爱的名义。隐瞒真相是很难的，编造假病历就更难，秀英居然都做到了。当然是以钱铺路。
介入本是医学专用名词，但又是小说中各个人物处境的形容。所有的人既未介入，又都介入了，在介入与不介入的问题上层层递进。无论把信封迅速装入口袋的主治医师，还是热情的女财务科长，都实际介入了合谋欺骗一个老人的行动。当然，以目前中国乃至世界医疗水平，患肝癌的郭老头似难逃一死。但他死得不明不白。他未能介入、配合他自己的治疗，在忐忑不安，将信将疑，惊惧交加中，受尽了罪，度完了残生。他是猜测到了真相的。这不是孝女因其孝而制造的悲剧吗，这不是一个爱的悲剧吗，这不是一种更大的残酷吗？小说对孝女郭秀英的刻画有相当深度：她既怀抱仁爱，在家中又不无跋扈，专制，她每天不但要承担超负荷的家务，身心俱疲，而且要把自己导演的戏维持下去，只能强颜欢笑，把沉重藏起来。
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度和广大城乡，人口与资源呈反差，于是在看病，上学，住房，求职等等问题上，不但一个车位难求，即是一张床位也要费尽心机。供不应求的尖锐矛盾，使拉关系，送红包成风，影响了普遍的社会道德面貌，并不是一句喝斥就能消除的。杨晓升的不少小说涉笔于此。他总能捕捉到时代，家庭，伦理冲突的敏感部位。这是他作为报告文学作家特有的素质，将之带入小说中来，并开采出丰富的戏剧性，显示了某种富于时代感的优势；而这恰恰是某些小说家所缺乏的。《红包》即是一篇令人发出苦涩的笑的作品。为了床位和手术成功，一次次送红包的情景就不说了。小说中塑造了一位两袖清风，医德高尚的宋大夫，与《介入》中那位异化了的、冷冰冰的孙大夫恰成鲜明对照。写贪财的医生毕竟容易些，要写一个清高自重的医生，却很难。但小说写得真实可信。
杨晓升终究还是一个偏重于故事性、且能充分施展故事性魅力的作家。峰回路转，惊愕，反常，突转，以曲尽人生的无常，多变，人情世态的炎凉，这些元素构成了他小说的可读性，吸引力。以《天尽头》而论，构思奇特，折转的难度很大，他偏能开出别一片天地。娇娇女刘晔遭遇车祸夭折，如五雷轰顶，轰倒了夫妻俩，每天以泪洗面，但事情似也可划上句号，还有多少戏可以延伸呢？想不到杨晓升居然把戏继续演了下来，写成了一个大中篇，这是本领。夫妻俩最后选择双双自杀，也许是生活中有过的实情，但显然过头了，且不尽合情，他们并不老，何至于此？这与作者选择封闭式的写作有关。
作为一手写报告文学，一手写小说的双栖型作者，要让两者文风截然不同，是很难的。杨晓升的小说固然好看，但与他的报告文学放到一起，视角上的共同性便很明显。若以小说艺术来要求，我们也许会觉得，他写得有点直露，直白，意义外显，不太擅长与读者捉谜藏，不够含蓄。我们还会觉得，他过份依赖事件，总是从事件中引发矛盾，人物相对偏弱，被动地服务于故事过程及其意义。在语言上，我们或会觉得，生活化，个性化，陌生化还不够，看不到太多尖新的，俏皮的、鲜活的表述，用成语多。他习惯于用评述性话语代替小说化的状绘。总之，机位太正，变化较少，以理入文，切入点和视角较为单一，还不够泼辣，不够狂放，不够幽默，个性不够突出。叙述调子的变化也不多。这可能是我对杨晓升小说的不满足。但未免有些苛求，即使很成熟的小说家有时也难做到。
放下我对小说性的偏执，我仍然要说，这是一部富于时代感和新鲜气息的，贴近老百姓生存的，酸甜苦辣齐备，令人感动的小说集。
2015年5月26日
【作者系文学评论家、中国小说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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