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的诞生（代后记）
这本书里的小说，写作时间跨度很长。最早一篇《晒月亮》写于1998年。当时无处发表，就发表在了网络文学杂志《橄榄树》上，用的是《19年的阴谋》的标题。类似经历的还有《暗示》（原名为《去偷，去抢》）、《补肾》（原名为《我的补肾生活》）。感谢网络，让我发表作品，虽然在当时，在网络上发表作品的只是被称作网络作家，甚至是网络写手，但能让大家看到我的作品，已经十分值得庆幸了。至于是不是作家，是有作品而作家，还是没作品却作家，读者自有评说吧。
从那上溯十八年，我还连发表作品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那时我十七岁，一个大学中文系学生，一次写作课交作业，我交了一篇小说《坟墓》。当时的任课老师孙绍振看了，大为惊异：一个十七岁的孩子，怎么竟写出如此黑暗来？当时他并不认识我，我印象深刻的是，某天一个同学来找我，说孙老师让我去找他。当时孙老师已经因《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而声名大振，在我们心目中简直是只能仰视的大人物。我记得我是忐忑不安地走向他所住的校园内一间简易的房间的。我看到了他在我小说后面密密麻麻写上的几乎一张纸的评语。他拿给我一叠五百格的福建作家协会的稿纸，让我把小说抄正，他要拿去推荐发表。那时候他到哪里都力荐我，后来人们回忆说，我的名字当时几乎成了他的关键词。他甚至说我天生就是一个作家。我顿觉自己的前方打开了一扇通往作家的大门。
但是孙老师的推荐并没有取得成果。我的小说一篇也没有发表出去。其间有些编辑给了修改意见，比如加个光明的尾巴，或者索性把事件背景移到海外。我一口拒绝了，宁可不发表。甚至还斥责对方。当时所以那么狂，一方面是该死的学了些文学理论知识，一方面也因为我年轻，更具体地说，我觉得我耗得起，即使耗他十年，我也不到许多大作家第一次发表作品的年龄。在我看来，十年是很长的。不料一耗却是二十年。
我不知道这二十年里，孙老师是否还坚信我会成为作家，我周围的绝大多数人是不信了，在他们眼里，我只是屡试不第的范进，不合时宜的孔乙己。这二十年，多少人都改做别的行当了，我却仍然写着，即使流落到了国外，也还在做着文学梦，最终不顾一切跑回来写作。现在有人说我有恒心，有毅力，其实哪里是？与其说是毅力，不如说是赖皮劲；与其说是恒心，不如说是无奈我不能再干别的什么。无数次冲锋，溃败，喝点酒，号几声，睡一觉，又好了伤疤忘了疼了，再上。循环往复，如此而已。
其实那时不被接受，也属正常。即使是孙老师，也不是完全被接受的，即使认可他的，也觉得他具有危险性，他很快遭到了批判。我这么一个让具有危险性、必须被批判的孙老师都惊骇的人，更怎么可能被容纳？这种情况直到跨世纪，才有了改变。这当然有着偶然的因素，但是也应该承认，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中国的生态环境变了。
定下这个标题，是想到格里菲斯的《一个国家的诞生》。把它套用在我个人身上，也许大题小作，但是这与其说是我这单个作家的经历，不如说是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经历，乃至中国文学新时期以来的某方面历程。
两年前，在一次笔会上见到小说家马原，他惊讶说以为我是七○后的。我想是从我作品里产生的印象吧。早年读舒婷诗：要使血不这样奔流，凭二十四岁的骄傲显然不够。血显然是年轻人的红袖标。但是马原也没有错，这二十多年来，我的风格基本没有改变，现在我这么写，在我十七岁时，就已经这么写了。不同的是，社会包容了。当然包容毕竟还是相对的，我的作品在发表出版时，还必须做处理，我的书稿还总是要在多个出版社间辗转，包括这本书，本来是九篇，现在成了八篇。我被承认的，主要只对应于某些作品，某个方面而言。
这篇后记写还是不写，心中一直彷徨。今天早上，忽然写起来了。写完，打开网络，猛然看到德国汉学家顾彬责难中国文学的报道。他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中国作家没出息。我愣了半晌：我在不在他所说的作家的行列？
在与不在，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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