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政党外交_于洪君金鑫胡昊_9787520100564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传统外交从内涵到外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政党外交的蓬勃发展正是外交领域发生重大变革的反映。在这一背景下，本书试图从政党外交这个角度，运用文献研究、案例研究、比较研究以及历史分析等研究方法，把政党政治与国际政治、外交学等理论相结合，全面回顾和系统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对外交往的历程和经验，对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规律进行总结提炼并对政党外交理论进行了深化研究。

序　　言
昔日基于革命需要，而今服务总体外交
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与政党外交的几点思考
于洪君

政党的产生和政党政治的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民主政治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据统计，目前世界上190多个主权国家，除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地区个别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都有政党在活动。这些种类繁多的政党以及那些准政党、类政党型的社会组织，存在于各国千差万别并且不断变化的政治体制之中。它们除了在本国社会生活中发挥应有的功能作用，如动员民众参加选举，争取执政或参政地位、以执政党或共同执政党甚或反对党身份参与国是，等等，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这就是开展政党之间的国际联系与交往。目前，政党间的国际联系与交往，已成为许多国家对外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因而也是当代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历史经验表明，任何政党，无论其组织形式如何，内在性质如何，当它们作为在野党或反对党时，其国际交往与联系多为谋求必要的外部支持和帮助，为自身发展争取有利的外部条件。当它们处于执政党或参政党位置时，其对外交往与合作通常服务于执政需要，即为国家的发展和安全利益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我们面前的这本书，就是一部专门阐述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学术新作。书中对历史与现实的梳理，对理论与实践的总结，对经验与教训的思考，有助于读者全面认识当今世界政党交往的基本特点和规律，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走向外部世界的历史脉络及其深远影响。
中国共产党是20世纪20年代初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由共产国际直接帮助建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建立新型革命政党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起，就是世界社会主义进程中的重要力量，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主力部队，就是具有世界眼光和国际胸怀的进步力量，就同世界各国的革命组织和团体，特别是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即后来的苏联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所属的各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组织建立了密切联系。
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当时的俄国共产党曾被视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核心，俄共（布）发起成立并控制的共产国际，成了各国共产党人的指挥部。初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与俄共（布）及共产国际保持着今日看来似乎不可理解的特殊关系，既深得其益也曾深受其害。1935年初，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苏联共产党即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时，一方面获得了较为平等和独立自主的地位，另一方面也继续保持着多种渠道的接触和联系。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开展抗日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的联系有所弱化，但与其他国家进步力量和友好人士的交往不断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友人，包括来华支援中国革命的外国共产党人，也包括来自美国的进步记者和友好人士，甚至还包括美国驻中国的一些军政人员。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苏联共产党已无暇顾及国际共运事务，共产国际亦于1943年宣告解散，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运中的独立自主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
1946～1949年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确立了对外国主要联合苏联的国际战略思想，重新强化了与苏联共产党的联系和交往，并且从苏联方面获得了极为宝贵的政治支持和多方面的实际帮助。众所周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各族人民英勇斗争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但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国际联系，没有中国共产党争取到的外部支持，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可能是另一番景象。因此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当年这种特殊的对外联系和交往，为中国革命走向全国胜利发挥了不可低估的历史性作用。
1951年初，已经成为新中国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借鉴苏联的经验和做法，成立了专门从事党的对外工作的职能部门，即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1943年6月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共产党为保存情报资料并与各国共产党保持联系，成立了中央国际部，配合苏联外交部开展对外交往，承担外交部不便进行的政党国际交往工作。那时，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因素，因而只同马列主义性质的政党来往。据中联部前部长朱良回忆，当时中联部的主要任务，一是支援东方国家的革命，帮助那里的共产党人决定党的路线；二是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联络，加强社会主义阵营；三是同全世界的共产党联络；四是支持越南反法战争，援助越南建设。此外，中联部还负责指导工青妇等组织的民间外交，领导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和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中国共产党通过这两个外围团体，同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建立了联系，向它们介绍中国革命经验，为它们培养和训练干部。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中苏两国共产党在理论问题上的分歧演变为公开论战，世界上绝大多数共产党站在了苏联共产党一边，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处境日渐孤立，对外联系和交往急剧萎缩。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极左思潮干扰，新中国的外交事务受到了严重破坏，党的对外联系也遭遇重大挫折。那时，中国人自豪地高唱《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可实际上，世界上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仍屈指可数，有些国家与中国已经建立的外交关系出现严重倒退。中国共产党同世界上80多个共产党中的70多个完全断绝了关系。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那时只同亚洲的朝鲜、越南和欧洲的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四国执政党保持着较好的关系。即使同这些国家的党，党的关系中也存在许多问题。在非执政的共产党中，中国共产党只与周边地区十多个主张武装斗争的党以及从老党中分裂出来的左派党，或是没有多少群众基础的所谓新党和小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上面提到的两个外围组织，也被解散。7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关系进一步萎缩。就连阿尔尼亚劳动党也开始公开抨击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政策。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开始重新考虑对外关系问题。1977年中国共产党与曾被斥为修正主义党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恢复了关系。党的领导人华国锋当时提议，中国共产党可以同非洲的民族主义政党建立党的关系，对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修正主义党也要做工作。1981年，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作为中联部外围团体正式成立，其目的就是要以某种变通的和相对灵活的方式，同世界各国的民族主义政党、社会党和其他政党与团体建立友好联系，以恢复和扩大中国共产党同外部世界的联系。
此时，中国已经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他明确提出，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的关系，即新的、健康友好的关系。他所提出的党的对外交往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这四项原则，随即被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所确认。这四项基本原则，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外开展党际关系的指导思想。在此前后，中国共产党不但陆续恢复了与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共产党的关系，同时还与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组织建立了联系，并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展开了友好交往。党在对外交往中以意识形态划界的局面彻底结束。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和力量对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相联系，一方面世界社会主义进程转入低潮，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指南的政党急剧减少，另一方面政党政治在许多国家反而呈现加速发展的新局面，不同性质的政党在国际上的交往与联系更趋活跃。面对国际政党政治形态的新情况新动向，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奉行党际关系四项基本原则，努力开辟对外联系的新渠道新途径，不断探求对外交往的新方式新方法，迅速打造出党的对外关系新格局和新体制。
1997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进一步确认了党的对外交往的总体思路和原则。大会表示，中国共产党将同一切愿意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联系与合作，变得更加积极主动，形式更加灵活，内容更加丰富，也更具有开拓性和进取性。党的对外交往与联系，远远超出了团组互访、一般性信息交流等传统模式。第一，中国共产党与各种国际性政党组织建立了更为密切的联系并适度参与其活动；第二，中国共产党发起并推动亚洲地区政党国际会议定期举行；第三，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相互关系发展为国家关系的重要基石；第四，中国共产党与各种类型的政党建立了定期举行理论研讨或高层对话机制；第五，中国共产党为发展中国家政党培训干部进入机制化发展阶段；第六，对外传播和智库交流在党的对外交往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第七，党的领导人高度重视并直接领导和推动党的对外交往；第八，党中央各职能机构和地方党组织开始成为党的对外交往的行为主体；第九，在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或者没有政党活动的国家，党的对外交往也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在上述所有这些党的对外交往活动中，交换党的自身建设经验，包括执政党治国理政经验，巩固和推进国家关系发展，宣传中国改革开放成就和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传播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观、互利共赢的新合作观，倡导新的国际秩序观和共同安全观以及平等互鉴的人类文明观，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主要内容。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与国际交流，不仅是中国立体化外交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影响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央机关和地方党组织参与党的对外交往，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职能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中国共产党全方位、立体化、多领域开展对外交往的新局面逐渐形成。到2000年，中国共产党已与世界上140多个国家的400多个政党和准政党型的社会政治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接触和联系。这些政党和组织，大部分处于执政地位或参与执政，有的虽然没有执政，但在本国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影响。这些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底色不一，价值观体系光谱各异，但在发展对华关系方面，普遍持积极态度，有些甚至对华非常友好。世界各国的政党和政党家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中国不断发展壮大根源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要想全面认识和了解中国，必须首先认识和了解中国共产党；要想探询并解开中国成功发展的秘诀，必须深入研究和解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与执政经验。
进入21世纪这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服务于不断拓展的国家发展利益和安全利益，进而也服务于中国为人类社会做出重大贡献这一历史使命。作为一个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大党和连续执政60余年的老党，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扩大和深化对外交往，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和走向外部世界，展示自身良好形象，宣介国家内外政策，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内在需要。作为执政党新时期自身建设伟大工程的一条重要战线，这种交往已经十分紧密地统一和融合到国家的总体外交之中，是丰富多彩的当代中国大国外交无法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外国政党的对外交往也处于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中，其未来走势如何发展，在外交实践中和国际关系理论中如何定位，众说纷纭，有些人不承认政党外交这一概念，将政党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笼统地归结为民间外交或民间交往。但无可争议的是，中国共产党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对外交往，绝对是中国特色的政党外交。这样的定义，不仅从理论上看是科学的、有事实依据的，从实践上是看也是必要的，是新时期中国外交新布局所规定的。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更加重视党的对外交往、联系与合作。习近平总书记本人多次就此发表重要讲话，做出重要指示。在此背景下，有关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理论研究和规律性探讨进入新阶段，全党全社会已经形成的关于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新认识新概念，得到进一步丰富。与此相关的新著述新成果亦不断问世。这为我们做好这个研究项目提供了有利条件。
我们这一团队及其研究工作，在项目进行中得到了有关各方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但囿于自身能力和水平，再加上篇幅所限，相关材料和资料的使用不尽如人意，我们所做的分析和研究也未能充分到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是为序。

于洪君，男，汉族，生于1954年1月，吉林农安人。法学博士，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8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2年5月在吉林农安参加工作，1978年10月至1985年7月在东北师范大学政治系学习，1985年7月至1986年10月在中共吉林省委党校任教员，1986年10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国政系学习。1989年7月起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历任副处长、处长、研究室副主任（副局级）、主任（正局级）。1996年3月至1998年9月任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大使馆一秘。1998年10月至2000年2月借调中央外办工作。2005年9月至2010年12月任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2010年12月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2013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委员。2014年9月19日，于洪君不再担任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长期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曾获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独立20周年勋章。金鑫，男，法学博士，全国青联委员、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评审专家，国家社科基金国际问题学科评审专家，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先后毕业于兰州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2003-2004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历任中联部办公厅秘书二处处长，当代世界出版社副社长，《当代世界》杂志社总编辑，安徽池州市委常委、副市长（挂职）。主要从事政党政治、国家安全战略、中国外交、国外社会政治思潮、世界民族宗教等领域的研究。胡昊，男，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秘书长。1988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历史系。199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获博士学位。1994年起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东欧中亚局工作，历任处长和副局长。2004-2005年在江苏省张家港市挂职任副书记。2007-2010年任中国驻俄罗斯使馆参赞。2011年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大国关系、中俄关系、俄罗斯政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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