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走上旅游新时期以来,关于旅游文化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但是从森林旅游的维度出发,从人文资源的角度探索森林与旅游关系的著述并不多见。这本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而又全面地以森林旅游为主导、文化为轴心,探讨和研究中国森林旅游文化的得力之作。在我看来,该书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既注意“面”上的轮廓勾勒,又注意“点”上的深入剖析。全书以森林旅游为主导,紧紧把握和捕捉森林旅游资源各个领域,探寻森林旅游多方面的文化内涵。该书揭示了我国与森林旅游相关的建筑、园林、宗教、民俗、饮食等方面所蕴涵的传统文化精髓,在编写过程中使用了大量图片,图文并茂,形象生动,可读性强。
第二,既注重森林旅游历史沿革“纵”的剖析,又注意不同层面“横”的挖掘。该书作者从我国当代森林旅游实际出发,竭力寻找我国森林旅游传统与现实的结合点,以科学性、知识性见长,既体现高雅文化层,又注意通俗文化层。在普及中国森林旅游文化知识的同时,对与旅游有关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也进行挖掘,对如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出建议,教材取材广泛,内容广博。
第三,既侧重森林旅游基础理论的研究与阐发,又有着眼“大旅游”视野拓展与挖掘,注意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作者努力发掘和展示的是隐藏在中国森林旅游背后的博大精深的旅游理论和旅游思想,从森林旅游的角度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当前正在进行的生态文明建设,揭示了中国特色森林旅游审美价值。
(一)原始的祭祖观
《礼记·祭法》:“有虞氏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祖颛顼而宗禹”。郑玄注疏:“有虞氏以上尚德,稀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氏之先后次第”,表明最初的祀祖,并不以血统为标准,乃是以功德为标准,到夏后氏以后,始由尚功德转成尚血统而行祭祀。至于殷商时代,董作宾先生在其《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一文中,谈到殷人信仰的中心在于人鬼,十万片甲骨文字,大部分是为祭祀占卜用的。殷人认为过世的祖先其精灵依然存在,和上帝很接近,且其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可以降祸延福于子孙。上帝在殷人眼中是高不可攀,令人敬而畏之,且视祖先为具超能力的神明,祈福避祸均乞助于祖先神,这是殷人祭祖的主要观念;周人则不仅深信祖先的灵魂有降祸赐福的能力,且可配乎天。于是祖宗神取得形式上同等于天的确定地位,在实质上成为祭祀的主体。再加上周人认为君主是天子,但因“殷革夏命,周代殷祀”之鼎革无常的现象,愈加深天不可信,其旨意难捉摸,唯先王的典型美德可以遵行的感受,所以产生了以“敬德”为主的祭祀理论。期望藉勉励祭祖来纪念并效法先人的德性,并透过有血统关系的先祖代为请命,得天福佑。综合上述陈述,可以肯定地说,祖先崇拜之原始本质仍与敬畏上天有关,其宗教意义超过其伦理意义,祖先已被神格偶像化,有人文精神的倾向在其中。
(二)儒家的祭祖观
在春秋战国时代,大多数学者都有发表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对古代思想都加以价值的重估。孔子虽不愿否定神鬼,但也表示出他的怀疑。《说苑·辩物》中记载孔子回答子贡,死人有知无知之间时,很明白地说:“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无知,恐不孝子孙弃不葬祀也;赐欲知死人有知无知,死徐自知之,未为晚也”。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日“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卷十-》)可知孔子在态度上是存疑的不可知论者。在理念上他不信“死后有知”、“人死为鬼”,但他觉得神鬼信仰,对社会也确有实用,因此孔子注重祭祀,认为祭祀是维持伦理的一种教化方法。伦理的中心就是孝,对于孝道的培植,当然是教化上的重点,而培植的方法就是“生则养,死别敬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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