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新史学》系列出版之第十四辑，集中论述了“城市史与城市文化”专题10余篇文章，另有“史学史与史学理论”“专题研究”“文献与史料”等专栏，共收入论文25篇，反映了国外最新史学研究成果，对史学工作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由陈恒、王刘纯主编。顾问20多位，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厦门大学、复旦大学、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德国埃森人文学科学研究所、美国拉特格斯大学等，编委也接近20位，来自首都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强大的编委及顾问阵容，保证了本书在内容选择上的质量。书中文章理论与事实相结合，逻辑严密，同时并不枯燥，反而吸引读者深入阅读，发人深思。

　　王刘纯，编审，硕士研究生导师， 新闻编辑出版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任中国编辑学会理事，全国大学出版社协会常务理事等职。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出版学、中国书法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先后在河南人民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书法通用教程》、《出版学思录》等书法、古典文学、出版专业的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陈恒，1968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1993年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孙道天先生门下学习希腊史，从此与希腊化研究结下了缘分。
　　1996年毕业后到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讲课之余情系希腊化研究。把硕士论文的一部分《关于希腊化时代的若干问题》投到《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发表。是为其一篇学术论文，而且得到了认可，《新华文摘》（1997年第7期）、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1997年第6期）等报刊做了全文转载，这更加激励其继续研究这一课题。
　　1998年又到复旦大学历史系随张广智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并得到了导师的诸多鼓励与悉心指导。取得博士学位，不久又出版之，即《希腊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
　　曾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现任上海师范大学社科处处长。

城市史与城市文化
1历史上的城市
20中世纪欧洲城市
39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卫生、洗浴和街道清理
48 １２ 至１４ 世纪意大利公社关于城市环境的管制
60 前工业社会中城市贫困问题浅析
71电影与城市
86为谁保护历史？ —.—美国历史保护学的演进、批判与反思
99历史社会学初探
112１８ 世纪观察者及其后历史学家视野中的英国政治、文化与工业革命
134约旦的巴勒斯坦人———徘徊在边缘与主流间的“少数族群
史学史与史学理论
146历史书写的欧洲传统之三———作为预言的历史
165康德的历史理性思想研究
176柯林武德历史叙事理论探析
188马舍雷《乔治·康吉莱姆的科学哲学：认识论和科学史》一文“引言”
专题研究
193希腊化时代和文明史
208活力、秩序与重估：加洛林王朝后期政治史研究的新趋势
217国家民族主义视角下的塞浦路斯问题
228赫鲁晓夫的致命改革：党的机关的分立及其后果（1962-1964）
246美国信息社会形成初探
评论
253 2014年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科发展综述
294作为一个社会的罗马：《罗马史研究入门》书评
光启讲坛
299国外非洲史研究最新趋势与中国的非洲史研究
330治学门径与方法———漫谈外国史料与史学
文献与史料
348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1970 年1月）

　　二
　　（一）被边缘化的状况
　　无论是巴勒斯坦的原著居民，还是迁移过来的难民，他们无不意识到，在约旦这个以氏族部落制为基础和约旦人为绝对政权主体的主流社会，他们始终属于“外来人”和“异族”。约旦人和巴勒斯坦人两个群体间的关系与约旦国内政治和经济变化密不可分。由于存在巴勒斯坦人占到国家人口多数的事实，约旦政府在理论上一再宣扬巴勒斯坦人和约旦人团结的思想。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不论是从情感还是从实际操作上，政府的天平往往偏向于本土人。而当地人也认为巴勒斯坦人对金融交易的虔诚胜过对约旦政府的忠诚；他们鼓吹政府应当大规模地将巴勒斯坦人驱逐到巴勒斯坦权利自治机构的管辖范围。③ ２０１０ 年４ 月１ 日，一些退休的军政官员发表了一项声明，劝诫国家把在１９８８ 年对约旦河西岸宣布断绝来往的声明“宪法化”；并表示约旦王国的所有巴勒斯坦人应当放弃约旦国籍，回到巴勒斯坦。这些挑衅的言论引发了一系列的抗议，由前首相（也是情报局长） 艾哈迈德·奥比达起草、数千名巴勒斯坦人和外约旦人联名签署了一份反对宣言，呼吁政府应当对以色列实施强硬政策，而对约旦身份认同问题上实行温和策略。④
　　许多自由派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如保留巴勒斯坦人约旦国民身份的去留及由约旦人主导政府等问题上是极为保守的。一位自由派说：“这是我们的国家，它们的国家是巴勒斯坦”。一些约旦裔民族主义者担心议会和内阁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人将会逐步地把约旦变成巴勒斯坦人的政府，反而会使以色列人一直企图把约旦变成巴勒斯坦人的替代国变成事实。一位官员担心地说道：我们不能将代表的人数超出太多即使是５０％也不行，约旦人决不能容忍同巴勒斯坦人在政府部门平分秋色。如果到那时我们将丧失约旦人的国家认同。”①
　　在巴勒斯坦人中，对遭排斥的抱怨波及不同的阶层，从贫困的难民营到安曼西区的奢华别墅。②就已经“融入、同化”到约旦社会的巴勒斯坦人而言，他们在一些领域仍遭到歧视。约旦巴勒斯坦人被边缘化领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政治上，巴勒斯坦人遭遇诸多限制和社会排挤。巴勒斯坦人在政府机构的话语权严重缺失。２００６ 年，有巴勒斯坦裔的约旦人占到２８ 位大臣中的４ 位。在议会中，５５ 名参议员中的９ 人和１１０ 名下院中的１８ 位成员是原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没有巴勒斯坦人任职州长的例子。而在选举资格上，绝大多数代表资格都分配给了非巴勒斯坦人口的选区。能否参军和能否担任高级军官，是外来族群在约旦这样一个多族群社会中是否被真正接纳的一个重要评价标准。约旦从１９９２ 年开始实行招募志愿兵的政策，巴勒斯坦裔约旦人被排挤出军队，军队和安全机构的权力主要掌握在了外约旦人的手中。③在经济上，巴勒斯坦人虽然在许多领域，尤其是私用领域占据重要的地位，然而在一些公有部门却遭到不公平的待遇。以１９７５年安曼巴勒斯坦人（男性）在约旦从事各种职业的人员所占比例为例———教师占９．７％，商人１８．８％，工业交通４５．４％，服务业１１．２％，农渔矿业１４．５％，但是却没有公务员。④ 在教育上，许多巴勒斯坦人在公立大学的入学申请上和奖学金的发放上较之于外约旦人也时常被差别对待。
　　就难民而言，边缘化状况更为明显。难民是在约旦社会处于弱势地位的主体。他们既是难民又是约旦公民，同时受民族主义的影响，他们又受到巴勒斯坦“民族性”和约旦“国民性” 问题的双重困扰。由于其特有的边缘群体的身份（巴勒斯坦难民身份、约旦国民身份）从而形成新的社会问题，并促使约旦时而通过“统一”或是“融合”，时而又收回“公民资格”来化解这种身份认同的矛盾性。本应当受到国民待遇的一群人，却由于这种特殊性使得他们很难享受到公民的待遇，常常令他们产生“二等公民”的心理落差。虽然同属于被约旦主流社会排斥的“ 边缘人”，然而处于社会金字塔底层的巴勒斯坦人，尤其是难民营中的难民又是“边缘中的边缘”，他们被完全排斥在了社会权力分层之外，可以说在各个领域都处于弱势地位。第一，他们处于社会就业体系的底端，多从事非正规职业。很难通过更换工作而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第二，除了受ＵＮＲＷＡ 救济的难民，许多生活在难民营之外的巴勒斯坦难民其生活同普通底层的约旦人一样过着窘迫的生活。有时还不得不通过远在海外务工的亲戚汇钱接济。第三，难民的政治、经济权利严重不足。尤其是生活在难民营中的难民们被困在难民营，进出难民营受到多方限制，满足生活必需已属不易，更别提在城市中工作、学习，由于这种相对“隔离”的环境导致他们无法享受到作为约旦公民所能享受到的社会资源。而政治权利的缺失又制约着他们经济权利的实现，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弱势地位。由于他们往往关心的是生活质量的改善，对于参与政治缺乏一种意识，加上利益诉求渠道的不通畅，就往往采取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表达心中不满，引发警民冲突导致暴力事件发生。最后，难民的身份凝固化，向上流动困难。由于难民的身份是世袭的，因而难民遭受歧视、被排斥、被边缘的现状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继续存在，想要爬上社会金字塔顶端困难重重。①
　　就巴勒斯坦人中上层阶级而言也存在被歧视感。困扰中产阶级的是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不符，尽管他们在约旦社会经济中起着支配地位，享受着奢华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却无法进入到约旦的权力体系中，难以对约旦的各项政策形成决定性的影响，无法通过有限的经济渠道来改变其社会地位②。作为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最为杰出的一个成功案例，即约旦王后拉尼亚，也时常遭到一些激进分子和盲从民众的攻击。一些媒体奉劝拉尼亚王后应当减少公开活动“从公众视线中消失”，甚至引发２００９ 年瓦达特（ＡＬ－ＷＩＨＤＡＴ）球队和费萨尔（ＡＬ－ＦＡＩＳＡＬＹ）球队球迷斗殴事件（ＡＬ－ＦＡＩＳＡＬＹ 球队的名字来自于哈西姆家族国王费萨尔，球队由地位显赫的卡迈勒·阿德万部落掌控。瓦达特球队则是以巴勒斯坦人最大的难民营命名，它是由商人ＴＡＲＥＱ ＫＮＯＵＲＹ 赞助），原因就是费萨尔队球迷要求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同他的巴勒斯坦裔妻子离婚，另取两名约旦血统的妻子。③ 球迷间冲突折射出约旦人对政权旁落他人的极度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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