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文化研究第十六辑_赵德润_9787534778100

《炎黄文化研究》第十六辑是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黄帝陵基金会、炎帝陵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综合性学术文化丛刊。本辑设“专论”、“炎黄二帝及其时代”、“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思潮与学派”、“文化丛谈”、“文物与考古”、“文献整理与研究”、“探索与争鸣”、“中华学人”、“学术访谈”、“书评”等多个栏目，共收入30余篇论文，围绕中华文化这个主题，深入探讨了中华文化的性质、作用及其当代价值，当代炎黄文化研究及有关问题，历代的思潮与学派等。

　　《炎黄文化研究（大象版套装共8册）》：
　　一、儒家礼乐本原追寻之发生
　　华夏礼乐文化传统并非近代以来才身陷困境。远在春秋战国之际，上古礼乐典制就曾一度衰敝而成为道、墨、法诸家集矢之的。而在近乎举世皆然的时，乐文教的责难声中，儒家对礼乐典制及其文化精神的坚守也格外令人瞩目孔子坚持“为国以礼”的教化政治理想，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重建礼制国家。同时指出，礼亦是确立个体社会身份，培养自我德性人格的根本途径，“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因此他对礼乐文化的未来命运充满信心：“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孔子曾说，自己的天命就是承继“斯文”：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
　　“文”究竟标示怎样的文化精神和生命信念，使孔子穷毕生之力存亡继绝，于造次颠沛之际仍念念不忘？朱子云：“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论语集注》卷五）传续斯文，实在是承担起一个文化生命延续的历史责任。而道家坚决的自然主义，法家僵硬的法制秩序及墨家刻苦的实用主义皆不及此义。
　　但礼乐文化之存亡继绝，却绝非徒然坚守固执所能达成三代文化极盛时，礼乐及其所凭依的传统社会结构与价值秩序的合理性在人们心日中是毋庸置疑的。而在春秋战国之际礼坏乐崩的形势下、无论维护还是建构一种政治-社会生活理则，都必须重新为其寻找终极的合法性理据。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对礼乐典制之存在合理性的辩护已不能仅仅立足于其社会政治效能，而需要进一步探求其是否能获得终授支持。因此对儒家而言，最急迫的课题莫过于”达于礼乐之原”，以为礼乐文教传统之延续奠立根基。孔子痛切地意识到，礼乐之衰退，实导源于其制度精神之流失：“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因而当林放对”礼之本’进行探问时，孔子对之赞赏有加。这一姿态势必激发此后儒者的礼乐本原探索热情。
　　儒家礼乐本原探索主要沿大道与性命两尢路向进行。与以往大多思想史或学术史之论调不同，本文认为，天道性命问题的发生和展开与孔子及早期儒家有着密切的关联。自古以来厌弃玄谈的学者都以《论语》中子贡“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一语为口实，而近世鄙薄懦家学术的人则以此为孔子对所谓“形而上问题”、“超越性问题缺乏兴趣的铁证。但此语应作何理解自古便有争议。且不论《论语》是否研究孔于思想的唯一文本根据，即便在《论语》中，也不乏关于“性与天道”问题的论说首先，“性”字在《论语》中两度出现，而在同期或稍后的《老子》和《墨子》中都未见提及。考虑到《中庸》、孟子、苟子、郭店楚简及上博简中儒家文献对此问题的热烈讨论，可以认为孔子与早期儒家才是最早关注并推动先秦性命问题探讨的核心力量。其次，前引子贡之语将“性与天道”问题相提并论，视为同一类型的话题。这或许意味着，早在孔子或七十子时代，儒家已意识到了性与天道二者的内在关联，而这一识度的发生，得益于孔子对古老的“天命”思想的理论扭转。在此之前，“天命”仅指王朝受之于天的政治权命。孔子言天命，则多与人之修身成德相关联，“知天命”是成为君子的前提条件。通过下学而上达，实现性与天道的贯通。这不但是儒家修身理论的终极归趣，也对中国思想史上的天道论说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中庸》，《易传》等儒家文献中天降性命、性天相通、尽性知天的基本思路正是由此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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