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与章门弟子_刘克敌_9787534760266

文化传记类读物。着眼陈述和分析师生间的关系，师友杂记，师门恩怨，师生间教学相长，学术理路的传承流变，学派风格的形成及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从而索解其背后蕴含的文化品格、学术气质和人文风度。涉及章太炎及门下弟子黄侃、钱玄同、汪东、朱希祖、沈兼士、鲁迅兄弟等人的志业。

　　总序
　　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天翻地覆、波澜壮阔的世纪，在这个现代百年里，涌现出为数不少的改变历史和文化的伟人和大师，他们的出现不仅重塑了中国形象，而且对此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文化信仰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丛书以“20世纪文化大师与学术流派”为写作对象，力图以现代文化大师及其弟子们的文化、政治、学术活动为中心，梳理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描绘现代中国的文化地图，在对历史的回顾中，理解现在，展望未来。
　　本丛书可以说是对以师徒关系为中心形成的现代知识群体的研究。中国文化素有“尊师重道”的传统，所谓“道”者，意指“终极真理”、“一切的本原”，为师者担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其所担负的社会文化角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故而“重道”也就意味着“尊师”。现代中国是一个革故鼎新的时代，旧的一切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土崩瓦解、走向没落，而新的一切方兴未艾、势不可当。在此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中，出现了一些为现代中国文化奠定基本格局的具有开创性的文化大师，他们的出现填补了传统退位后留下的精神信仰的空白，成为现代人仰慕、尊崇的导师、传统“圣人”一般的人物。这些大师级人物大都带有马克斯·韦伯所谓的“克里斯马”人物的神采和魅力，“克里斯马”(charisma) 一词，最初用来形容宗教领袖，意思是指具有特殊魅力和吸引人的人，后来泛指各类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马克斯·韦伯认为 “克里斯马”人物以其表现出的某种超凡的品质，所以“高踞于一般人之上，被认为具有超自然、超人或至少是非常特殊的力量和能力”①。“克里斯马”现象的出现在其时代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机制的表现，无论是认为“英雄造时势”还是强调“时势造英雄”，“英雄”与“时势”的关系是极为密切、不可分割的，它彰显的是一种人与时代的互动：一方面“王纲解纽”的时代使这类创世精英脱颖而出，以天下兴亡为己任，锐意求变、率先垂范，成为得时代风气之先的先觉者、预言家和精神导师，吸引众人成为他的追随者；另一方面，新旧转型期的文化精神危机呼唤着这类人物的出现，以满足人们迫切的精神需求，使人们的心灵不因固有信仰的崩解而陷入空虚、迷茫，获得一种新的精神归宿感。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换之际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政治、伦理、宗教、文化信仰的危机，人们对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发生根本动摇，社会亟须一种新的信仰，来重新凝聚散乱的人心，这就为“克里斯马”人物的出现提供了众多的受众和适宜的时代土壤。“克里斯马”人物的出现，可以为人们的心灵提供一种导向，进而转变人们的信仰和行为，使他们“以全新的观点去看待各种问题”，因此，“克里斯马”可以表现为一种变革时代的“强大的革命力量”。马克斯·韦伯认为人类社会迄今共有三种权威类型，它们分别是：传统的权威、“克里斯马”的权威和法理的权威。“克里斯马”权威是介于传统权威和现代法理权威之间的过渡期的文化现象。

　　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和文学史上，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文人学者群体，它的出现和发展壮大，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变化一直产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至今依然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这个群体，就是本书要评述的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及其门生——人称“章门弟子”。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章太炎及其弟子对20世纪中国文化所做出的巨大深远的贡献，庶几可以和数千年前的孔子及其弟子的功绩媲美。
　　那么，一个老师和他的一些弟子，他们是如何聚在一起，他们有哪些理论和学说?又是怎样对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的呢? 在谈论章太炎及其弟子前，我们不妨先把目光转向19世纪初，看看章氏的同乡龚自珍的一些经历，因为一切皆有渊源。
　　1819年，时在京城的龚自珍，某一天站在北海南面眺望紫禁城，写下这样的诗句：荷叶粘天玉蝾桥，万重金碧影如潮。
　　功成倘赐移家住，何必湖山理故箫。
　　诗中明显流露出一种渴望建功立业并因此获得帝王赏赐的心情。看来，在所谓的“三不朽”中，立功胜于立言，“说剑”重于“吹箫”，龚自珍就是这样来理解二者之关系的。可惜，他生不逢时，他所处的社会已经不是英雄有用武之地的时代。纵然表面看社会还是一派歌舞升平之象，但敏感如他已经感受到那日益临近的衰世脚步之声。而生逢衰世，对于龚自珍这样具有超前意识的人注定是一种悲哀，因为他不会再有施展才华大展宏图的机会。既不能凭一己之力为民众谋求福祉，也无法为自己之青史留名创造契机，这恐怕是龚自珍最大的遗憾与怅惘所在吧。也是在1819年，时年 28岁的龚自珍在游览京城之名胜陶然亭后，又写下这样的诗句：
　　楼阁参差未上灯，菰芦深处有人行。
　　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
　　这最后一句，不正表现出对当时社会的清醒认识?暮霭沉沉，大厦将倾，而试图力挽狂澜者如龚自珍，又能指望谁给他这样的机会? 也许只有最高统治者有这个权力，但历史告诉我们没有这种可能，因为那是一个走向衰世的时代，君主要么眼睛已被奸邪蒙住，要么已成为不折不扣的昏君暴君。
　　何谓衰世?这个概念是龚自珍从今文经学引申来的，又赋予其新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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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说到他们二人的不和，并不仅仅在于这门课是否该开。也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在北京的章门弟子决定集资刻《章氏丛书续编》，并议决由钱玄同和吴承仕两人主持此事。太炎先生以为出书不是什么复杂的事情，但书却老是刻不出来，太炎先生就有些不开心，即去信询问并责怪他们办事不力。其实刻版出书并不简单，特别是其中有些部分要钱玄同手写之后才能刻板，而钱玄同恰恰此时身体不佳。结果章太炎来信责怪，两位弟子就分别写信解释，可能信中也各自为自己辩护，并都告了对方的状。吴承仕的信中就说钱玄同“思想蜕化”，对此章太炎有些生气，又去信说既然两人合作不好，干脆就不让钱玄同再问此事，而由吴承仕一人主持。章太炎还在1935年2月给吴承仕的信中说“《三体石经考》系玄同所手书，后附跋尾，亦玄同嘱为之。如其思想蜕化，于前跋又有不惬，不妨将前跋删去，但谢其写校之劳而已”。对此钱玄同自然大不高兴，他也许不会迁怒于章太炎，却对吴承仕更有反感。好在后来太炎先生对钱玄同之知甚深，并且在收到钱玄同的信后得知其确实有病，钱、吴之间其实也是有些误会。于是章太炎又给吴承仕写信说：“得玄同来书，其辞平正而哀委，非蜕化，实缘病因。且刻以阴历三月之杪，必可出书。如是自堪慰藉，已复书止其哀痛矣。玄同以半农旃闻云亡，时时出涕，不可谓非有情人。其得病亦颇类中风，所谓神经性者是也。始慕嵇阮，亦为增病之药，今慕颜之推，庶几得侯氏黑散矣。”从上述言辞可以看出，太炎先生感到自己错怪了钱玄同，为此他特意在钱氏的手书后作跋，赞扬钱氏的功劳，并丝毫未提及钱氏的所谓思想蜕化之事。虽然如此，钱、吴二人之间的矛盾却并未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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