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说《老》 

老聃李耳 

老莱子 

太史儋 

说《庄》 

庄子本人 

逍遥游 

齐物论 

养生主 

人间世 

德充符 

大宗师 

应帝王 

庄子先进弟子 

骈拇 

胠箧 

庄子后进弟子 

让王 

跋 

　　《老子》八十章说：

　　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这个国家有各种各样的发明，有了“什佰之器”，说明已经是文明社会。但“使民重死而不远徙”，也就是还保存着氏族部落时代的风俗。“虽有舟舆，无所乘之”，有车有船我不用它当交通工具。“虽有甲兵，无所陈之”，有军队我不依靠它吓人。“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结绳记事，我不用文字，文字让人心迷乱。这样老百姓的生活状态很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社会很和谐，人们知足常乐，幸福指数很高。这些话很值得玩味，因为它有着很多历史信息在内。

　　《老子》“小国寡民”之语与《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保小寡”之语一致。《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载，邾人灭须句，须句因是鲁僖公之母成风的母家，故须句子奔鲁，成风对鲁僖公言：“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若封须句，是崇皞、济而修祀，纾祸也。”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注此“小寡”，《老子》之“小国寡民”即指须句。须句为太皞之后，与鲁国联姻的华夏族小国，它和春秋时代的大都邑有别，周人称为“小寡”。从考古资料来看，鲁国曲阜故城的周长11771米，东垣长2531米，西垣长2430米，北垣长3560米，总面积在八九百万平方米；齐国临淄故城大城周长14158米，西垣长2812米，北垣长3316米，东垣长5209米，南垣长2821米，总面积在一千三百万平方米。滕国故城周长2795米，南垣长850米，东垣长555米，北垣长800米，西墙长590米，总面积四五百万平方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50、252、264页）；滑国故城南北长约2000米，东西宽约1000米，中部宽700米，南部宽500米，呈南北长、东西窄的形状，总面积在一两百万平方米（赵芝荃：《河南偃师“滑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4年第1期）。东周时期各国多僭越违制，国虽小而城不小。那么鲁国所称呼的“小寡”之国，城址面积一定比上述见于经传的封国小很多，应即与中小型聚落相仿佛。如专家调查研究，伊洛河流域12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共有两周聚落86处，每个聚落平均面积4.85万平方米，包括10万、20万乃至60万平方米的中型聚落，其中从数千到3万平方米的小型聚落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陈星灿：《中国文明腹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伊洛河地区的社会形态研究》，《考古学报》2003年第2期）。文献中的小聚落也有不少，童书业先生就曾论及《论语·公冶长》中“十室之邑”这样小村邑的普遍性，言“是等小邑盖与书社井田相近，一二十家村聚耳”（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第165页）。西周金文中常见的“万邦”应即众多的“小寡”之国。故无论是城址还是中小型聚落，“小国寡民”在商周时期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老子》此处已暗示，此小国已经进入到文明时代。文中言“有什佰之器”而非没有，民能“远徙”但“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并且社会已有文墨，但统治者“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这说明此“小寡”之国已经有了军队和众多发明创造，并且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存在，其文明程度已经到达了相当的高度。值得一说的是，商周时代区域间的远徙不绝于书，除战争之外还有很多痕迹，比如殷墟妇好墓玉料基本上都是新疆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14、228页），陕西淳化县境内的商周之际的黑豆嘴类型铜器包含来自于青海地区乃至西亚的因素（张文立，林沄：《黑豆嘴类型青铜器中的西来因素》，《考古》2004年第5期，第65—73页）。陕西扶风召陈村的西周建筑遗址出土两个蚌雕人头像，皆高鼻深目，属白色人种的大月氏、乌孙（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图版20）。但这种远徙在商周史上并非常事，各个地区之间独立发展是最显著的特征。比如西周宝鸡峪泉墓地与茹家庄、竹园沟两处西周墓地相距三五公里，此地发掘的墓

　　葬中未见到竹园沟等处墓葬中常见的与巴蜀文化有关的尖底罐、柳叶形短剑等器物，而其组合以典型的先周、西周墓葬的铜器与鬲罐为特征。由此可见峪泉墓地应属中原典型的周文化墓葬，应与竹园沟等处墓地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市考古队：

　　《陕西省宝鸡市峪泉周墓》，《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5期）。两地近在咫尺，但各自的文化差异明显，相互干扰很小，这与《老子》的“民重死而不远徙”、“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况颇为吻合。并且《老子》此处说让“小寡”之国的人民而并非小部分统治者“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这与文明社会以前的经济条件不吻合。

　　固然是政治理想，但势必有经济条件支撑才得以实现。专家经推算，“刀耕火种”的条件下，夏代亩产四十斤左右；商代亩产六十斤左右，西周亩产八十斤左右；直到战国李悝变法时，亩产一百二十斤左右（杨贵：《对夏商周亩产量的推测》，《中国农史》1998年第2期），

　　则在原始氏族时代的亩产量更低。《诗经·豳风·七月》中的西周庶人家庭仍“采荼薪樗，食我农夫”，感叹“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沈长云：《由〈诗·七月〉论及西周庶人的社会身份》，《人文杂志》1989年第6期）。倘若说《老子》的“乐其俗”是因为有种种宗教思想情节存在，那么生活条件困苦的史前时代，先民筚路蓝缕、节衣缩食，如何能“甘其食，美其服”？氏族部落间为了争夺适宜居住的领地、食物水源等重要的生活资料，大规模的正面冲突始终存在；野兽出没、灾难频繁，自然条件异常恶劣，如何能“安其居”？“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的生活状态，须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条件的产物：物质资料增长，贫富差距在社会的许可的范围内，面对灾年政府有较为充盈的物资储备。而春秋以来铁器牛耕推动生产力飞跃，战国时期各国推行授田制以稳定农业生产，国家府库殷实的情况，倒与《老子》所说有些相似。那些“寡小”之国不可能不受到大环境的影响，但其国家机器简单，贫富分化不剧烈，所以倒能够出现《老子》所说的情况。《老子》看到了“甘其食，美其服，

　　安其居”对安定人心的作用，但并没有认识到这些物质因素同样是社会进化使然。

　　这里《老子》描述的情况，有两个史事来源。

　　一是历史有过的史影。尧舜禹那时代，之所以能禅让，是因为统治者太苦。《韩非子·五蠹》写上古帝王的劳苦情形：“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尧才不是秦始皇，他的房子破，茅草屋顶不说，还不修剪；栎木做的椽子，不加砍削；有粗糙的粮食吃，有野菜煮的羹喝，就不错；冬天穿鹿皮袍子，夏天穿葛布衣服，就这样。就连韩非都看不过，说即使战国时候的看门的，穿的吃的比这个强。韩非又说，禹治天下，亲自拿了农具下地干活，累得大腿上没肌肉，小腿上不长毛，韩非说，即使奴隶干的，都不会比这更苦了，他不干谁干啊！故而韩非总结说：“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让出天子位，就是脱离看门人的苦差事，摆脱奴隶的劳役，让位倒是解放了。上古时期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社会，没有太多高高在上的国家机器，法律制度都不复杂，这个状态是很

　　质朴的。

　　另外一个来源，就是进入到春秋以后，社会发展进程加快，随着铁骑牛耕的推广，社会生产力出现了飞跃，“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有了物质条件。尤其是“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符合自然经济的特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成为列国赖以生存的经济保障，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能够实现自给，“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这样与《老子》描绘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很是合拍。《老子》小国寡民的理想国，不仅是回归到先民时代，也是东周以后社会发展面貌的写照。

　　这样的环境，“逃世耕于蒙山之阳，蓬蒿为室，枝杖于床，饮水食菽，垦山播种”，老莱子是不会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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