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世界的庄子主体形象构建研究_王泉_9787516198919

　　《英语世界的庄子主体形象构建研究》围绕“主体性”系统地考察了英语世界的庄子形象。作者从认知主体、神秘主体、美学主体、伦理主体和后人类主体的角度，研究了英语世界庄子主体形象的多个面孔，同时，比较了学者主体性对庄学研究的影响，认为海外汉学家、华裔学者、国内学人的研究成果相互补充，共同促进了国际庄学研究的繁荣局面。

　　营造良好的世界文化生态，促进不同民族文化间的相互了解与尊重、对话与交流，借以实现和谐世界的人类理想，越来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共识。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由于其自身所具有的鲜明的民族特质和相对的共通性，由于其包含在特定社会生活内容当中的丰富的情感诉求和对手人性的多方位思考，由于其所具有的较强的可读性和极为广泛的受众基础，它的国际传播可以而且应当成为跨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而有效的途径。

　　中国的文学源远流长，承载着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要义之一，就是“和”。为了“和”，中国文化主张“和而不同”。因为在这种文化看来，绝对的“同”必然导致绝对的“不和”。这一点，与当今世界各民族文化、区域文化之间互荣共生的时代精神是完全吻合的。中国文学因此成为世界上了不起的文学之一，中国人对于本国文学的思考因此成为人类思想当中重要的一部分。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的文学及其对于文学的思考不仅仅是国家文化战略的需要，同时也符合人类和平发展的根本利益。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为了保证当今世界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存在，通过我们创造性的工作，让世界上更多的人群能够分享中华优秀文化的精髓，为人类文化的繁荣与世界的和平作出中华民族独特的贡献，是中国文学及其研究重大而崇高的历史责任。

　　有鉴于此，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作为中国内地中文教育与文学研究的学术重镇之一，近年来一直在跨文化的文学传播与交流方面进行着积极的尝试和切实的努力。为此，我们成立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中心”，并且从2009年开始实施了一项“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计划。其旨归有二：一是希望站在民间和学术的立场，通过与国外教育、学术机构中有识之士长期有效的合作，在海外直接从事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的传播工作，向世界展现当代中国最鲜活的状貌和样态；二是希望在中国文学及其研究国际化的大趋势当中为本土文学及其研究的繁荣增添新的契机、新的视阈和新的活力。这项计划的具体内容除组织召开跨学科、跨界别的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有关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海外出版发行英文期刊《今日中国文学》，翻译出版中国作家的重要新作及国内学者的相关论著，在国内编辑出版著名英文期刊《当代世界文学》的中国版，发布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的海外文情报告以外，还包括了另外一个后续的大型项目，即分批出版《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书系》。

　　我相信，这项计划的成功实施，可以有效地展示中国文学的当代风采，有利于建构世界文学中完整而真实的中国形象，增进国际社会对于当代中国及其文化的了解与认识，有利于不同国家、种族和民族间的文学、文化乃至思想和学术的交流，有利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经验的积累，有利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方面的发展战略与策略的探讨和调整，有利于本土的中国文学及其研究的创造性发展。它的意义应该是重大而深远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成功举办了两次跨学科、跨界别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反响很好；英文学术期刊《今日中国文学》现已正式出版四期，面向全球发行，在西方的作家、诗人、批评家、学者、编辑、出版商、发行商、文学爱好者、汉语爱好者当中业已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浓厚的兴趣；《当代世界文学·中国版》已经编辑出版了四辑；列入“今日中国文学”英译丛书的作品和作品集已经通过了论证和审定，其版权协议、翻译等各项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在完成英译以后它们将由美国方面的出版社负责在世界范围内出版发行；海外文情报告和英译的国内学者论文集中的一部分也已进入付梓出版的阶段。由于中外双方的精诚合作与国内的多方支持，计划终于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和初步的实绩。

　　《英语世界的庄子主体形象构建研究》：

　　葛瑞汉探讨的前提是轴心时代的没落。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相信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期间，人类文明的创造力达到了历史顶峰，从那以后就走下坡路。葛瑞汉认为中国古代世界在此时期形成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概念。商朝于公元前1040年被周氏家族推翻，形成了传说中的中国历史强盛繁荣的周朝，其中西周被称为“黄金时代”，天子一统天下，各个分封领地诸侯都有进贡。但是公元前221年的秦朝皇帝消灭各个小国，标志着秦始皇专政的开始。人们怀念过去的日子，认为政治文化的顶峰时代已经结束，当下处在一个衰落的乱世。天命秩序坍塌了，我们应该怎么做？①这成为摆在诸子百家面前的共同问题。儒家认为应该以礼乐来治疗国家，墨子提出实用主义才是当下所需，道家提出回避世界，保持自己私生活的策略。中国哲学家并不关注“真理是什么”，他们在努力寻找“道在哪里”，并以此来指导社会和个人生活。公元前300年，人们已经达成共识，时代已经变迁，无法重新返回到周朝；如何在变化的新形势下，提出更加切合实际的政治哲学方案、解决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成了各家哲学派别的焦点。

　　在西方“轴心时代”之后，又出现了文艺复兴。欧洲人把与中世纪宗教的决裂看成对古典时代的回归，涌现出大量具有创造性的人文思想。同样，中国古代哲学家在向古代圣贤君主诉求的过程中，也同样展现了极大的多样性和原创性。真理曾经被发现，还可以再次被发现。在阐述解说古代圣贤的学说中，中国哲学家传承了文化传统，又突出了个人的独特见解。这也是中华文化与帝国持续稳定和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轴心时代的一个普遍原理就是：旧世界的文明，往往因为敌对小国的激发，而不断激发创造力；可是敌对国家被合并后，帝国文化的创造力会逐渐衰落。葛瑞汉认为中华帝国是一个例外。从政治上，中华帝国虽然会分裂，但是它总能归复统一。从文化思想上，儒家传统建立在社会契约、血缘关系和传统习俗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家庭为模型结构的社会共同体，极大地稳定了中国社会。而道家把个体生命和宇宙紧密相连，瓦解了社会共同体，为个人私生活在社会秩序中留有空间。两个主流哲学思想相辅相成，为中华文化的稳定和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

　　葛瑞汉从轴心时代崩溃后的不同阶段，动态地考察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变迁。本书将按照葛瑞汉的动态阶段，把庄子放人道家在各个阶段的变迁背景中进行研究。葛瑞汉在《论道者》中把轴心时代后的没落分为四个阶段：天命秩序的崩溃、从社会危机到形而上的危机（天人相分）、天人分途、帝国和天人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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