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前端：1896-1916_管雪莲_9787516146071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前端：1896-1916》是一本关于清末民初时期现代文学思潮萌芽状态的研究专著，主要内容包括：绪言部分是对文学思潮概念的辨析，并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前端：1896-1916》的线索和思路加以说明，总体阐述清末民初社会的现代性追求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发生之间的关系。第一章主要论述晚清民初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第二章主要论述晚清民初的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第三章主要论述晚清民初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第四章主要论述晚清民初的大众通俗文学思潮。最后是结语。

　　管雪莲的新著问世，嘱我写序。提起笔来，不由得想起这本书的由来，感触良多。管雪莲是2007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文艺学专业的博士生，虽然不是我指导的，但上我的课，所以也算我的学生。当时我承担了一个“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的课题，除了校内外的一些教师外，几个在读的本专业博士生也参加了写作团队，管雪莲也在其中。我的写作宗旨是运用现代性理论，重新确定文学思潮概念，把文学思潮当作文学对现代性的反应，从而清除来自苏联的创作方法论的影响。同时，也重新梳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历史，打破苏联文学理论影响下的传统文学史叙述。应该说，几个博士生都很好地完成了自己承担的写作任务，管雪莲也是如此，这与他们比较深刻地领会了我讲授的现代性与文学思潮的理论是分不开的。其他几个博士生都是我指导的，写作任务与毕业论文一致，并不构成额外的负担；只有管雪莲不是我指导的，写作任务与毕业论文并不一致，因此参加课题写作就成为额外的负担，显得十分紧迫。即使如此，她还是很好地、如期地完成了课题写作任务，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和满意。后来，经过多年的磨砺，这本书稿终于完成出版，定名为《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史》。

　　管雪莲承担的部分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发端部分，它包括了晚清民初萌发的诸多文学思潮。这些初期的文学思潮仅为滥觞，还没有蔚为大观，因此往往被忽略或者误读，这就影响了对五四及以后的文学史的叙述。管雪莲正确地指明了中国面临的实现现代性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双重历史任务，并且依据这一历史规定性展示出启蒙主义、革命古典主义以及唯美主义（现代主义前身）等文学思潮的发生，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归本溯源。现在，管雪莲把她承担的这部分写作内容加以充实、深化，并且独立成书出版，标志着她关于这个领域的研究已经趋于成熟。我为她的成长而感到高兴。管雪莲天资聪慧，勤奋治学，有很好的潜力和光明的前途，我谨借新著出版之际，向她表示祝贺和祝愿。

　　学术是寂寞的事业，在世风奢靡，学风浮躁的当下，能够安心治学，需要强大的定力。我辈已老，盼望后生承传薪火，中国学术孰几有望。是为序。

　　杨春时

　　2013年12月22日于厦门大学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前端：1896-1916》：

　　（二）西方现代思想学说的结构性输入

　　从思想背景来讲，随着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达尔文、赫胥黎等人的社会学说不断介绍引进，这个时期对西方启蒙思想有了进一步了解，亦即对现代性思想有了进一步了解，而且经过翻译者、介绍者有意识的文化建构策略，这个时期输入的西方思想学说是以文艺复兴以来到18世纪的启蒙学说，而且是综合政治、经济、人文等各方面，形成结构性输入的局面，在这些学说的导引下，中国知识界、文化界开始出现比较统一的“新民”呼声。

　　说起来，西方人现代性思想的输出与他们的现代性侵略行为比起来是要更为人道和更为温情的，因为这两者属于不同的团体不同的领域，现代性侵略行为的主要成员是军队、商人、政治家，而现代性思想输出的主要成员是那些传教士，传教士不但翻译一些书籍传给中国社会，同时他们也会做一些公益的慈善行为，尽管如此，中国社会还是没有在较广的范围内接受他们的影响，毕竟他们来自敌对阵营。能够成为中国社会舆论领袖的还必须是中国人，如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不过，这些维新派人士早年所感兴趣的是进行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改革，走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政治路线。

　　维新变法失败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激进分子对戊戌政变进行了反思，总结失败的经验，梁启超认识到中国的国事如果没有民众的兴起，是办不成的，但庚子年的义和团事件又让普遍的士人对中国民众的愚昧有了切实而沉痛的感触。因此，在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德富苏峰、加藤弘之等人的影响下，梁启超等意识到引进欧洲的启蒙思想比引进欧洲的政治制度更为重要。1902年，他在《新民说》里明确提出：

　　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

　　随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

　　也。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

　　者也。①

　　在这段话中，梁启超认为，维新变法之所以没有收到实际的效果，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对“新民之道”未曾留意，他提出革新民众的思想比革新政治制度更为重要，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中国，留意“新民之道”，发动思想启蒙运动才是救亡图存的根本出路。这是一种将历史问题聚焦于思想文化的思维路径。“新民”本来是儒家固有的一个术语，但从1901年后梁启超大量译介西方启蒙思想家培根、康德、孟德斯鸠、卢梭等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新民”所指代的是一场汲取西方启蒙精神的核心内容和价值趋向，以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心理习惯进行批判的价值重建运动，它的意义并不能等同于儒家“新民”概念所强调的思想文化教育和道德熏陶。②梁启超倡导“新民说”，以此培养“国民元气”，这就是此后人们一直不断议论的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他认为只有从思想启蒙人手，去除民众的无知和愚昧，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他认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同样，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派人士也把“开民智”与“兴民权”联系起来，认为只有“开民智”才能改变中国固有民众的“奴隶根性”，造就独立自由的能掌握国家权力，从而成为国家主人的一代新国民。在思想界对启蒙的呼声日渐高涨的情况下，梁启超借鉴欧美及日本等国启蒙时期的文学主张，借此打破中国旧有文学传统，当然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水到渠成了。况且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西方文化大量输入，文学变革有了更多的现代知识背景，也更容易做出新的成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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