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日记》是《第三帝国的兴亡》作者夏伊勒1934一1941年间作为驻德国记者，在纳粹德国耳闻目睹的原生记录；是一部痛惜野蛮战胜文明的有温度的历史记录。 《柏林日记》堪称《第三帝国的兴亡》的前传，后者有大段内容直接引自前者。《柏林日记》有非常丰富的一手资料作为支撑。夏伊勒以一个记者的职业素养描述了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协和广场暴乱、德奥合并、捷克斯洛伐克被瓜分以及纳粹帝国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另外，书中还记录了涉及波兰战役、苏芬战争、挪威战役、西线战役和英吉利空战等事件的大量珍贵史料。夏伊勒作为一位记者，还对二战初期战事进展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尽管他并非军事专家，但在战略问题上却颇有见地，其敏感性和预见性往往令人拍案叫绝，对于研究二战史极具借鉴意义。 本书1941年7月在美国推出后立即成为畅销大众类图书。至今仍在世界长销不衰，是夏伊勒作品中受欢迎的作品之一。

大量一手资料写成的一本纳粹德国崛起的历史记录。资料翔实、文笔流畅优美，有很强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
《柏林日记》在1941年7月di一次推出就成为超级畅销书，至今长销不衰。
译者张若涵全新修订版。

译后记
《第三帝国的兴亡》是夏伊勒代表作，《柏林日记》则堪称其前传，重要性自不待言。
这本书比较全面客观地记述了上世纪30年代欧洲社会、政局及战况，文笔细腻生动，颇具欣赏价值。关于希特勒的内容是个亮点，描述准确生动，分析鞭辟入里。在战略问题上的敏感性和预见性令人称奇，相当准确地预测了战争走向。预测战争的难度，不亚于预测天气。张伯伦、希特勒、斯大林等大人物，都在这方面栽了跟头闹了笑话。据说，中国有许多股神，能够准确预测股价。那么，夏伊勒准确预测战局，似乎也可称为战神。
夏伊勒确非凡人，其实相貌平平，是个矮胖秃顶独眼龙，但在欧洲混得不错，可以说是风生水起。风光旖旎的日内瓦湖畔有他温暖舒适的家，本人则穿梭于柏林巴黎罗马华沙维也纳，出入于豪华酒店，交游尽名流美女，在瑞士草坪打高尔夫，在法国山村痛饮红酒，闲时写作小说戏剧，有空也不忘参观博物馆，自信地对大师画作发表权威性看法。在工作中，夏伊勒采访过无数总统首相总理甚至罗马教皇，与希特勒戈林希姆莱戈培尔经常亲密接触。他出手豪阔，苏芬战争时，两天通讯费就达1500美元，约值70两黄金。行踪诡秘，眼线遍布德国各地，甚至总理府内部也有线人，时常琢磨刺杀希特勒的方法，播音时会暗示英机快来空袭，抑郁时则诅咒德国人全都炸个粉碎。夏伊勒还是个军迷，在德军参谋陪同下走遍战场，对军事形势进行颇有见地的分析，谈及如何打胜世界大战则滔滔不绝侃侃而谈刹不住闸。奇妙的是，夏伊勒身上也有浓浓的公知范儿，永远年轻，永远正确，大义凛然，慷慨激昂。夏伊勒听着戈培尔的演讲忍不住笑了。我看着夏伊勒的日记忍不住也笑了。华丽词藻精心编织的漂亮外衣下，包裹的无非是一具赤裸裸的帝国利益。否则，谁又会一掷千金供他挥霍，允许他日夜驰骋于纳粹心脏中呢？
重温当年欧战，同亚欧大陆另一端相比，几乎是惊人的相似，只不过晚了几年而已。难道大自然在这方面也讲对称？这确实值得深受人民爱戴的专家们深思。一方心怀侥幸，步步退让，一方志得意满，步步紧逼。最终退无可退，避无可避，双方在懵然中迎头相撞。当然，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亚欧大陆东端的战事，更加漫长、血腥、残酷、可怖，以至于夏伊勒会写下如此绝句：“甚至中国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人道灾难！”相比欧洲诸国迅速土崩瓦解，中国抵抗到底直到最后胜利，表现真不可同日而语，后人尤不宜妄自菲薄。此书为十年前所译，世易时移，年龄渐长，几乎将其忘却。赵超编辑联系到我，希望再版此书。的确，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东西，一切都如山岳般古老。历史的车轮转动了近百年，竟然几乎又回到了老地方，只不过更换了舞台和演员。当年错综复杂阴险肮脏的国际权谋，如今就在床榻边活色生香再次上演。世事如棋，但规律不变，无非利益争夺。温习旧棋局，有助于赢得新棋局。再版的意义，也许正在于此。
为方便阅读，在文字、注释上作了些润色修改。水平有限，敬请
指正。
张若涵
2016年11月7日夜于金山

威廉·L.夏伊勒（1904-1993）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1904年生于芝加哥，1925年以报社记者身份赴欧洲。相继受聘于《芝加哥论坛报》、纽约《先驱论坛报》、环球通讯社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有《第三帝国的兴亡》《柏林日记》《第三共和国的崩溃》等多部作品。

洛雷特·德·马尔，西班牙，1934年1月11日
我们的钱用完了，后天我必须回去工作。我们还没有过多考虑此事。来了一封电报。一个工作机会。《先驱报》驻巴黎分社提供了一个不怎么好的工作机会。但在能使自己处境好转前，倒是可以解决眼下危机。
于是，就结束了我们曾经历过的，最好最快乐最宁静的一年。这是整整一年的超脱尘俗，是我们的“安息年”，我们住在西班牙小渔村，幻想独立于外面的世界，独立于事件、人群、老板、出版商、编辑、亲戚和朋友。这当然不能永远持续下去。我们也不愿总这么下去，但如果不是积攒的1000美元突然贬值为600美元的话，我们还可能再待些时候，等待更好的工作机会。我觉得休息一段时间的确很好。1930年到1931年，我在印度、阿富汗工作，因疟疾和痢疾大伤元气，现在才得以康复。1932年春天，我在阿尔卑斯山滑雪时出了事故。当时我甚至可能完全失明，幸运的是最终只瞎了一只眼。
刚刚过去的1933年，可能不仅对我们个人而言是转折性的一年，对于欧洲和美洲而言也是如此。罗斯福在国内的做法几乎带有社会和经济革命的味道。希特勒和纳粹党在德国执政已整整一年。在维也纳的记者朋友报道说，法西斯势力正向奥地利迅速蔓延，其形式是柏林的，但有当地宗教色彩。在西班牙这里，革命正在变味。右派政府的希尔·罗夫莱斯和亚历山大·勒鲁瓦似乎倾向于恢复王权，或是模仿意大利建立法西斯国家。也可能两种方法都采用。1925年，我在21岁时首次去巴黎，像爱一个女人那样爱过她，但我后天将去的巴黎将完全不同。对此我不抱丝毫幻想。看上去似乎我们正在返回的世界，与一年前我们收拾衣物和书籍由维也纳来西班牙时相比，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一个世界。
我们是在由巴塞罗那出发沿着海岸远足时，偶然地发现了洛雷特·德·马尔。它离铁路约5英里，在比利牛斯山脚下，位于广阔的沙滩上，几乎像月球一样荒凉。苔斯立刻便喜欢上了它，我也是一样。我们在海边发现了一所配家具的房子，有3层楼，10个房间，两个浴室，中央供暖。当房主说每月租金15美元后，我们预付了一年房租。我们的开销，包括房租在内，平均每月60美元。
在过去12个月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呢？并不很多。没有什么伟大的成就。我们每天游泳4、5次，从4月可以游到圣诞节。我们去延伸到村庄和海边的比利牛斯山麓远足，途经无数橄榄林、栓皮栎林和白色农舍，往往流连至次日方才返回。每次爬山，我们都爬到山顶，那里春末秋初皆白雪皑皑。我们还读书。当每晚都要用电报发稿，而且不停地从巴黎到伦敦再到德里时，我几乎没时间阅读。我自己的书单包括：一些历史书、一些哲学书以及斯本格勒的《西方的衰落》、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还有《战争与和平》以及一战后最有创意的法国小说家塞林纳的《茫茫黑夜漫游》。另外，还有威尔斯、萧伯纳、埃利斯、比尔德、海明威、多斯·帕索斯和德莱塞的大部分甚至全部作品。有几位朋友来访并小住，包括杰伊·艾伦斯、罗素、帕特·斯特劳斯，以及路易斯·昆塔内拉。后者是一位极有前途的西班牙年轻画家，也是狂热的共和主义者。安德雷斯·塞戈维亚则与我们比邻而居，晚上常常过来聊天，或是拿着吉它弹奏巴赫或阿尔贝尼茨的作品。
在这一年里，我们有时间相互了解，游荡玩耍，畅饮美酒，享受美食，下午去看斗牛，晚上去巴塞罗那逛华丽俗气的唐人街；有时间去感受色彩，群山的橄榄绿，春天地中海无与伦比的蓝色，以及马德里那令人惊奇的、凄凉的、灰白色的天空；有时间去了解西班牙的农民、工人和渔民，他们极为自尊、富有勇气且诚实正直，尽管过着悲惨的、半饥饿的生活；有时间去普拉多博物馆和托莱多城欣赏格列柯的作品，其形式和色彩的包罗万象使我们为之折服，在意大利曾看过的所有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甚至包括达·芬奇、拉斐尔、提香和波提切利在内，与其相比都显得苍白、贫血。
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年。
巴黎，2月7日
昨晚的疲劳使我现在还有些头晕。昨天下午5点，我正在《先驱报》分社转着大拇指，琢磨着是否该去议会。据说，新总理爱德华多·达拉第要宣读部长名单。但此时我们又得到一条消息，说在协和广场将会有麻烦。我叫了辆出租车，赶到那里看个究竟。我没有发现任何麻烦。保皇派的国王骑士团、议员皮埃尔·泰廷格尔的青年爱国者、香水商弗朗索瓦·科蒂的法兰西团结等右翼暴徒曾试图闯入议会，但已被警察驱散。协和广场一切正常。我打电话给《先驱报》，但是埃里克·霍金斯建议我在附近随便吃点东西，过一会儿再看看情况。大约晚上7点，我回到协和广场。很明显正在酝酿着什么。骑马戴钢盔的机动保安队正在清理广场。广场中央方尖碑附近，一辆公共汽车正在燃烧。我设法穿过挥舞着马刀的机动保安队，来到杜伊勒里宫那一侧。在大台阶上聚集着数千名群众，跟他们混在一起后，我才发现他们并非法西斯分子，而是共产党人。当警察试图驱赶时，他们便砸下雨点般的石块、砖头。在由广场通往议会的塞纳河桥上，我发现队形密集的机动保安队正紧张地摆弄着步枪，还有普通警察和一支消防队作后援。几小群人试图由卢浮宫方向的码头向这座桥梁挺进，但被两只消防水龙驱散。晚8点左右，约2000名全国军人联合会① 的老兵们列队进入广场，他们是从圆形广场沿爱丽舍大街走来。在密林般的三色旗引导下，他们秩序良好地进入广场。他们在桥前停下，其领导开始与警官谈判。我走到克里龙宫，爬上可以俯瞰广场的三楼阳台。广场上挤满了人。第一声枪响我们并没有听见。只是当20英尺外站着的一名妇女突然瘫倒在地，前额赫然一个弹洞，才使我们意识到开枪了。她就站在美联社记者梅尔文·怀特莱特旁边。现在我们可以听见枪声，来自大桥方向及塞纳河对岸。他们似乎使用了自动步枪，暴民们则冲进广场。不久，广场上便到处是一堆堆熊熊烈火。在左边，浓烟开始由海军部大楼冒出。消防水龙此时派上了用场，但附近的暴民又切断了水龙带。我下楼到门厅，给《先驱报》分社打电话。几名伤员躺在那里，正在进行紧急救护。
射击一直持续到深夜，机动保安队逐渐占据上风。协和广场几度易手，但到子夜时分被警察控制。群众此时已被激怒，但显然缺乏领导。有一次，约晚10点左右，人们试图对桥梁发起冲击。有些人沿着码头冲，那里的树木提供了掩护，其他人则疯狂地越过广场发起冲锋。“如果他们过了桥，”我想，“将会杀死议会中的所有议员。”但是，一阵猛烈的火力挡住了他们，这次听上去像是机枪。几分钟后，人们便朝各个方向作鸟兽散。
不久，便只剩零星射击，12点10分左右，我沿着爱丽舍大街，疯狂地跑回分社写报道。在爱丽舍宫总统府附近，我注意到有几个连的正规军警戒。这种现象我还是首次发现。沿着爱丽舍大街，朝《先驱报》分社方向跑了几乎1英里，最后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但仍设法在截稿前写出两篇专栏。根据官方提供的数字，共有16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补记：喜欢摆出强人姿态的达拉第辞职。他发表讲话称：“政府负有保持秩序和安全的职责，但拒绝为完成这一任务而使用可能导致更多流血的特殊手段。它不希望用士兵对付示威者。为此我向共和国总统递交了内阁辞呈。”
在使用军队镇压企图推翻政权的暴民时，斯大林、墨索里尼或希特勒当然不会有丝毫犹豫！的确，斯塔维斯基丑闻可能确实是昨晚骚乱的直接原因。但是，这个诈骗案只是证明了法国民主的腐化和虚弱。达拉第和内政部长欧金·弗洛特批准了全国军人联合会的示威活动。他们其实应该拒绝。他们应在傍晚即部署大批机动保安队以驱散暴民，使其无法积聚足够的力量。但在镇压了法西斯政变之后，事件性质的确就是如此，现在又提出辞职，不是纯粹的懦弱，就是纯粹的愚蠢。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人昨晚在街垒上与法西斯分子并肩作战，我不喜欢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