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不受重男轻女的奶奶器重，在奶奶长久的轻视里养成了叛逆乖张的个性，故意处处与奶奶作对，挑战奶奶的**。长大后，成为记者的“我”从自己的人生处境中，开始重新审视奶奶的一生。小说以老少两代女性之间观念、个性的冲突，展开对人物命运与家庭际遇的书写，将“粗糙”的生活锻造出温润的质地，揭示了作者对时代转变和生命流转的独道体悟：我必须在她的根里成长，她必须在我的身体里复现……活着这件原本*快的事，也因此，变成了*慢。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多项文学奖获得者乔叶经典作品
★精典名家小说文库系列小说之一。精装版本，著名画家张东林提供封面及图书插画，并特制精美藏书票，集文学与艺术于一体，兼具经典性和收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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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评语：
《zui慢的是活着》透过奶奶漫长坚韧的一生，深情而饱满地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家族伦理形态和潜在的人性之美。祖母和孙女之间的心理对峙和化芥蒂为爱，构成了小说奇特的张力；如怨如慕的绵绵叙述，让人沉浸于对民族精神承传的无尽回味中。

代后记
以生命为器
1
明晃晃的太阳照了一整天，现在，天渐渐晚了。天光从蓝色慢慢变成粉红色，然后，又变成奇特的灰紫色，太阳渐渐西沉，掉进四合的晚霞中。
小男孩眼巴巴地望着白天在他眼前消失。
这是《风到哪里去了》这本书的第一段。在这如此简洁清澈的语言里，我仿佛看见了每个人的一生。好作品就是这样啊。
《风到哪里去了》，少年儿童出版社2005年出版。美国人夏洛特*左洛托夫著，绘图者是意大利人维塔，翻译者是上海作家陈丹燕。
现在，他妈妈来向他说晚安了。
“为什么白天会不见呢？”他问妈妈。
“这样，夜晚才能到这里来呀。”妈妈说，“你看，”她指指窗外，在夜空下，梨树梢后，他看到一弯银白色的月亮。
“晚上就是这样开始的，”妈妈将手放在他肩膀上告诉他，“有月亮、星星和夜色的晚上能让你入梦。”
白天走了，晚上才能来。海浪走了，贝壳才能来。阳光走了，雨水才能来。晚上有晚上的美妙，贝壳有贝壳的美妙，雨水有雨水的美妙。如同悲伤有不同于幸福的美妙，失去有不同于得到的美妙。这朴素的逻辑中包含了多少人生的真谛啊。
“可是，白天就这样不见了，太阳到哪里去了呢？”小男孩问。
“白天并没有不见，它只是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这里是晚上，别的地方就是白天。太阳会到那个地方升起，没有什么东西会永远消失的。”
“都是这样吗？”小男孩问。
“是啊”，妈妈说，“它只是换了个地方，或者换了个样子。”
这是真理。但是，我曾经是不懂得的，自然也是不相信的。
在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以为诗歌和散文不同，以为散文和小说不同，以为小说和诗歌不同，正如我刚开始认识这个世界时，以为东方和西方不同，乡村和城市不同，动物和植物不同，男人和女人不同……
——我以为所有事物之间的不同都是本质的不同。
后来我知道，它们只是形式不同而已。在本质上它们都一样，只不过是换了个地方，或者换了个样子。
小男孩躺在床上，妈妈在床边坐着。
“那么，风停了以后，又到哪里去了呢？”小男孩问。
“风停下来时，它其实是吹到别的地方，让那儿的树跳舞去了。”
“那蒲公英的绒毛被风吹到哪里去了呢？”
“带着新的花籽飞到别家院子的草地上去了。”
“山到了山顶以后，又到哪里去了呢？”
“下了坡，到了山谷啊。”
……
“森林里的树叶变了颜色，落下来了。以后呢？”
“回到了泥土里，变成长了新叶的新树啊。”
我的祖母出生于1920年，和我相差半个世纪，她是个文盲，缠着小脚，重男轻女，每看到我上厕所的时候就要把我手里的卫生纸揪去一块，说我拿得太多，是个败家子儿。而每到秋天，生产队的棉花丰收的时候，她就会在我的裤子上缝两个大大的口袋，逼着我去偷棉花。童年记忆里，她是我在家庭里最大的仇敌。我认为她愚昧，自私，封建，庸俗，吝啬。我曾经无数次地想，长大之后就离家出走，再也不回来，因为我不想再看到她。
渐渐长大，我才知道：她曾用绝食抗拒过缠脚，她原谅了失手摔死女儿的街坊，祖父早逝之后，她把小叔抚养成人并给他娶妻成家，为此欠下的债还了整整十年。她是新中国成立后村里的第一任妇女主任，她积攒的土方子种类齐全且百试不爽，她的针线女红在方圆十里都享有盛名。她少年时有叛逆不羁，青春时有美艳浪漫，成年后坚韧智慧，老年时慈悲宽容，我曾有的顽劣，她都有。我所期盼自己能有的美德，她也都有。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出自己和她的靠近，也越来越觉出自己和她的骨肉相融。这种感觉在她去世之后，尤为鲜明。她的一切细节都秘密地反刍在我的生活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奇袭而来，把我打个措手不及。比如，我现在过日子也越来越吝啬。洗衣服的水舍不得倒掉，用来涮拖把，冲马桶。比如，我现在也很庸俗，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总是希望能得到更多的赠品，哪怕根本用不到……
终于明白：我和她之间，除了表象，原本也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我的新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她的陈颜。
“这个世界真的就是这样循环着，没有什么会不见了。”
曾经，我以为，人死了就死了，不会再回来。现在终于明白：死去的人实际上常常并没有死去，他们也只不过是换了个地方，或者换了个样子。他们没有不见。如同祖父和父亲之间，父亲和儿子之间，如同姥姥和母亲之间，母亲和女儿之间……如同所有人的孩子和所有人孩子的孩子之间。下辈人必会在上辈人的根里成长，上辈人必会在下辈人的身体里复现。所以我在这个小说的最后写道：“活着这件原本最快的事，也因此，变成了最慢。生命将因此而更加简约，博大，丰美，深邃和慈悲。”
没有什么会不见了。
上帝作证，确实如此。
2
这是一篇我等待已久的小说。自开始写作以来，我一直就想写写祖母，可是我发现自己写不了。她在世时，我写不了。她去世多年之后，我依旧写不了。无数次做梦梦到她，她栩栩如生地站在我的眼前，可我就是写不了。直至现在《最慢的是活着》这篇小说定稿已久，这里面的她，仍不是我心中最想写出的那个她。对于她，我始终做不到手写我心。
其中的缘故我心如明镜：固然是因为我的手拙，然而也是因为她是那么广大，那么深阔，远远超出了我短浅的心和狭隘的笔。当然，抛开她对我个人的情感意义不谈，我很清楚她是她那一代女人中最无奇最平凡的一个。岁月的风霜和历史的沧桑成就了她那一代女人的广大和深阔，但是对这广大和深阔，她们却是不自知的。她们不可能意识到自己以生命为器，酿成了怎样一坛醇酒。可是，也因此我才更心疼，更沉醉，更无法自拔。常常的，我就在她们的酒坛里浸泡着，眩晕着，难以醒来。
也曾试着用散文去写她。然而不行。一五一十的散文只能让我在她的大地上行走，而她的小径是那么多，走着走着我就会迷路。幸好还有小说，感谢小说，小说显赫的想象特权赋予了我一双翅膀，让我能够在她的上空比较自由地翱翔。很惭愧，我知道自己飞得不够高也不够远，但只要能飞，只要能让我粗粗俯瞰和浏览到她的田野，她的村庄，她的树木，她的黑夜和黎明，她的伤痕和欢颜，我就已经短暂地满足了。
就文本本身来说，我特别想解释的只有一点：祖母的名字叫王玉兰，母亲的名字叫吕月英。我将二者各取一字，构成了小说中祖母的名字。因为在我心中，祖母和母亲并无二致。甚至，她比母亲还要母亲。
虽然经过了多个回合的重组和花拼，我仍不得不承认，这是非常切近祖母私人生活经验的一次创作。未经她的允许，我专横地使用了文字的权力以她为蓝本写了这个小说，这是对她的打扰和冒犯。我知道如果她在世的话，如果她明白我在做什么的话，她是不会让我写的。她会惊慌，她会羞涩，她会不知所措。所以我在此向她正式请求原谅——暗地里已经道过很多次歉了。我知道：她会原谅我。因为她知道：我爱她。
3
近年来，每次接受媒体访谈，必会谈到《最慢的是活着》，有些话题挺有意思，特筛选几则，摘录在此。不再注明采访者，一并致谢。
问：在《最慢的是活着》中，您描写了“我”的童年时光，小说中“我”的童年经历与您现实生活中的童年生活是否有重合之处？是怎样的生命体验让您写出如此温暖的童话般的生活？请您谈谈您的童年，以及童年时光对您文学创作的影响。
我的童年生活并不怎么童话，也不怎么温暖。虽然回忆起来很温暖，但在实际经历的时候是另一种滋味。《最慢的是活着》里“我”的童年细节在我的童年生活中也有一些，但大部分不重合。不过有一点很相近：童年的我在家里也是不被特别重视和关注的，所以我在家里比较孤独，在外面就比较野，认同感和成就感都是在家外的世界获得的，这些也许都是文学创作的潜在因子。
当然，这个小说里还有很多东西和我个人的经历有着委婉曲折的不可剥离的关系。怎么能没有呢？往根子里挖，所有作家的写作都是在写自己。不记得是哪位作家说过，作家所有作品里的所有人物，多少都会有代入自己的痕迹，这是一个艺术规律。从技术层面上讲，这也是我喜欢使用的一个叙事手法。其实我知道有不少人看了这个小说以后会觉得这就是乔叶自己的生活，愿意用代入感信以为真地去解读，我从来不会因此和他们辩驳。我常常怀着一点儿暗暗的得意对自己解释说，看来你写得还不错，不是有个有趣的比喻么？好的小说家都是骗子，也许你这就是诱骗成功。
问：《最慢的是活着》这个小说，读着特别象散文，但其实它是小说，是写得很有耐心的小说。奶奶不仅仅是一个人，也是一代人，许多人认为您通过奶奶和我，写了一部女性史，或者说您想通过这部小说构建中国祖母的文学形象，您认同这些说法吗？您是有意识地写作两代女性之间的命运和关系吗？
我的创作初衷，并没有什么女性史的概念，更没有构建中国祖母的文学形象这么宏大的志向。我只是想怀念我的祖母。我和祖母的感情非常深，所以一直特别想写一个表达祖孙关系的小说，我想把这个小说写得很有意思，希望能写出跟别人写的祖母不一样的、独特的祖母。这种写作要只属于我的温度、记忆和情感，某种程度上是很私人化的。不过，怎么说呢？也许潜意识里我也有那么一点儿奢望或者说野心，希望这部作品能具有更广泛一些的意义。怎么写呢？我就想设计祖孙两人看起来反差性非常大，可是内在的沿承性又非常强，于外在的不一致和内在的一致中，我想探索我们一代代人这么强韧地活着，生命绵延传续的密码究竟是什么，也想对于我们何以为生、何以为死做一点儿思考。我大概这样想着，就这么写了。如果一定要把小说里的“我”和我本人对照，我只能说，二者在精神脉络上是同胞姐妹。里面很多故事的原材料，其实是来自于别人的祖母。在写之前，我做过一些功课。除了阅读之外，最重要的功课就是在豫北乡下走了走，听许多朋友讲述了他们和祖母的故事，有很多故事都非常精彩。经过复杂的拣选和改良，我将这些故事都据为了己有。小说发表后，很多读者都共鸣说看到了自己和祖母的影子，褒扬说小说里的祖母形象具有高度的代表性，对此，除了向祖母们致敬和感谢之外，我没有更多的话好说。
问：苏珊·桑塔格曾说：“一切艺术作品都基于某种距离，基于同被再现的生活现实拉开一定距离，要保持这样一定的距离，就是以艺术的面目出现时，必须对情绪干预和情感参与予以限制。”事实上有时候你必须跳出来，才能客观审视，才能真正的全面和真实。我很好奇，当你去非常贴近生活甚至浸入其中地去写一个小说的时候——比如《最慢的是活着》——你又如何来保证这种同生活和经验的必要距离呢？
当我要决定要写一个东西的时候，首先与它就有一个看和被看的关系，这个关系中肯定是有距离存在的。对这个素材的发现，本身就意味着距离，有距离才会发现。发现之后，真去写的时候，我就一头扎进去了，这时就没距离了，或者说我尽量让它没距离。当然，你以为没距离了，距离肯定也还存在——我想说的是，总之，我在写之前首先是有一个思考、酝酿的过程。比如《最慢的是活着》，虽然和我个人的精神脉络非常亲密，但是在写之前我还是会理性观照，做各种准备。等动笔的时候才会不顾一切、忘乎所以地一头扎进去。这和刘翔跑步差不多，在没跑之前要进行严格的训练，要思考怎么起步怎么加速怎么跨栏，真跑起来之后就不会去想该迈左腿还是迈右腿，就是一头扎进去了。
在写《最慢的是活着》的时候我是完全扎进去了，第一稿完成的时候哭得不行。写完以后出来了，出来再看就觉得弥漫得太厉害。我甚至想过放弃小说的形式，干脆写一个散文算了，但后来还是决定写成小说。因为冷静下来去想，只有小说才可以相对的保持距离，如果是散文，写实性太强的话，对我来说可能更难以调控。而小说毕竟有一个虚构的壳，能够把素材和文本适度拉开，这样的写作也才更有张力。写了两稿以后发给《收获》，《收获》的编辑很厉害，指出问题说还是写得过于满了，需要删减。我又改了两稿，编辑才比较满意。但是，隔了几年再看它，我觉得还是太满，还是应该再克制的。当然了，不能说为了达到最好的艺术效果就把作品一直放，反复改，放上几十年，改上几百遍，那也太过分了。我想说的是，保持距离确实是很重要的，当然扎进去也同等重要。
总的来说小说写作是一个不断进去和出来的过程。每个人写作习惯不一样，有的人是写一段就出来看看，有的人是写完了再出来。我是大概写的差不多的时候就出来，出来以后放一放再看，自己审视一下，看看情感、结构、语言等等处理得怎么样，尽量自己发现问题，然后自己调节自己修整。完了之后再进去，然后再出来，大概要有这么几次反复折腾的过程。
问：《最慢的是活着》用看似坎坷却满含着温暖的祖母与孙女的故事，抵达了一种丰富的人生意蕴。将“粗糙”的生活锻造出质地是不容易的事，好的小说就是让世间各种事情、人物建立起一种温润的饱含生命质地的关系网，只有这样才能让小说成为安慰人心灵的良药。您是否是在用小说来安慰读者的心灵呢？
在安慰读者之前，首先安慰的是自己。

      乔叶，河南省修武县人。中国作协会员，河南省作协副主席。出版小说《*慢的是活着》《认罪书》，散文集《深夜醒来》《走神》等作品多部。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北京文学奖、人民文学奖以及中国原创小说年度大奖，首届锦绣文学奖等多个文学奖项。2010年，中篇小说《*慢的是活着》获首届郁达夫小说奖以及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1
那一天，窗外下着不紧不慢的雨，我和朋友在一家茶馆里聊天，不知怎的她聊起了她的祖母。她说她的祖母非常节俭。从小到大，她记得祖母只有七双鞋：两双厚棉鞋冬天里穿，两双厚布鞋春秋天穿，两双薄布鞋夏天里穿，还有一双是桐油油过的高帮鞋，专门雨雪天里穿。小时候，若是放学早，她就负责烧火。只要灶里的火苗蹿到了灶外，就会挨奶奶的骂，让她把火压到灶里去，说火焰扑棱出来就是浪费。
“她去世快二十年了。”她说。
“要是她还活着，知道我们这么花着百把块钱在外面买水说闲话，肯定会生气的吧？”
“肯定的，”朋友笑了，“她是那种在农村大小便的时候去自家地里，在城市大小便的时候去公厕的人。”
我们一起笑了。我想起了我的祖母。—这表述不准确。也许还是用她自己的话来形容才最为贴切：“不用想，也忘不掉。钉子进了墙，锈也锈到里头了。”
我的祖母王兰英，一九二零年生于豫北一个名叫焦作的小城。焦作盛产煤，那时候便有很多有本事的人私营煤窑。我曾祖父在一个大煤窑当账房先生，家里的日子便很过得去。一个偶然的机会，曾祖父认识了祖母的父亲，便许下了媒约。祖母十六岁那年，嫁到了焦作城南十里之外的杨庄。杨庄这个村落由此成为我最详细的籍贯地址，也成为祖母最终的葬身之地。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她病逝在这里。
2
我一共四个兄弟姊妹，性别排序是：男，女，男，女。大名依次是小强小丽小杰小让；家常称呼是大宝，大妞，二宝，二妞。我就是二妞李小让。“小让”这个名字虽是最一般不过的，却是四个孩子里唯一花了钱的。因为命硬。乡间说法：命有软硬之分。生在初一十五的人命够硬，但最硬的是生在二十。“初一十五不算硬，生到二十硬似钉。”我生于阴历七月二十，命就硬得似钉了。为了让我这“钉”软一些，妈妈说，我生下来的当天奶奶便请了个风水先生给我看了看，风水先生说最简便的做法就是在名字上做个手脚，好给老天爷打个马虎眼儿，让他饶过我这个孽障，从此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于是就给我取了“让”字。在我们方言里，“让”不仅有避让的意思，还有柔软的意思。
“花了五毛钱呢。”奶奶说，“够买两斤鸡蛋的了。”
“你又不是为了我好。还不是怕我妨了谁克了谁！”
这么说话的时候我已经上了小学，和她顶嘴早成了家常便饭。这顶嘴不是撒娇撒痴的那种，而是真真的水火不容。因为她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她。当然，身为弱势，我的选择是被动的：她先不喜欢我，我也只好不喜欢她。
亲人之间的不喜欢是很奇怪的一种感觉。因为在一个屋檐下，再不喜欢也得经常看见，所以自然而然会有一种温暖。尤其是大风大雨的夜，我和她一起躺在西里间。虽然各睡一张床，然而听着她的呼吸，就觉得踏实，安恬。但又因为确实不喜欢，这低凹的温暖中就又有一种高凸的冷漠。在人口众多川流不息的白天，那种冷漠引起的嫌恶，几乎让我们不能对视。
从一开始有记忆起，就知道她是不喜欢我的。有句俗语：“老大娇，老末娇，就是别生半中腰。”但是，作为老末的我却没有得到过她的半点娇宠。她是家里的慈禧太后，她不娇宠，爸爸妈妈也就不会娇宠—就是想娇宠也没时间，爸爸在焦作矿务局上班，妈妈是村小的民办教师，都忙着呢。
因为不被喜欢，小心眼儿里就很记仇。而她让我记仇的细节简直是俯拾皆是。比如她常睡的那张水曲柳木黄漆大床。那张床是清朝电视剧里常见的那种大木床，四周镶着木围板，木板上雕着牡丹、荷花、秋菊、冬梅四季花式。另有高高的木顶，顶上同样有花式。床头和床尾还各嵌着一个放鞋子的暗柜，几乎是我家最华丽的家具。我非常向往那张大床，却始终没有在上面睡的机会。她只带二哥一起睡那张大床。和二哥只间隔三岁，在这张床的待遇上却如此悬殊，我很不平，一天晚上，便先斩后奏，好好地洗了脚，早早地爬了上去。她一看见就着了急，把被子一掀，厉声道：“下来！”
我缩在床角，说：“我占不了什么地方的，奶奶。”
“那也不中！”
“我只和你睡一次。”
“不中！”
她是那么坚决。被她如此坚决地排斥，对自尊心是一种很大的伤害。我哭了。她去拽我，我抓着床栏，坚持着，死活不下。她实在没有办法，就抱着二哥睡到了我的小床上。那一晚，我就一个人孤零零地占着那张大床。我是在哭中睡去的，清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接着哭。
她毫不掩饰自己对男孩子的喜爱。谁家生了儿子，她就说：“添人了。”若是生了女儿，她就说：“是个闺女。”儿子是人，闺女就只是闺女。闺女不是人。当然，如果哪家娶了媳妇，她也会说：“进人了。”—这一家的闺女成了那一家的媳妇，才算是人。因此，自己家的闺女只有到了别人家当媳妇才算人，在自己家是不算人的。这个理儿，她认得真真儿的。每次过小年的时候看她给灶王爷上供，我听得最多的就是那一套：“……您老好话多说，赖话少言。有句要紧话可得给送子娘娘传，让她多给骑马射箭的，少给穿针引线的。”骑马射箭的，就是男孩。穿针引线的，就是女孩。在她的意识里，儿子再多也不多，闺女呢，就是一门儿贴心的亲戚，有事没事走动走动，百年升天脚蹬莲花的时候有这把手给自己梳头净面，就够了。因此再多一个就是多余—我就是最典型的多余。她原本指望我是个男孩子的，我的来临让她失望透顶：一个不争气的女孩身子，不仅占了男孩的名额，还占了个男孩子的秉性，且命那么硬。她怎么能够待见我？
做错了事，她对男孩和女孩的态度也是迥然不同的。要是大哥和二哥做错了事，她一句重话也不许爸爸妈妈说，且理由充分：饭前不许说，因为快吃饭了。饭时不许说，因为正在吃饭。饭后不许说，因为刚刚吃过饭。刚放学不许说，因为要做作业。睡觉前不许说，因为要睡觉……但对女孩，什么时候打骂都无关紧要。她就常在饭桌上教训我的左撇子。我自会拿筷子以来就是个左撇子，干什么都喜欢用左手。平时她看不见就算了，只要一坐到饭桌上，她就开始管教我。怕我影响大哥二哥和姐姐吃饭，把我从这个桌角撵到那个桌角，又从那个桌角撵到这个桌角，总之怎么看我都不顺眼，我坐到哪里都碍事儿。最后通常还是得她坐到我的左边。当我终于坐定，开始吃饭，她的另一项程序就开始了。
“啪！”她的筷子敲到了我左手背的指关节上。生疼生疼。
“换手！”她说，“叫你改，你就不改。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不会。”
“不会就学。别的不学这个也得学！”
知道再和她犟下去菜就被哥哥姐姐们夹完了，我就只好换过来。我嘟着嘴巴，用右手生疏地夹起一片冬瓜，冬瓜无声无息地落在饭桌上。我又艰难地夹起一根南瓜丝，还是落在了饭桌上。当我终于把一根最粗的萝卜条成功地夹到嘴边时，萝卜条却突然落在了粥碗里，粥汁儿溅到了我的脸上和衣服上，引得哥哥姐姐们一阵嬉笑。
“不管用哪只手吃饭，吃到嘴里就中了，什么要紧。”妈妈终于说话了。
“那怎么会一样？将来怎么找婆家？”
“我长大就不找婆家。”我连忙说。
“不找婆家？娘家还养你一辈子哩。还给你扎个老闺女坟哩。”
“我自己养活自己，不要你们养。”
“不要我们养，你自己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自己给自己喂奶长这么大？”
她开始不讲逻辑，我知道无力和她抗争下去，只好不作声。
下一次，依然如此，我就换个花样回应她：“不用你操心，我不会嫁个也是左撇子的人？我不信这世上只我一个人是左撇子！”
她被气笑了：“这么小的闺女就说找婆家，不知道羞！”
“是你先说的。”
“哦，是我先说的。咦—还就我能先说，你还就不能说。”她得意洋洋。
“姊妹四个里头，就你的相貌极肖她，还就你和她不对路。”妈妈很纳闷，“怪哩。”
3
后来听她和姐姐聊天我才知道，她小时候娘家的家境很好，那时我们李家的光景虽然不错，和她王家却是绝不能比的。他们大家族枝枝杈杈四五辈共有四五十口人，男人多，家里还雇有十几个长工，女人们便不用下地，只是轮流在家做饭。她们这一茬女孩子有八九个，从小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是学做女红和厨艺。家里开着方圆十几里最大的磨坊和粉坊，养着五六头大牲口和几十头猪。农闲的时候，磨房磨面，粉坊出粉条，牲口们都派上了用场，猪也有了下脚料吃，猪粪再起了去壮地，一样也不耽搁。到了赶集的日子，她们的爷爷会驾着马车，带她们去逛一圈，买些花布，头绳，再给她们每人买个烧饼和一碗羊杂碎。家里哪位堂哥娶了新媳妇，她们会瞒着长辈们偷偷地去听房，当然也常常被发现。一听见爷爷的咳嗽声，她们就会作鸟兽散，有一次，她撒丫子跑的时候，被一块砖头绊倒，磕了碗大的一片黑青。
嫁过来的时候，因为知道婆家这边不如娘家，怕姑娘受苦，她的嫁妆就格外丰厚：带镜子和小抽屉的脸盆架，雕花的衣架，红漆四屉的首饰盒，一张八仙桌，一对太师椅，两个带鞋柜的大樟木箱子，八床缎子面棉被……还有那张水曲柳的黄漆木床。
“一共有二十抬呢。”她说。那时候的嫁妆是论“抬”的。小件的两个人抬一样，大件的四个人抬一样。能有二十抬，确实很有规模。
说到兴起，她就会打开樟木箱子，给姐姐看她新婚时的红棉裤。隔着几十年的光阴，棉裤的颜色依然很鲜艳。大红底儿上起着淡蓝色的小花，既喜庆，又沉静。还有她的首饰。“文革”时被破四旧的人抢走了许多，不过她还是偷偷地保留了一些。她打开一层层的红布包，给姐姐看：两只长长的凤头银钗，因为时日久远，银都灰暗了。她说原本还有一对雕龙画凤的银镯子，三年困难时期，她响应国家号召向灾区捐献物资，狠狠心把那对镯子捐了。后来发现戴在了一名村干部的女儿手上。
“我把她叫到咱家，哄她洗手吃馍，又把镯子拿了回来。他们到底理亏，没敢朝我再要。”
“那镯子呢？”
“卖了，换了二十斤黄豆。”
她生爸爸的时候，娘家人给她庆满月送的银锁，每一把都有三两重，一尺长，都配着繁繁琐琐的银铃和胖胖的小银人儿。她说原先一共有七把，破四旧时，被抢走了四把，就只剩下了三把，后来大哥和二哥生孩子，生的都是儿子，她就一家给了一把。姐姐生的是女儿，她就没给。
“你再生，要生出来儿子我就给你。”她对姐姐说，又把脸转向我，“看你们谁有本事先生出儿子。迟早是你们的。”
“得了吧。我不要。”我道，“明知道我最小，结婚最晚。根本就是存心不给我。”
“你说得没错，不是给你的，是给我重外孙子的。”她又小心翼翼地裹起来，“你们要是都生了儿子，就把这个锁回回炉，做两个小的，一人一个。”
偶尔，她也会跟姐姐聊起祖父。
“我比人家大三岁。女大三，抱金砖。”她说，她总用“人家”这个词来代指祖父。“我过门不多时，就乱了，煤窑厂子都关了，你太爷爷就回家闲了，家里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啥金砖？银砖也没抱上，抱的都是土坷垃。”
“人家话不多。”
“就见过一面，连人家的脸都没敢看清，就嫁给人家了。那时候嫁人，谁不是晕着头嫁呢？”
“和人家过了三年，哪年都没空肚子，前两个都是四六风。可惜的，都是男孩儿呢。刚生下来的时候还好好儿的，都是在第六天头上死了，要是早知道把剪刀在火上烤烤再剪脐带就中，哪儿会只剩下你爸爸一个人？”
后来，“人家”当兵走了。
“八路军过来的时候，人家上了扫盲班，学认字。人家脑子灵，学得快……不过，世上的事谁说得准呢？要是笨点儿，说不定也不会跟着队伍走，现在还能活着呢。”
“哪个人傻了想去当兵？队伍来了，不当不行了。”她毫不掩饰祖父当时的思想落后，“就是不跟着这帮人走，还有国民党呢，还有杂牌军呢，哪帮人都饶不了。还有老日呢。”老日，就是日本鬼子。
“老日开始不杀人的。进屋见了咱家供的菩萨，就赶忙跪下磕头。看见小孩子还给糖吃，后来就不中了，见人就杀。还把周岁大的孩子挑到刺刀尖儿上耍，那哪还能叫人？”
老日来的时候，她的脸上都是抹着锅灰的。
“人家”打徐州的时候，她去看他，要过黄河，黄河上的桥散了，只剩下了个铁架子。白天不敢过，只能晚上过。她就带着爸爸，一步一步地踩过了那条漫长的铁架子，过了黄河。
“月亮可白。就是黄河水在脚底下，哗啦啦地吓人。”
“人家那时候已经有通讯员了，部队上的人对我们可好。吃得也可好，可饱。住了两天，我们就回来了。家属不能多住，看看就中了。”
那次探亲回来，她又怀了孕，生下了一个女儿。女儿白白胖胖，面如满月，特别爱笑。但是，一次，一个街坊举起孩子逗着玩的时候，失手摔到了地上。第二天，这个孩子就夭折了。才五个月。
讲这件事时，我和她坐在大门楼下。那个街坊正缓缓走过，还和她打着招呼。
“歇着呢？”
“歇着呢。”她和和气气地答应。
“不要理他！”我气恼她无原则的大度。
“那还能怎么着？账哪能算得那么清？他也不是蓄心的。”她叹气，“死了的人死了，活着的人还得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