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国的人生一直顺风顺水，年仅二十八岁就被破格评为物理系副教授。一个周末，他被几个没评上副教授的同事灌醉，并在他们的怂恿下，强吻了班花冯尘，并因此引咎辞职。在从西安到北海的火车上，卫国结识了顾南丹，两人一见如故，却阴差阳错，卫国丢失了装有全部家当的皮箱，更要命的是，关于身份证明的所有证件也一起丢失了。因此，他无法参加考试，也无法寻找工作，后来，在顾南丹的帮助下，卫国暂时脱离了生活困境，却陷入了新的窘境：没人相信他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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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推荐：
东西是一个尖锐的人，一个饱含同情的作家。他的小说，总是从世道人心中那些微妙的疑难出发，以富有现代意味和精神警觉的叙事，生动地讲述一个时代的欢笑和泪水。
——谢有顺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代后记
寻找中国式灵感
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变，我们有幸置身于这个巨变的时代，既看到了坚定不移的特色，也看到了灵活多变的市场经济，还看到了声色犬马和人心渐变。我们从关心政治到关心生活，从狂热到冷静，从集体到个体，从禁忌到放荡，从贫穷到富有，从平均到差别，从羞于谈钱到金钱万能……每一点滴的改变都曾让我们的身心紧缩，仿佛瞬间经历冰火。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经历了西方几百年的历程，那种仿如“龟步蟹行”的心灵变化在此忽然提速，人心的跨度和拉扯度几乎超出了力学的限度，现实像拨弄琵琶一样无时不在拨弄着我们的心弦，刺激我们的神经。一个巨变的时代，给文学提供了足够的养分，我们理应写出更多的伟大的文学作品。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分明坐在文学的富矿之上，却鲜有与优质材料对等的佳作，特别是直面现实的佳作。
不得不怀疑，我们已经丧失了直面现实的写作能力。下这个结论的时候，连我自己都有些不服气。但必须声明，本文所说的“直面现实的写作”不是指简单的照搬生活，不是不经过作家沉思熟虑的流水账般的记录。这里所强调的“直面现实的写作”，是指经过作家观察思考之后，有提炼有概括的写作。这种传统的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在上个世纪90年代被年轻的写作者们轻视。他们，包括我，急于恶补写作技术，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把西方的各种写作技法都演练了一遍。在练技法的过程中我们渐渐入迷，像相信科学救国那样相信技巧能够拯救文学。然而某天，当我们从技术课里猛地抬起头来，却发现我们已经变成了“哑巴”。面对一桌桌热辣滚烫的现实，我们不仅下不了嘴，还忽然失声，好像连发言都不会了。曾经，作家是重大事件、新鲜现象的第一发言人，他们曾经那么勇敢地亮出自己的观点，让读者及时明辨是非。但是，今天的作家们已经学会了沉默，他们或者说我们悄悄地背过身去，彻底地丧失了对现实发言的兴趣。
慢慢的，我们躲进小楼，闭上眼睛，对热气腾腾的生活视而不见，甘愿做个“盲人”。又渐渐的，我们干脆关上听觉器官，两耳不闻，情愿做个“聋人”。我们埋头于书本或者网络，勤奋地描写二手生活。我们有限度地与人交往，像“塞在瓶子里的蚯蚓，想从互相接触当中，从瓶子里汲取知识和养分”（海明威语）。我们从大量的外国名著那里学会了立意、结构和叙述，写出来的作品就像名著的胞弟，看上去都很美，但遗憾的是作品里没有中国气味，撒的都是进口香水。我们得到了技术，却没把技术用于本土，就连写作的素材也仿佛取自于名著们的故乡。当我们沉迷于技术，却忽略了技术主义者――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罗布·格里耶清醒的提示：“所有的作家都希望成为现实主义者，从来没有一个作家自诩为抽象主义者、幻术师、虚幻主义者、幻想迷、臆造者……”
为什么我们羞于对现实发言？原因不是一般的复杂，所谓的“迷恋技术”也许是“冒名顶替”，也许是因为现实太令人眼花缭乱了，它所发生的一切比做梦还快。我们从前不敢想象的事情，现在每天都在发生。美国有关机构做过一个关于当代人接受信息量的调查，结论是100年前的一个人一辈子接受的信息量，只相当于现在《纽约时报》一天所发布的信息量。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信息，我们的大脑内存还来不及升级，难免会经常死机。我们对现象无力概括，对是非懒于判断，对读者怯于引导，从思考一个故事，降格为解释一个故事，再从解释一个故事降格到讲述一个故事。我们只是讲述者，我们只是故事的搬动工，却拿不出一个“正确的道德的态度”，因而渐渐地失去了读者的信任。所以，当务之急是升级我们的大脑硬盘，删除那些不必要的垃圾信息，腾出空间思考，以便处理一切有利于写作的素材，更重要的是，敢于亮出自己正确的态度，敢于直面现实，写作现实。
托尔斯泰的《复活》取材于一个真实事件，素材是检察官柯尼提供的一件真人真事。福楼拜的作品《包法利夫人》，其中女主角的人物原型来自于法国的德拉马尔，她是农民的女儿，1839年嫁给法国鲁昂医院的一名丧妻外科医生，福楼拜父亲就是这家医院的院长。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也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海明威移居古巴，认识了老渔民富恩特斯。1930年，海明威的乘船在暴风雨中沉没，富恩特斯搭救了他，从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经常一起出海捕鱼。1936年，富恩特斯出海很远捕到了一条大鱼，但由于这条鱼太大，在海上拖了很长时间，结果在归程中被鲨鱼袭击，回来时只剩下一副骨架。在我们过分依赖想象的今天，看看这几位大师写作素材的来源，也许会对我们的取材有所提醒。别看见作家一用新闻素材就嗤之以鼻，往往新闻结束的地方文学才刚刚开始。
当然，只有一堆新闻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深入现实的细部，像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历克谢耶维奇那样，用脚步，用倾听获得一手生活，或者像杜鲁门·卡波特写《冷血》那样，无数次与被访者交谈，彻底地挖掘出人物的内心。我们不缺技术，缺的是对现实的提炼和概括，缺的是直面现实的勇气，缺的是舍不得放下自己的身段。当我们感叹现实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时，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现实中要素材，偷灵感。但所谓灵感，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灵感既不是一种才能，也不是一种天赋，而是作家坚忍不拔的精神和精湛的技巧同他们所要表达的主题达成的一种和解。当一个人想写点东西的时候，这个人和他要表达的主题之间就会产生一种互相制约的紧张关系，因为写作的人要设法探究主题，而主题则力图设置种种障碍。”因此，现实虽然丰富，却绝对没有一个灵感等着我们去捡拾。
我有一个错觉，或者说一种焦虑，好像作家、评论家和读者都在等待一部伟大的中国作品，这部作品最好有点像《红楼梦》，又有点像《战争与和平》，还有点像《百年孤独》。在中国作家还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好多人都认为中国作家之所以没获得这个奖，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写出像前面三部那样伟大的作品。当莫言先生获得这个奖之后，大家似乎还觉得不过瘾，还在继续期待，总觉得在如此丰富的现实面前，没有理由不产生一部内容扎实、思想深刻、人物栩栩如生的伟大作品。
数年前，美籍华人作家哈金受“伟大的美国小说”定义启发，给伟大的中国小说下了一个定义。他说伟大的中国小说应该是这样的：“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正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他承认按照这个定义，“伟大的中国小说从未写成，也不会写成，就是《红楼梦》也不可能得到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的认同，至多只是那个时代的小说的最高成就。也就是说，作家们必须放弃历史的完结感，必须建立起伟大的小说仍待写成的信念。”
在这个世界，其实并不存在一部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要求完全吻合的作品。一个作家想写出一部人人满意的作品，那是绝对的空想，而读者也别指望会有这么一部作品从天而降。这部所谓的伟大作品，需要众多的作家去共同完成，他们将从不同的角度来丰富它，慢慢形成高原，最后再形成高峰。所以，每个作家去完成他该完成的任务，这就是他为这个时代做出的写作贡献。

      东西，原名田代琳，1966年3月出生于广西天峨县，1985年尝试着写小说、诗歌，1990年正式从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篡改的命》《后悔录》《耳光响亮》；中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目光愈拉愈长》《我们的父亲》《请勿谈论庄天海》《痛苦比赛》《救命》《私了》《蹲下时看到了什么》等等。曾获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华语传媒“2005年度小说家”奖等，多部作品改编为影视剧。现为广西民族大学驻校作家。

正处在睡眠中的卫国，梦见自己的臀部被一只硕大的巴掌狠狠地拍了一板。他翻了一个身，想继续做梦，但臀部又挨了一巴掌。他睁开眼，看见顾南丹的手高高地扬着，快要把第三个巴掌拍下来了。卫国说我还以为是做梦呢。顾南丹说到站了。
所有的旅客都往门边挤。卫国跳到下铺穿好鞋，弯腰去拉卧铺底下的皮箱。但是，他把腰弯下去了却没有直起来。他的头部钻到了卧铺底，整个身子散开，再也没有力气爬起来了。顾南丹拍了他一下，说怎么了？卫国的头从里面退出来，额头上全是汗。他说我的皮箱呢？我的皮箱不见了。顾南丹弯腰看了一下，没有看见皮箱。她说是谁拿走了你的皮箱？顾南丹扑到车窗边，望着那些走下车厢的乘客，重点望着乘客手里的皮箱。
卫国的心脏像被谁捏了一下，紧得气都出不来了。他从车窗跳下去，追赶走向出口的人群。他的目光从这只皮箱移向那只皮箱，一直移到出口，也没发现他的那只。他又逆着出去的人流往回走，眼睛在人群里搜索。人群一点一点地从出口漏出去，最后全都漏完了，站台上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他坐过的那列车现在空空荡荡地驶出站台，上面没有一个旅客，下面也没有一个旅客。他看了一眼滚动的车轮，想一头扎到车轮底下。但是那会很痛，还不如选择一种不痛的。
当列车的尾巴完全摆出去后，卫国看见顾南丹还站在列车的那边，她的脚下堆着行李，身边站着一个男人。卫国想她为什么还不走？顾南丹笑了一下，朝他挥手。卫国想她怎么还笑，都什么时候了她还笑？她一笑，我的双腿就软。卫国蹲到地上。顾南丹和那个男人拖着行李朝他走来。顾南丹指着那个男人说，张唐，我的表哥。张唐向卫国伸出一只大手。卫国没有把手抬起来。张唐的那只手一直悬而未决。顾南丹也伸出一只手。他们每人伸出一只手，把卫国从地上拉起来，然后托着他的胳膊往外走。从顾南丹咬紧的牙关，我们可以断定卫国现在并没有用自己的力气来走路，他的胳膊和大腿都僵硬了。
他们把他架到车站派出所，让他坐到条凳上。值班警察杜质新拿出一张表格，开始向他们问话。杜质新说是什么样的皮箱？卫国比画着，说这么大，长方形的，棕色。顾南丹补充说皮箱上有两把密码锁，是他爸爸留下来的，知道他爸爸吗？卫思齐，著名核能专家，参加过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顾南丹以为杜质新会对她的话题加以重视，至少也应该露出一点儿惊讶。但是没有，杜质新平静地问里面有些什么？卫国说有现金、证件、获奖证书和衣裳。杜质新说多少现金？卫国说三万。杜质新说怎么会有那么多现金？卫国说那是我的全部家产，我把几年的积蓄全部领了出来。杜质新说有那么多吗？卫国从凳子上站起来。顾南丹想他怎么有力气站起来了？刚才连路都不会走，现在怎么呼地一下站起来了。是愤怒，他的脸上充满了愤怒，出气粗壮，身体颤抖。他说怎么会没有？请别忘了，我是工业学院的教授，堂堂一个教授，怎么会没有三万块钱？
没有愤怒就没有力气。卫国一说完，就像一只漏气的皮球，重新跌坐到条凳上。杜质新说看来你们学院的奖金还不少。既然有那么多奖金，还来这个地方干什么？卫国说这个可以不回答吗？杜质新一合笔记本，说可以，就这样吧，有消息会及时告诉你。
2
张唐走出派出所，顾南丹也往门外走去。他们就这样走了，背影一摇一晃，还相互拍着肩膀，只留下卫国一个人坐在派出所的条凳上。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卫国很想跟他们说一声再见。但是他的舌头发麻了，张了几下嘴巴都发不出声音。随着顾南丹他们的身影往外移动，卫国感到环境正一点一点残酷起来。我是不是该跟顾南丹借点儿钱？她会相信我吗？没有钱我将怎么生活？我连晚饭都吃不上。我会被饿死吗？可不可以讨饭？有没有人施舍？身上还有一件衬衣，一双皮鞋，它们可不可以换两餐饭吃？如果要跟顾南丹借钱，现在还来得及吗？卫国抬头看着顾南丹他们走出去的方向，他们的身影已经叠进别人的身影。完啦！卫国的身体里发出一声尖叫。
杜质新说你怎么还不走？想在这里睡午觉吗？卫国说我在这里等皮箱。杜质新说哪有这么快就给你找到皮箱的，找不找得到还是一回事。卫国抬头看着派出所墙壁上的奖状和锦旗，说我没有地方可去，你就让我在这里等吧。杜质新说那你就在这里等吧，看你能等到什么时候！这时，卫国才发现自己的身子在发抖，他把微微颤抖的手伸到杜质新的面前，说烟，能不能给我一支烟？杜质新递给他一支香烟。
狠狠地抽了一口，卫国把吞进去的烟雾咳出来。他试探性地叫了一声杜警察。杜质新看着他，说什么事？卫国说你的烟真好抽。杜质新扬着手里的香烟，说知道这是什么烟吗？卫国摇摇头。杜质新喷了一个烟圈。卫国看着那个慢慢往上飘浮的烟圈，说你能不能先借点儿钱给我？杜质新说什么？你说什么？卫国说你能不能借点儿钱给我？杜质新又喷了一个烟圈。现在他的头顶上飘着两个烟圈。他对着那两个烟圈说笑话，我知道你是谁呀？如果你是骗子我怎么办？卫国说我怎么会是骗子呢？你认真地看一看，我像骗子吗？杜质新点点头，说挺像的。卫国说你才像骗子。杜质新从桌子的那边走过来，盯着卫国看了好久，说你说我像骗子？骂我骗子就别抽我的烟。杜质新夺过卫国嘴里的烟，丢进垃圾桶。一股烟从垃圾桶里冒出来。卫国想不就是一支烟吗？我怎么就沦落到了这种地步？如果我的皮箱不掉，一支烟算什么？
杜质新看着冒烟的垃圾桶，说不是我不肯借给你，只是我不知道你是谁。卫国说我是卫国。杜质新掏出自己的证件，说你有这个吗？你能证明你是卫国吗？你能证明你是卫国，我就借钱给你。卫国说你不是不知道，我的证件和皮箱一起掉了。杜质新说那我就没有办法了。卫国站在那里想我不是卫国又是谁？没有证件，我就不是卫国了吗？卫国发了一会儿呆，走出派出所，刚走两步，就觉得双腿发软，于是席地而坐，头部靠在派出所的门框上。行人从他的眼前晃过。他不知道他们是谁，就像他们不知道他是谁。下一步我该怎么办？卫国闭上眼睛，感觉时间飞了一下，也不知道自己飞到了哪里。他让自己的身体放任自流，就像水花四溅，溃不成军。放吧，流吧，我根本就不想把你们收回来。
放纵了一会儿，卫国突然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睁开眼，他看见顾南丹站在面前正低头叫他。卫国说你怎么还没走？顾南丹说我们一直在等你。等我干什么？等你一起走。我没有地方可走。我给你安排了一个住的地方。我的口袋里一点儿钱也没有。不要你花钱。算了吧，我们只是萍水相逢。如果你真的同情我，就借几百块钱给我，等我一找到皮箱就还你。只是怕你把钱花光了，还没找到皮箱。走吧，我们旅行社有一个宾馆，随你住到什么时候。卫国抬头，看着顾南丹。顾南丹说走呀。卫国说我站不起来，我这里没有一个亲人，在西安也没有，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突然有人对我好，我就站不起来了。顾南丹说你站给我看看。卫国用手撑着派出所的门框，慢慢地延伸自己的身体，当他快要伸直时，双腿晃了一下，身体滑向地板。顾南丹伸手拉了卫国一把。卫国重新站起来，拍打着屁股上的尘土。
卫国虽然站起来了，但身体却还有些僵硬。顾南丹绕到他身后推了推，就像机器突然发动，他的双腿徐徐向前迈进。为了加快速度，顾南丹又推了他一把。卫国说别这样，你的男朋友会有意见的。顾南丹说谁是我的男朋友？卫国说他不是你的男朋友吗？顾南丹说我不是跟说过了吗？他是我表哥。卫国“啊”了一声，仿佛重新有了记忆，跟着顾南丹钻进张唐的轿车。卫国说谢谢，真是太麻烦你们了，如果皮箱不掉，我就可以打的。顾南丹说可是，现在它已经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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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南丹在迎宾馆为卫国开了一间房。卫国跟着顾南丹走进房间。她按着墙壁上的一个开关说，这是空调开关。她走到床头，指着床头柜上的一排开关说，这是电视开关，这是门铃开关，只要按一下，就可以不受门铃的干扰。这是电话，拨一下9，就可以打外线电话，有事可以拷我的BP机。如果要打长途必须到总台去交押金。这是壁柜，里面有晾衣架，衣服可以挂在里面。这是拖鞋，这是卫生间，这是马桶，这是卫生纸，这是梳子香皂浴巾淋浴开关，这是洗发液，这是淋浴液，记住千万别搞混了。正说着，顾南丹突然大笑，笑得腰都弯了下去。卫国发现她在尽量抑制笑声，但是笑声却势不可挡地从她嘴里冒出来。卫国以为自己忘了拉上裤裆的拉链，对着镜子检查了一遍自己，没发现什么可笑的。但顾南丹仍然笑个不停，她笑着说有的人，特别可笑，他们……竟然拿洗发液洗身体，拿沐浴液洗头发，身体又不是头发，想想都觉得……卫国想这有什么好笑的？这一点儿也不好笑。
傍晚，宾馆服务员给卫国送了一份快餐。卫国几大口就吃完了。吃完之后，卫国摸着鼓凸的肚子想回忆一下快餐的味道。但是他怎么也回忆不起来，快餐根本就没有味道，快餐有味道吗？没有，就像木渣，没有任何味道。卫国想我的鼻子是不是出了问题？他跑进卫生间，坐到马桶上。坐马桶有气味吗？没有。
在没有任何气味的房间里，卫国沉沉地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睁开眼，他最先看见搁在床头柜上的电话。一看见电话，他的手就痒，就想给谁挂个电话呢？顾南丹？杜质新？他想还是先给杜质新挂吧。杜警察吗？我是卫国。卫国？卫国是谁？是昨天报失皮箱的人，是想跟你借钱的人，是教授的那个人。啊，想起来了。我想问一问皮箱找到了吗？放屁也没这么快呀，你就耐心地等吧。卫国放下电话，看见一个牛仔包静静地立在沙发的角落。这是顾南丹的牛仔包，昨天她没拿走，会不会是留给我的？卫国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化妆品和一些洗漱用具。不是留给我的。他把鼻子伸到包口嗅了嗅，嗅觉功能还没有恢复。但是他看见了那把缠满头发的牙刷。他掏出牙刷，把上面的头发一根一根地解开，然后又一根一根地缠上。解开。缠上。卫国就这样打发了一天。
第二天早上醒来，卫国搓搓手，一再提醒自己不要操之过急，不要给杜质新打电话。那么，现在我干什么呢？他拉开窗帘，在房间做了四十个俯卧撑，泡了一个热水澡，看了一会儿电视，所有的动作都比平时慢半拍，故意不慌不忙，但心里却一直惦记着电话。他的手又痒了。现在看来右手比较痒，他用左手掐住右手，想拖延一下时间，仿佛越拖延越有可能听到好消息。可是，他的右手不听左手的劝阻，急吼吼地伸向电话。电话拨通了，杜警察吗？我想打听一下我的皮箱。杜质新说这就像大海里捞针，你要理解我们的难处，这比登天还难。那么说你们是不想找了？不是我们不想找，实话告诉你吧，是根本就找不到。那怎么办？我的全部家产，我的全部证件，你得帮我想想办法。我只能对你表示同情。
对方把电话挂断了，卫国举着话筒迟迟不肯放下。他发现床头柜上放着一盒火柴，打开数了一遍，一共有二十根。这是宾馆里特制的火柴，是专门为二十支香烟服务的。他把火柴棍向着房间的四个角落撒去，火柴盒空了。他开始弯腰在角落里找那些撒出去的火柴棍。他发誓要把它们全部找回来。如果我能把这二十根火柴棍全部找齐，那么杜警察就没有理由找不到我的皮箱。由于角落里摆着桌子、衣柜、沙发，他必须搬动它们。于是他的头上冒出了汗珠，身上越穿越少，最后只穿着一条裤衩，像一个正在做家具的民工，正努力地使那些家具摆得整齐有序。
这样忙了半天，他躺在床上就睡着了。醒来时，也不知道是什么时间，窗外阳光像火一样烤着马路。他没有放弃希望，又给火车站派出所挂了一个电话。对方问他找谁？他说找杜质新。对方说他已经调走了。卫国一惊，说他调走了，那就拜托你接着帮我侦破，忘了告诉你们，我的皮箱里还有一个重要证件。什么证件？政协委员证，我是政协委员，请你们一定要对一个政协委员的皮箱负责。对方啊了一声。卫国说记下了吗？对方说记下什么？卫国说请打开你们的记事本第十五页，在我的遗失物品后面补上政协委员证一本。对方说记下了，你的名字叫卫国吗？卫国说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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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刚发亮，卫国就来到市人事局门口。还没有到上班时间，他只好站在门口等。等了几秒钟，他的身后站了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站在他身后的人愈来愈多。他已经数不清是多少个了。一个小时之后，人事局的大门打开，卫国第一个冲到三楼处级招聘考试报名处。
接待者说请你出示一下有关证明。卫国摸了一遍衣裳，说我的所有证件都装在皮箱里。接待者说请你打开皮箱，把证件拿出来。卫国说我的皮箱在火车上被盗了。接待者说没有证明就不能报考，我们不可能让一个不明不白的人报考处级干部。卫国说我是不明不白的人吗？接待者说我只是打个比喻。卫国说可是我的皮箱真的掉了，我的皮箱里不仅装着证件，还装着三万多块钱。接待者说多少？卫国说三万。接待者摇摇头，说不可能，这么重要的皮箱怎么会掉？卫国说可是它真的掉了，里面不仅有钱，还有政协委员证、教授资格证，有人可以为我证明。接待者说你的皮箱与我无关，我只要能够证明你的证明。卫国说要证明这个容易，你知道牛顿吗？接待者摇摇头。卫国说牛顿是力的单位，使质量一千克的物体产生一米每平方秒的加速度所需的力就是一牛顿。一牛顿等于十的五次方达因，这个单位名称是为纪念英国科学家牛顿而定的，简称牛。这个牛，能不能证明我是物理系的教授？接待者哈哈大笑。卫国说如果你不信，我还可以用英语跟你对话。接待者说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