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呐喊”》系“剜烂苹果�6�4锐批评文丛”之一，该书分为“评论家批判”“作家批判”“文坛乱象批判”三章，共30余篇文学批评文章。 长期以来，我国当代文学评论和研究，都是激情的赞美之声有余而客观的批评不足。针对某些作家创作中存在弊病，现有的文学批评家往往避而不谈、视而不见。那种指名道姓，一针见血的学术批评，始终都犹如凤毛麟角，打着灯笼也很难找到。 鉴于此，本书作者唐小林作为一个文学批评的“圈外人”，以多年认真扎实的阅读、思考为根基，剑走偏锋，将批评的矛头指向文学界、评论界的“大咖”和蔚然成风的乱象，只专注于摆事实，不热衷于讲道理。他借用批评对象自身的字、词、句，罗列其前矛后盾、浅入深出、盗袭他人、重复自己、粗枝大叶、指鹿为马之类软肋与硬伤，从而不温不火地、水落石出地、板上钉钉地进行验证与批评……

这是一本能让“圈外人”也能看、爱看的文学批评。作者用文字向“quanwei”说“不”，用 “笨拙”的方法开掘“确凿”的论据，
用 “儿科”的比照阐发“鲜明”的观点，
从而庄严地发表自己的宣言：
“批评”不是“追捧”，谢绝一切“神坛”！

出版前言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了新形势下影响文艺发展的各种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对文艺事业的大繁荣大发展提出了殷切的希望，是我党继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又一次创造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献。2016年12月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总书记又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文脉同国脉相牵，文运同国运相连”，把文艺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体现了党对文艺事业的充分重视和信任。总书记的两次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语重心长，既指明了文艺发展的方向，又对当前文艺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解剖，为文艺的发展把了脉、定了调、鼓了劲。尤其对于文艺评论工作，总书记给予了高度重视，既肯定了文艺评论工作的重要意义，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艺评论中存在的各种不良现象，并对文艺评论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号召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
为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提高当代文学批评的针对性、战斗性和原则性，营造讲真话、讲道理的文学批评氛围，作家出版社决定推出“剜烂苹果·锐批评文丛”，集中展示敢说真话、有力量、有风骨、敢于亮剑的文学批评著作。首批推出李建军、洪治纲、陈冲、刘川鄂、杨光祖、牛学智、石华鹏、李美皆、何英、唐小林十位在文坛有影响有代表性的批评家，每人推出一本以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不良现象、思潮以及作家作品不足为研究内容的评论集。这些评论家关注文学现场，敢于说真话，敢于亮剑发声。他们针对某一个具体作家作品的批评也许有偏颇、有争议，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也不代表出版社的观点，但他们的批评姿态、批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他们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作家出版社希望通过这套丛书，集中展示这些批评家的形象，让他们的批评方式、文学观点为更多的读者所了解和熟悉，并以此积极营造“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健康批评生态。
本丛书将采取开放式的结构，今后有符合丛书宗旨的新的批评家的作品，我们将陆续推出。
作家出版社
2017年5月


让人无计可施的人（代序）
任芙康
标题里，两个“人”中的后一位，指广东深圳的唐小林。
两个多月前，唐小林来天津，领取《文学自由谈》30年“重要作者奖”。因难得北上一回，他放弃乘坐飞机，往返都选择了耗时漫长的火车，以便沿途观赏。这与分秒必争的多数与会者形成明显对照。数日朝夕相处，平和的脸、平和的话，更加出人意料。大家读过他锋利的文字，深谙里边的内容，通常都会调动写作者的全身关节，尤其需要绷紧面部肌肉。但看眼前此君从里到外的松弛，于是大家明白，老话“文如其人”，也有不灵的时候。一身傲骨写文章，满面平和过日子，这般状态的文学批评者，如今打着灯笼都难找了。
抛开那些躲在屋子里，只愿做或者只会做“课题”的评论者不说，场面上兜得转、吃得开的批评家，愈是大牌角色，愈是表现欠佳。无论其话题多么撩人兴致，无论其表达多么遮人耳目，无论其结论多么耸人听闻，都很难掩饰他们贱卖常识、混淆价值、轻慢良知的本性。文学评论花枝招展的热闹，已很难脱离这些人的摇唇鼓舌，尽管他们对批评大厦的建构，实质上起不到丝毫添砖加瓦的作用，但凭借金玉其外的参照，我们才有幸见识到另一类批评家。比如，有了张颐武的概念轰炸，我们能扩充视野；有了李国文的借古喻今，我们能广博学问；有了陈冲的迂回穿插，我们能见识逻辑；有了韩石山的机锋抖擞，我们能领略智慧；有了李美皆的笔墨摇曳，我们能飞扬想象；有了李建军的义正词严，我们能明辨黑白；有了李更的孤傲清醒，我们能遏制欲望；有了冉隆中的悲天悯人，我们能追逐良善。
唐小林显然特别，他完全入不了第一拨的队列，也大体不同于第二类的路数。文学批评，无疑应归属摆事实、讲道理的操作。而唐小林剑走偏锋，只专注于摆事实，不热衷于讲道理。因为事实一经跃然纸面，便基本上无须啰唆道理了。他的手法是，借用批评对象自身的字、词、句，罗列其前矛后盾、浅入深出、盗袭他人、重复自己、粗枝大叶、指鹿为马之类的软肋与硬伤，从而不温不火地、水落石出地、板上钉钉地验证出饱学之士的满腹经纶不过一肚草料，完备的体系不过一锅杂碎，离奇的叙事不过一堆呓语。这一招颇有巧劲儿，致命到当事人往往被一剑封喉，难堪到帮闲者虽疾首痛心却无从援手。于是在某些人眼中，唐小林讨嫌到家，却又让人无计可施。他的方式其实笨且累，为精明人所不屑。要眼里看得出对方的错，须胸中先得有自己的对，不博览群书、不独具慧眼、不做足功课、不无私无畏，根本无能为力。每每收到唐小林的文章，一读便知，他手起刀落，已将批评对象的货色大卸八块，掰开揉碎，横着竖着地、里子面子地解剖一个够。故而，他的文章是精雕细磨出来的，绝非那种一泄万言、倚马可待的浮语虚辞。
从唐小林舞文弄墨的姿态，可以辨识出他肯定不是目前文坛最优秀的批评家，但肯定是文坛目前最果敢的批评家。他的果敢，体现在击打目标的专一。专一的对象，乃文坛名家群体。唐小林经年累月的激情，似乎专同名流作对，专与名著为难，自然免不了招惹是非，引来“借名人出名”之类的闲话。唐小林固守的理念在于，名人有错，名著有错，如得不到指谬，比非名人、非名著出错更会有传染的恶果。至于个人受到种种贬损，完全可以一笑了之。总被恭请文坛上座的大鳄，素来醉心于仰慕的目光，任何质疑均为冒犯，总以为自己笔下鬼斧神工，并从来不会失误。他们哪里明白，真老虎尚有打盹儿的时候，何况自身仅为纸老虎者流。这便是唐小林这种较真的人，批评写了许多年，还要继续写下去的原因；这同样也是《文学自由谈》这种较真的刊物，批评登了30年，还要继续登下去的原因。
唐小林的批评，已成为不可预测的未知。谁也不晓得，他的下一支利箭将要洞穿哪位大师、巨匠的桂冠。如此悬念，利莫大焉。对一些作家来说，会成为创作时的警醒；对一些看客来说，会产生阅读后的教益。《文学自由谈》大量读者来信所表明的文坛民意往往具体到，期望唐小林这样的清道夫多上几个，随心所欲的垃圾制造者可能就会少上一堆。
此番天津获奖，唐小林得到的不是评委的全票，只是多数票，这自然可视为他仍需进步的依据之一。我已读过他若干文章，体会其文以载道的基调。然上乘文章的品质，终究不可或缺文以载趣，不可或缺举重若轻。如果再怀揣一份商榷的诚意，那就定然锦上添花了。文章之道，有的泾渭分明，有的则似是而非，留下讨论的余地，会有助于引申众人的推敲。
行文至此，仿拟一段唐小林的简历，但愿不会触碰他的隐私。唐小林，四川宜宾人，高中学历，37岁到深圳打工，曾做过企业管理、日语翻译。由于后来多年专事文学批评，所有颂扬型文坛聚会均与他无缘，意味着从无“红包”进账。他在深圳谋生19年，因为经济上拮据，每年购买老家宜宾的社会保险。谈起这种对人生后路的安排，唐小林没有无奈、没有沮丧，反倒比倾听者平静、坦然。不同于许多异地漂泊的人，他心中的精神归宿，就在能为自己托底的故乡。他以自身经历，证明辗转多年的深圳，不是传言的文化沙漠，而是真切的人文沃土。一帮从道义上、经济上给予扶助的同乡和朋友，是唐小林应对贫寒、坚守信念的知音。所以，尽管几乎每发表一篇批评，便实际上为自己增添一个“敌人”，他并无胆怯，亦问心无愧。这个远离低级趣味的写作者，为清洁文坛而昂头前行的情怀，非同凡响，闪烁出高贵的光泽，让人生出莫名的欣慰和感动。


后�6�8记
在文学批评这个行当里，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圈外人，并且长期是一个“吃瓜群众”。据我所知，在这样一个“高端”的领域里，即便硕士毕业，或许都只能算是低学历，况且我只是一个仅仅在“文革”时期读过高中、在深圳漂泊多年、成天与流水线上的打工妹和库房搬运工打交道的外来务工人员。每天早出晚归，工作的劳累、生活的艰辛、远离亲人的孤独和思乡的痛苦，使我选择了用阅读来对抗寂寞枯燥的打工岁月。随着阅读的作品越来越多，我便渐渐开始对一些当红作家，甚至我曾经非常喜欢的作家的作品产生了怀疑和不满。我把这种怀疑写成文章，投给各种报刊，但几乎都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就在我对自己的这些文章开始遗忘的时候，一天下班回家，我出乎意料地收到了一本《山西文学》杂志。我想，这恐怕又是该刊为招收函授学员，或者吸引读者订刊在进行“钓鱼”、投放诱饵吧。但打开杂志，我却惊喜地在“文坛剑戟”栏目里，发现了自己的名字。而这篇文章，我少说也投了数十家报纸杂志，是韩石山先生从众多投稿的“灰堆”中发现了我，使我在多年以后想起那个美好的下午，仍然激动不已。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个日后让许多当红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大为烦恼、却又难以对付的人，便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一条充满荆棘的文学批评之路。
与某些学院批评家一贯致力于赞美和讴歌不同，我将自己的写作当作一种对中国文坛的民间观察，目的就是要为中国文坛剜“烂苹果”。我发现，中国的文学批评和“研究”，长期以来都存在着一种“一边倒”的倾向，日益沦为只有赞美，甚至唯恐声音分贝不够高、歌声不够美的“集体大合唱”。而对某些作家作品中存在的问题，我们的文学批评家们却往往是避而不谈、视而不见。那种指名道姓、一针见血的学术批评，始终如凤毛麟角，打着灯笼也很难找到。难怪有的学者居然公开宣称，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评论，最终都得经过作家本人的认可，才算是真正的文学批评。照这样的思维，文学批评家就只能是作家的亲友团和义务宣传队。
当下的文学批评，之所以广遭诟病、没有尊严，正是因为某些文学批评家心甘情愿地跪在地上，把自己当成了为当红作家端茶倒水、洗脚做饭的家政工作人员。如此万千宠爱，最终只能惯坏作家，使他们看不起批评家，对文学失去敬畏之心。在浮躁心态的驱使之下，有的作家几乎每隔一两年就会赶制出一部长篇小说；有的作家仅仅三四十天就能写出一部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这些当红作家的小说刚一出版，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出版，文坛上就早已传来了一片沸腾的欢呼声。这种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集体起哄，让人觉得中国文学仿佛已经进入了一个最好的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不诚实的恭维和吹捧，无疑是在为中国文学帮倒忙，最终只能对中国文学的发展造成极大的伤害。
迄今为止，我已批评过王蒙、莫言、贾平凹、王安忆、格非、马原、阎连科、李佩甫、雷达、刘再复、谢冕、陈晓明、孟繁华、程光炜等诸多著名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我之所以放言无忌地对他们进行批评，并不是因为我狂妄自大，不尊重“名人”，而是因为我对名人有着更加美好的期待，希望中国文学能够真正越来越好。我没法想象，我们这个时代的著名作家，为什么会将看上去很美的“烂苹果”推销给读者；更无法想象，这样的“烂苹果”居然会受到如此众多文学批评家毫无节制的热捧。我的这种忧思，并非杞人忧天。有学者就痛心疾首地慨叹：“闭上眼睛或泯灭良心说话，这样的批评家越来越多。”有的学者痛斥：一些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完全把文学批评当成获取个人名利、建构个人文坛地位的一种手段。中国文学的现状和文学批评的堕落，的确令人担忧。一位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著名作家告诉我，我的那些文章，说出了文坛许多人想说而又不方便说的心里话。他说，我们非常清楚，某些作家的作品根本就不像批评家们说的那么好。
当我的文章一篇篇发表出来的时候，许多习惯了被表扬的人立即感到了严重的身体不适，转眼之间，一盆又一盆的脏水也迎面向我泼来。有的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开“揭露”我的批评不讲道理，妖化我不懂文学；有的甚至在书中无中生有，说我在文章中诬陷某著名作家喜新厌旧，是陈世美；有的质疑我的写作动机是幻想出名。更多的不满和误会，则来自于我的打工者身份。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正因为这样的“特殊”身份，我能够站在文坛之外清醒地看文坛，毫不涉及与被批评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我从来就没有像某些“圈内人士”那样，在进行文学批评时总是投鼠忌器，批评了张三，不仅担心张三不高兴，而且还要考虑与张三关系密切的李四是否高兴。我始终不明白，在当今的中国文坛，说一点真话为什么如此之难？
在写作时我追求的是：语言活泼，靶标精准，绝不使我的文学批评看起来就像是那种大而无当的“学院体”。我虽然没有接受过大学里严格的学术训练，自己却对自己进行过严格的训练。尽管这种“训练”是野狐禅，但我想，在中国文学批评这支庞大的部队里，应该容得下一两个像我这样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但无须耗费学术经费的编外“民兵”吧。我喜欢那种“老吏断案”式的批评方法，常常直指被批评者的创作病象，或学术硬伤。我相信，医生如实地指出病人的病情，是绝不会遭到病人及其家人反对的。而在当今的文坛，即便是某些作家的创作明显出了问题，甚至是沉疴在身，一旦有批评家对其进行良药苦口的批评，则会遭到来自被批评作家的不满回应、毫不客气的“回敬”，乃至强烈的反弹。有的作家不惜公开挑战批评家：你说我写得不好，那你自己写一部试试？有的作家甚至情绪激动地对批评家进行人身攻击，恶语相向。
伟大的作家，一定要具有开阔的胸襟，只有那些鸡肠鼠肚、没有出息的作家才会听不得批评。果戈里在给作家朋友的信中，就主动要求他们对自己提出最严峻、最坦率的批评。而对于批评家们的热烈赞扬，果戈里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和必要的警惕，他甚至总是不耐烦地阻止那些对自己言过其实的赞美说：“行了，行了！缺点呢，您怎么不指出来呀？”在当代文坛，我们尤其需要果戈里这样伟大的胸怀。自踏上文学批评这条道路以来，尽管遭受过种种的误解、攻讦、痛骂和蓄意的诋毁，但这一切对我来说，都仅仅是过眼烟云，从来就不会停留在我的心里。而那些美好的记忆，却永远长留在我的心中，让我总是感到一种纯棉般的温暖。
有位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曾遭到过我的多次批评，有些批评甚至堪称过激。一次偶然相见，这位批评家主动迎上前来和我握手，并且热情交谈。他说：“学术之争我们暂且不论，但你在文章中指出我的‘硬伤’，这是不能回避的，我的书在今后再版的时候，一定会将你所指出的那些错误改正过来。”之后，他便主动与我联系，并对我说：“你可以直言不讳地写文章批评我。”有了这样的坦诚，我才真正体会到，当今许多文学期刊不愿意发表指名道姓的批评文章，总是担心会引起被批评者的不满，实在是有些多虑了。许多被批评者，根本就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脆弱。还有一位著名作家，也曾被我猛批过多次，但他的儿子，并且也是一位文化名人，在与我相见时却丝毫不以为意。他真诚地对我说：“我知道你这种批评性的文章不一定好发，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想办法帮你发表。”这样的胸襟，在当今这样一种文学生态中实在是非常难得。更让我感动的是，一位著名文学批评家曾经毫不客气地撰文批评过我，而我也“针锋相对”地对他进行过过激的“还击”。想不到，忽然有一天，我却接到了这位批评家主动打来的电话。他先是热情地肯定我的文章写得好，然后告诉我说，他是辗转找到我的电话号码的。我们的争论，不是利益之争，而仅仅是为了文学。此后，他便经常打来电话和我谈论文学批评，有时甚至一谈就是一个多小时。一次来深圳出差，他还特意带来了他的学术专著赠送给我。此后我们便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文学自由谈》的任芙康先生和《文学报》的陈歆耕先生，是值得我永远感激的两位中国文学批评界勇敢的开拓者。正是任芙康先生提倡的自由开放的文学精神使我在《文学自由谈》这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学名刊上有了“说三道四、显才露智”的机会。也正是陈歆耕先生热情的扶持和悉心的指导，使我的写作得以迈着坚实的步伐，一步一步地走向成熟。陈歆耕先生在《文学报》逆势创建的“新批评”，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开启了一段崭新的征程。为“新批评”写稿，这是我人生中永远难忘的一段无比美好的岁月。尽管它为时短暂，却像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中国的文学批评要真正好起来，不仅需要文学批评家们激情澎湃的赞美和讴歌，更需要像陈冲、李建军、李美皆、杨光祖、何英、石华鹏、狄青这样一批敢于直击文学创作病象的优秀文学批评家。他们不畏艰险的写作，让我看到了中国文学批评家的良心、美好和希望。

唐小林，男，生于1959年，四川省宜宾市人。2006年开始文学评论写作，出版有文学评论集《天花是如何乱坠的》。在《山西文学》《文学自由谈》《作品与争鸣》《当代文坛》《南方文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雨花》《天津文学》《边疆文学·文艺评论》《福建文学》《上海采风》《粤海风》《长江文艺评论》《文学报》《文艺报》《中华读书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发表文学评论数十万字，并入选《2014中国杂文年选》《2014中国随笔排行榜》《贾平凹创作问题批判》《文学报·新批评》文丛等多种选本。2012年6月，获《文学报·新批评》首届“新人奖”。 2015年10月，获《文学自由谈》创刊三十周年“重要作者奖”。

让人无计可施的人（代序）／1


第一辑�6�9评论家批判
可惜了，雷达／3
刘氏的“豆腐渣”／13
谢冕的名气还能透支多久？／25
陈思和的“学术八卦”／34
评论家的“矛”与“盾”／49
程光炜的学人素质／60


第二辑�6�9作家批判
余光中的“炼丹术”／75
贾平凹的“硬伤”／88
《带灯》与贾平凹的文字游戏／94
《这边风景》：深陷泥淖的写作？／101
穆涛获奖散文的“硬伤”／107
被陈丹青们高估的“大师”／115
“忽悠”离理论相去甚远／127
在小说中玩哲学？
——马原童话新作析疑／143
“乡村哲学家”的病象／150
王安忆小说病象报告／165
李佩甫的小说“配方”／181
余秋雨怎样“卖瓜”／192
莫言的一锅“乱炖”／204


第三辑�6�9文坛乱象批判
粗鄙伧俗，“性噱头”多如牛毛
——当代小说创作病象观察之一／219
嗜脏成癖，大肆污染读者眼球
——当代小说创作病象观察之二／231
移花接木，创作蜕变成克隆术
——当代小说创作病象观察之三／238
学力不逮，硬伤就像满身瘢疮
——当代小说创作病象观察之四／246
玩弄怪圈，把小说写成“天书”
——当代小说创作病象观察之五／257
“海子神话”该降温了／266
散文：虚构还是非虚构
——以莫言的散文为例／272
外国的“和尚”会念经／281
短篇小说何以不招待见／294
学院批评病象“会诊”／298
文学批评何以青黄不接／310
文学奖闹剧何时才能收场？／313
多年之后会不会变成一堆废纸／318
后�6�8记／327

可惜了，雷达
2013年6月1日，“雷达的文学评论与中国化批评诗学建设研讨会”在兰州召开，从出席研讨会的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来看，这是笔者目前看到的有关文学批评家研讨会的最豪华的阵容。紧接着，在国内诸多媒体上，我们看到的就是所有的研讨会上必然会喧嚣迭起的“好评如潮”。有学者称，雷达的文学评论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评论群体中具有代表性。有的作家赞美雷达，是新时期以来最具影响的文学评论家，他的文学评论影响了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的发展。有的作家则评论说：雷达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评论家，是一个对当代文学做出了大贡献的人。他的存在，对于中国文坛是一种荣幸，是一种光荣。在这样一波接一波、犹如赞美竞赛一样的叫好声中，对雷达的赞美迅速登峰造极。一些人与其说是专家学者，倒不如说是雷达弟子，他们将其神化为中国“文坛第一评”和“文坛巨擘”。面对这种喧喧嚷嚷、丧失理智的造神举动，我们有必要保持足够的清醒，为日益浮躁的文坛去掉那些不断泛起的泡沫。雷达从事文学评论的时间虽长，文章虽多，但其中究竟又有几篇文学评论配得上是“文坛巨擘”的像样之作？纵观雷达数十年来的文学批评，其优秀文字可说寥寥无几，但其应景之作，名不副实、炒冷饭的评论却大量浮现。笔者在阅读雷达的评论文章时甚至常常诧异，其中有些文章出尔反尔，简直就像不是出自同一个雷达之手。面对文坛这样一尊人造神像，笔者总是觉得，盛名之下的雷达，其实难副。
在谈到中国文学批评的现状时，雷达说：“当前批评的乏力，也可说是一种整体性的疲软，首先在于精神价值判断力的某种缺失，审美判断力的软弱。现在的情况是，大多数文章停留在梳理、归纳、复述现象表面上，鲜有大的思考，对时代审美走向，提不出切中要害的问题，更谈不上富有独创性的有深度的研究。”雷达在其《还是得修炼提升的能耐》中说：“仔细体味一下大师们的经典作品，再读一读我们自己的也许堪称精彩的作品，便不能否认我们实在过多地显示了民族性、自足性、封闭性，缺乏必要的终极关怀。”为此，雷达将加缪的《鼠疫》和莫言的《檀香刑》进行了比较。雷达称加缪的《鼠疫》“关怀的是人类，是向善的关怀，健康的关怀。《檀香刑》在某种意义上同样是写绝望境遇的，生与死的极端情景，但其处理却完全不同。莫言当然是最富才情的作家之一，他有权按他的趣味写……但是，写着写着，小说似乎为了写恶而写恶，作者陷入了对‘杀人艺术’的赏玩之中，陶醉在自己布置的千刀万剐酷刑中，为了写恶而写恶，有时情不自禁地为人类制造灾难的残暴力的惊人而歌唱。什么钱知县与孙媚（眉）娘的性爱啦，六君子的殉难啦，孙丙的造反啦，比起杀人场面的声色并作，可就苍白多了。刽子手的戾气和酷刑的血腥，罩住了整部小说。作为演示刽子手文化，作者成功了，但是作为人的文学，不能不说寒气逼人。我总感到，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文化和文学精神力量的某种薄弱面”。在雷达的评论文章中，曾不止一次对莫言的作品进行过类似的批评。
然而，当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雷达对莫言的评价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和逆转。雷达高深莫测地告诉记者说，在几年前的一次讲座上，当被问及中国作家谁有可能获得诺奖，他当时回答即是莫言和贾平凹。有谁能够相信，此前还在理直气壮地痛批莫言的《檀香刑》是“为了写恶而写恶”，批评《红高粱》“没有判别是非善恶的能力”的雷达，却欣然赞美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根本原因是他创作中可贵的独创性，以及他作品中独特的农村经验与中国心情。莫言的获奖，既是对他个人突出成就的褒扬，同时也意味着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肯定”，“莫言创作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他在作品中很好地吸收了新的西方文学观念，将世界文学营养结合到自己本土的创作经验中，并结合得很好很成功。具有独创性、创新精神”。雷达告诉记者，他最推崇的是由中篇发展为长篇的《红高粱家族》，毕竟它是莫言最具代表性和象征意义的作品：


这个象征性可能会伴随他的一生。谁都看得出来，红高粱系列小说与我国以往战争题材作品面目迥异，它虽也是一种历史真实，却是一种陌生而异样的、处处留着主体猛烈燃烧过的印痕，布满奇思狂想的历史真实。就它的情节构架和人物实体而言，也未必多么奇特，其中仍有我们惯见的血流盈野，战火冲天，仇恨与爱欲交织的喘息，兽性与人性扭搏的嘶叫。然而，它奇异的魅惑力在于，我们被作者拉进了历史的腹心，置身于一个把视、听、触、嗅、味打通了的生气四溢的世界，理性的神经仿佛突然失灵了，我们大口呼吸着高粱地里弥漫的腥甜气息，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说的神秘体验和融身于历史的“浑一”状态。于是，我们再也不能说只是观赏了一幅多么悲壮的历史画卷，而只能说置身于一种有呼吸有灵性的神秘氛围之中。其深刻的根源乃在于作家主体把握历史的思维方式之巨变。莫言以他富于独创性的灵动之手，翻开了我国当代战争文学簇新的一页——他把历史主观化、心灵化、意象化了。作品在传统的骨架上生长出强烈的反传统的叛逆精神；把探索历史的灵魂与探索中国农民的灵魂紧紧结合；红高粱成为千万生命的化身，千万生命又是红高粱的外显，它让人体验那天地之间生生不息的生命律动。它的象征意义，在对“杂种高粱”的批判里看得更加分明……


雷达对莫言的作品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和之后的评价简直是冰火两重天。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今文学批评现状的冰山一角。
2004年，在某些书商、企业家、节目主持人、歌星和房地产大佬的联袂炒作之下，一本被称为“将是我们这个时代享用不尽的关于狼图腾的精神盛宴”的“旷世奇书”《狼图腾》，犹如地毯式轰炸一样，在国内众多媒体上展开了猛烈的宣传攻势。不少文学批评家加入了《狼图腾》的商业大合唱。他们对《狼图腾》赞美有加：


《狼图腾》在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中，是一个灿烂而奇异的存在，如果将它作为小说来读，它充满了历史和传说，如果将它当作一部文化人类学著作来读，它又充满了虚构和想象。作者将它的学识和文学能力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具体描述和人类学知识又相互渗透得如此出人意料、不可思议。显然，这是一部情理交织、力透纸背的大书。


对于《狼图腾》这样一部小说，雷达先则表现得与众不同，撰文批评，“同样暴露出精神资源匮乏，无力找到真实的价值理想的问题”，“作者的文化观和贯穿性意念，即所谓狼性文明论，却有太多的谬误”。但很快，面对《狼图腾》这同一本书，雷达却莫名其妙地转了向。在《〈狼图腾〉的再评价与文化分析》中，雷达说：“作为文学文本，《狼图腾》积聚了大量原创因素，属于不可多得的具有史诗品相的宏大叙事”，“我以为，《狼图腾》是当代小说中很有价值的作品，是一部深切关注人类土地家园的，以灵魂回应灵魂之书”，“在暴烈的血色场景的间隙，作者用另一副雄浑而柔情的笔调，描绘了荡人心魄的草原之美，那翡翠般的聚宝盆，那美丽的天鹅、野鸭、大雁，那色彩斑斓的大鸟小鸟，那娇艳欲滴的白芍药，那满地的无名野花，那清苦的草香，令人沉醉，让人心胸浩阔”。雷达甚至抹去自己之前的批评色彩，“我一直认为，关于《狼图腾》的文学性，不宜用常规要求，它确乎有点小说不像小说，纪实不像纪实，带有边缘性和嫁接性。正像任何事物都不可能界限绝对分明一样，文体亦然。它那刚健、苍凉、硬朗的排浪式的语句，它那不加文饰的逼真感和原生态，恰恰最能凸显其狞厉之美。整部作品悲怆恢宏，撞击人心”，“对此我想，我们应该更多地用审美的、充满匪夷所思的想象力的眼光，而不是充满道德义愤的实用眼光来看待这部作品”，“在我看来，《狼图腾》艺术震撼力很强、生命意蕴甚丰，它让人的灵魂震颤、让人的心智慢慢苏醒，让人看清‘战天斗地’的本质、让人知道在基本的人性天理面前应如何珍惜、如何拥有、如何警觉、如何拒绝、如何捍卫、如何爱、如何关怀。这样的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委实太少了”。雷达这样朝秦暮楚、翻云覆雨的评论，真让人目瞪口呆。
作为文坛一位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长期以来，我们听到的都是对雷达不切实际的歌颂，而对于其文学批评中呈现出来的各种病象，几乎很少有人提及。雷达大量写作的那些对当代文坛的宏观论述和全景式的评论，大都是言之无物、自我重复的“八股”评论。这些文章往往有一个固定的写作模式，通常都是首先谈一谈当下作家作品创作的所谓精神走向、审美走向，或者遇到的什么瓶颈，然后就趾高气扬地站在自以为是的某个制高点，“揭示”出当前文学创作中五花八门的病症，诸如什么生命写作、灵魂写作、孤独写作、独创性写作的缺失啦；作家的作品缺少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和对时代生活的整体性把握啦；缺少宝贵的原创力，却增强了畸形的复制能力啦。在我看来，雷达的这些文学批评实在是空洞无物的废话。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时代，能够做到像雷达所说的“生命、灵魂、孤独、独创性”之类玄妙玩意儿都不缺失的作家，永远都是凤毛麟角。所以，任何时候用雷达的这一套标准来批评文坛某些作家的创作弊病，都可以头头是道。更为吊诡的是，雷达一面在批评某些作家灵魂写作的缺失，总是在复制自己；一面又在自己的评论文章中进行着一种匪夷所思的大炒冷饭和自我复制。例如，雷达将其《长篇小说是否遭遇瓶颈》中的第二部分《迫切需要正面的价值声音》稍加“整容”，就成为《还是得修炼提升的能耐》这样一篇文学评论。将《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拆分一下，就组合成了另一篇评论文章《出不了伟大作家�6�9中国当代文学缺什么？》。
由于大量写作这种机械重复性的文章，雷达有时甚至连自己都搞糊涂了。例如，在《长篇小说是否遭遇瓶颈》中，雷达写道：“张洁的《无字》以九十万言的篇幅书写三代女性的命运……”而在《我所知道的茅盾文学奖》中，雷达却说：“张洁的《无字》，三卷本，90万字，写四代女性的命运悲剧。”据此，笔者十分怀疑，雷达作为一个批评人，究竟是否认真读过张洁的《无字》，你可以没有读过，但不可以一会儿“三代”，一会儿“四代”地云里雾里。2011年，在第八届茅奖评奖中，张炜450万字的超长篇小说《你在高原》甫一公布，旋即遭到了众多读者的质疑，人们怀疑茅奖评委中究竟有几个人读完这部长篇小说。对此，雷达豪气干云地说：不能机械地理解阅读。“阅读可以是精读、细读、浏览，不一定非得一字一字阅读。这样大体量的作品把握起来的确有难度，但不是不可以把握。评委们都有丰富的阅读经验，对它的文学艺术价值是可以做出考量的。”雷达同时还表示，张炜扎扎实实创作多年，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也使得他人气很旺。一粒沙里看世界，雷达究竟认真通读过几部茅奖作品，我们完全可以依据他的“自白”而管中窥豹。在中国文坛上，从神化作家到神化文学批评家，甚至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彼此吹捧和互相神化，早已成为一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也许雷达自己都并未认真仔细地读完张炜的《你在高原》，而是在友情赞颂：“这么一部书已经不能简单用‘史诗’‘民族志’‘百科全书’等旧的名词来描述，只在（有）大地才有这样的包容力”，“在我看来，这部书是一个人漫长的心灵之旅，起意并没有宏大主题，是由个人心史的积聚逐渐走向了民族心史。”一部并没有多少人读过，也尚未经过时间检验的长篇小说，岂能由雷达一个人遽下结论，轻易说成是“民族心史”。
打开雷达的评论专著，其重复之作屡屡出现。有的文章只是改换了一下标题，便被收入到了不同的文学评论专著中。如，雷达的《当前文学批评症候分析》一书中的《消费时代短篇小说的价值》一文，在收入其《重建文学的审美精神》一书时，就成了《市场拒绝短篇小说吗》。不知道的读者只看标题，还以为这是雷达撰写的两篇文章。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对读者的不尊重。而该文中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大明湖》书稿未及出版就毁于战火，老舍不得不凭着记忆，重新将其中最难忘的一段故事，改写成了著名的中篇小说《月牙儿》的那一段轶事，经雷达稍一“变换”，就又出现在了其《新世纪文学的精神生态和资源危机》一文中。这种将土豆改名叫马铃薯、将马铃薯改名叫洋芋、将洋芋改名叫山药蛋来销售的做法，使我们在阅读雷达的许多文学评论时，总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以雷达的《重建文学的审美精神》一书为例，在该书上卷第93页，下卷第185页和第370页，屡次出现一个其杜撰的新名词“亚乡土文学”，或称“亚乡土叙事”。雷达的一番注解是，这是“新世纪文学”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现象。现代转型社会时期农村的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使得大部分乡村出现空心化状况，没有了青年壮劳力，留下的只有老人、小孩和一些妇女。一些作家敏感地发现了这一现实，开始揭示这一问题。亚乡土文学与“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极为相似，它们用力揭示社会问题，表现真切的社会人生图景，而对所涉及的社会问题没有提出根本的解决办法。或者说，亚乡土文学并不缺乏揭示负面现实的能力，它缺乏的是呼唤爱、引向善与光明、正面造就人的能力。我以为，要求一个作家去对其作品中涉及的社会问题提出根本的解决办法，这无异于要求公鸡下蛋，本身就是违反艺术规律的表现。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涉及了那么多的社会问题，却根本就没有解决的办法，而自己却只能是“举家食粥酒常赊”。托尔斯泰在《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中提出了如此之多的社会问题，难道他能够解决玛斯洛娃和安娜·卡列尼娜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吗？比如，一个作家的作品如涉及电信诈骗，难道还要指望该作家同时必须写出一部《防电信诈骗手册》，否则就不能算得上是一个优秀的作家？早有美国作家卡佛说过明白话：“要通过小说来改变事物，改变人的政治派别或政治系统本身，或挽救鲸鱼、挽救红杉树，不可能。”
雷达主张阅读“不一定非得一字一字阅读”。我却认为，作为一个“靠谱”的文学批评者，在下笔写文章时却不能将连自己都没有认真读过的东西妄评一通。如，雷达在《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的精神》中说：“李亚伟的《中文系》在今天读来，似仍能闻到那间大学宿舍里的臭袜子味道。”在我看来，雷达要么本身就没有认真读过《中文系》这首诗，要么虽然读过，但压根就没有读懂。李亚伟在诗中没有一个字是有关大学宿舍和臭袜子的描写，雷达怎么就如此嗅觉敏感，想当然地闻到了臭袜子的味道？雷达不知道，《中文系》之所以成为当代诗歌中的优秀之作，并不是李亚伟那所大学宿舍里的袜子特别臭，而是因为诗中鲜活地反映出了那个时代中文系学子的群像。诗中始终洋溢着一股强烈的青春气息和放荡不羁的叛逆精神。又如，雷达在《独特性：葡萄园里的“哈姆雷特”》中写道：


我并不是主张你大量罗列经济细节、账目核算之类的东西到作品里去。是的，恩格斯说过，他从巴尔扎克的作品里所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然而，巴尔扎克在写作品时，何曾想到过这些“特殊效果”。他老人家恐怕做梦也没有想过要和统计学家比赛的事。


巴尔扎克在年仅51岁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五十啷当岁，无论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家都称不上是“老人家”吧。
在我看来，一个认真做事的文学批评家，除了要在文学批评领域里卓有建树，同时还必须具有一种虚怀若谷的人格魅力。对于别人称其为“文坛巨擘”，雷达应该有所警惕。
贾平凹曾赞扬雷达说：“作为文学评论家，雷达已经名满天下。”“雷达一直活跃在文坛上，他的重要性在于连接和体现了老一辈评论家和新一代批评家的结合，他的特点或许并不十分独立，大有独立之姿者亦是怪才鬼才，但雷达是大才。”对此，雷达心领神会。2005年，在谈到贾平凹的小说《秦腔》时，雷达曾坦言：“由于书中人与人关系复杂，使得我常将人物所为张冠李戴，通常要将前后文反复对照才知所以。此外，大面积的乡村鸡零狗碎的琐事，让人读来感到厌烦。”然而，雷达在读《秦腔》时虽然读得颠三倒四，云里雾里，非常痛苦，但丝毫都不影响其对《秦腔》的热情赞美：


把《秦腔》放在整个中国今天乡土叙事的背景下来看是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也是贾平凹个人极其重要的一部作品。他突破了以往小说的写法，比较难读，要慢读、细读，才能读出它的意义和味道。他抽取了故事的元素，抽取了悬念的元素，抽取了情节的元素，抽取了小说里面很多元素，可以说，这是一次冒着极大的风险的写作，这样写太不容易，但《秦腔》却成功了。
在《秦腔》里，“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在粘（黏）稠地缓缓流动着，但作者打捞着即将消失的民间社情和语言感觉，弥漫着无处不在的沧桑感，贯穿全书最重要的意象有两个，那就是“土地”与“秦腔”，它们由盛而衰，表现传统的乡土中国的日渐消解，结构上以实写虚。但其原生态写法造成了阅读障碍。


试想，如果商家冒着极大的风险，将商场里销售的牛奶，把奶和营养都抽取了，那还叫牛奶吗？最多只能叫水。《秦腔》里把小说里的这元素那元素都抽取干净了，那还叫小说吗？最多只能叫文字碎片。既然雷达都承认《秦腔》的人物常令他张冠李戴，形成了阅读障碍，那么雷达又是怎样从《秦腔》的字里行间里感觉到其无处不在的沧桑感的呢？
多年来，雷达常常以茅奖评委权威和新闻发言人自居，对茅奖的评选发出一些看似具有远见卓识的见解和言论。在《我所知道的茅盾文学奖》中，雷达写道：“贾平凹的《怀念狼》、莫言的《檀香刑》、阎连科的《日光流年》、李洱的《花腔》、二月河的《雍正皇帝》等在文本文体上有所突破，是全球化语境下小说创作走本土道路的新尝试，却由于种种自身的原因或非自身原因落选了。”小说创作真有所谓泾渭分明的本土道路和外国道路之分吗？如果有，那么事实是，走本土道路根本就算不上是一种新的尝试。难道雷达能说贾平凹和莫言们是从国外的道路上走过来的？况且阎连科《日光流年》中那种“马尔克斯式”的句子，本身就是对外国小说的模仿，尤其是小说中的那个“三姓村”，分明让我们看到了英国作家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中“小人国”的影子。只不过“小人国”的人是个子长不大，而“三姓村”的人则是活不长。这种对外国文学作品移花接木的写作，怎么能够称之为是“走本土道路的新尝试”？
说实话，与雷达的评论文章相比，我倒是看好其散文。在《雷达散文后记》中，雷达如此写道：“我虽然慨叹文学批评的无人喝彩，但绝不准备放弃，我觉得那是我的宿命、苦命。”在笔者看来，雷达实在是过于悲观了。并不是文学批评无人喝彩，而是平庸的文学批评不但无人喝彩，甚至还会遭到人们的诟病。雷达说：“我有时自问，我的散文究竟写了什么？凭什么反比我的评论更能引起注意？”其实，答案早就写在雷达自己的文章里。雷达的散文常有真情，如果雷达一直从事散文写作，说不定已自成一家。但不幸误入他并不适合的理论之途，令人扼腕：可惜了，雷达。